为什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的救命稻草

为什么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而不能搞民主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

一、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走不通，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由于西方列强的侵略和封建统治的腐朽，中国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国家积贫积弱，社会战乱不已，人民生灵涂炭。我国许多爱国的仁人志士，从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到孙中山，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他们提出了一个又一个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促进中国进步、摆脱贫穷落后挨打的方案。本来，在人类社会发展序列上，资本主义是一种高于封建主义的社会制度，用资本主义去取代封建主义，无疑地标志着一种社会进步。但是，中国人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梦想却接连地破灭了，新生的资本主义经济及其政治力量代表总是不能战胜封建主义，其根本原因在于国际国内条件不允许中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因为在存在着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的条件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要摆脱贫穷落后，就必须从帝国主义的压迫下解放出来，不完成反对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代办的任务，是不能完成反对封建主义的任务的；又因为在旧中国的各种政党和政治力量中，除了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之外，没有哪一个政党或政治力量能够解决从帝国主义的统治和压迫下把中国解放出来的独立问题，把农民从封建的土地关系下解放出来的土地问题，以及从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下解放广大人民群众的问题，中国的具体历史条件决定了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走不通。于是，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让位给了工人阶级的人民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了人民共和国。正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新民主主义的正确道路，完成了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历史任务，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从中国实际出发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为古老的中国赶上时代发展潮流，阔步走向繁荣创造了根本前提，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近现代中国的发展历史告诉我们：在中国，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够救中国。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人民的选择，历史的必然。

二、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在新中国建立以后，特别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毛泽东和党中央带领全党全国人民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艰苦探索，取得了重要的理论成果，积累了在中国这样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十分落后的东方大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但由于人们对如何走出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缺乏规律性认识，再加上当时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的影响，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中发生过曲折，毛泽东在晚年，特别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1978年12月，在邓小平的领导下，我们党胜利召开了十一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确定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作出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从而实现了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解决了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根据新的实际和历史经验确立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道路这两个相互联系的重大历史课题，开辟了改革开放和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

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响亮地提出了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号召，领导我们党在新中国成立以来革命和建设实践的基础上，成功地走出了一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赋予中国社会主义和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以新的强大生机。邓小平强调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他牢牢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深刻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他指导我们党正确认识我国所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及其根本任务，制定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三步走”发展战略，有步骤地展开各方面体制改革，勇敢地打开对外开放大门，推动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发展，推动国防军队现代化建设和党的建设，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是开创和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前进的旗帜。

20世纪80年代末以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我们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团结带领全党全国人民捍卫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并集中全党全国人民的智慧，用一系列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回答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一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我国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思想理论武器、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根本指针。

在人类社会跨入21世纪以后，世界范围内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的竞争空前激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既保持着良好势头，又出现了一些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并抓紧解决的突出矛盾和问题。面对这种情况，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继邓小平的“发展才是硬道理”、江泽民的“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之后，把发展提到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总钥匙”的新高度，紧紧抓住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个基本问题，深刻分析和把握当前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在应对和战胜各种突如其来的严重困难和挑战中收获启示，在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互动中探索新的发展理念，创造性地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它提出要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对外开放，提出要正确认识和处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大关系，努力实现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平发展，这就深化和丰富了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使我们党对发展问题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党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引着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明显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带来了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的深刻变化，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也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从1978年到2008年，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从3 624. 1亿元发展到超过30万亿元，由世界第11位跃升到世界第3位；我国的财政收入由940亿元发展到6. 13万亿元；进出口贸易总额由206亿美元发展到2.56万亿美元；粮食产量由3亿吨发展到5.285亿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343.4元发展到15 781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133.57元发展到4 761元。(www.xing528.com)

事实雄辩地说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事情正如胡锦涛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所指出的，只要我们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一定能够胜利实现我们的宏伟蓝图和奋斗目标，在建党100年时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在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三、民主社会主义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两股道上跑的车，把它搬到社会主义国家只能导致复辟倒退

正当我国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朝着自己的奋斗目标阔步前进的时候，有的人却发出噪音、杂音进行干扰，他们忽而叫嚷什么“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忽而又把我国的改革开放说成“属于民主社会主义”，这就把澄清理论是非，划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民主社会主义的原则界限的历史任务，提上了思想理论战线的议事日程。

民主社会主义原名社会民主主义，它最初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思潮，表现在它要求民主共和制度，不是为了消灭资本和雇佣劳动这两极，而是为了缓和它们之间的对立并使之变得协调起来。以后由于马克思主义的广泛影响，在19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期间，第二国际所属许多西方国家的社会民主党，都曾在自己的党纲党章中，把通过阶级斗争打碎旧的国家机器、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用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这就使社会民主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内容在这段时间内交叉重叠起来。但是，在1895年恩格斯逝世以后，特别是在伯恩施坦主义的影响下，第二国际的右派和中派都蜕变成了社会改良主义，其“左派”则抛弃社会民主主义的名称而恢复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的称号。在二战以后，西方国家的社会民主党（含社会党、工党）人在1951年建立了社会党国际，并把其思想体系的名称由社会民主主义颠倒成“民主”社会主义，表示它已经由二战前的把资产阶级民主当作争取社会主义的手段，发展成现在的把资产阶级民主当作其社会主义的根本特征、当作目标本身了；表示它同共产党人之间的分歧，已经由二战以前的实现同一个社会主义目标的两条不同道路之间的分歧，发展成现在的两种根本不同的社会主义目标之间的分歧了。在1989年—1991年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以后，西方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人又把其思想体系的名称再颠倒成社会“民主主义”，表示它已不再是一种民主“社会主义”，而只是一种社会“民主主义”；表示它已经不再把社会主义视为一种制度和目标，不再追求对资本主义的超越，而只是企图通过对现存资本主义社会的不断调整去实现平等和互助。

所以，民主社会主义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两股道上跑的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认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又认为我国现在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最大的实际出发；要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毫不动摇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它以鲜明的中国特色，因而是扎根于当代中国的科学社会主义。反之，民主社会主义则把社会主义看作是一种道德需要而否认其历史必然性，它反对科学社会主义并把社会主义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制度选择中排除出去；它把资本主义国家中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完全局限在资产阶级民主的框架内，又主张通过新自由主义的“改革”，使现存社会主义国家“同资本主义一体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张大胆吸取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把这作为手段去发展社会生产力，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反之，民主社会主义则主张“同资本主义共同生存”，它以充当“资本主义病床边的医生”自居，只是争取使资本主义更加“文明化”、“民主化”、“人道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马克思主义为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同时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同本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紧密结合起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焕发出勃勃生机，给人民带来更多福社，使中华民族大踏步地赶上时代前进潮流，迎来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反之，民主社会主义则把世界观中立、指导思想多元化奉为思想纲领，为此，它时而把马克思主义同宗教原则并列为自己的信仰基础，时而又把马克思主义从自己的纲领中完全排除出去。

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民主社会主义作为两种思想理论和政治纲领，其含义截然不同，不容混淆，它们之间的原则界限，泾渭分明，不容抹杀。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属于民主社会主义”，完全是混淆是非的无稽之谈。在实践层面上，尽管以民主社会主义为信条的社会民主党人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执政期间，在改善劳动人民的物质生活状况、推进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生活进一步民主化方面，作出过一些成绩，但在把资本主义社会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社会这个根本问题上，却没有取得过什么成就。至于企图把民主社会主义那一套搬到社会主义国家中去，搞什么“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那么，戈尔巴乔夫的“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导致苏联和东欧国家剧变解体的前车之覆，已经清楚地说明：这条改旗易帜的邪路只能导致复辟和倒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