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探索两种社会主义发展路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是两股道上跑的车

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国之所以没有在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中垮台，这要归功于邓小平在这之前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这一系列我们称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政策，属于民主社会主义。

这种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混为一谈的说法的流传，将澄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作为两个思想概念的不同涵义，划清它们作为两条不同的政治道路之间的原则界限的任务，提到了相关的理论研究的前列。

一、正本清源地确定两个思想概念的不同涵义，不容混淆

“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由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来的。党的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作出了科学的概括和评价，确立了它在全党的指导地位，提出了用它来武装全党的战略任务。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指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反两个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在研究国际经验和世界形势的基础上，在改革开放的崭新基础上，开始找到的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和理论。这种道路和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继承和发展的成果，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经验进行科学总结的成果，也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国际环境和时代特征进行科学分析的成果。它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对当今时代特征和总体国际形势，对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成败，发展中国家谋求发展的得失，发达国家发展的态势和矛盾，进行正确分析，做出新的科学判断，形成了新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说到底，它是在当今国际和国内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继承和重大发展，它没有丢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又说出了一系列他们没有说过而符合时代特征、客观实际的新话。

民主社会主义是社会民主党、社会党、工党的思想体系，是由社会党国际在1951年第一次代表大会所发表的《法兰克福宣言》中把“社会民主主义”一词颠倒而成。社会民主主义最初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巴黎公社以后许多社会民主党人都曾信奉过马克思主义。但在恩格斯逝世以后，在1896年第二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特别在伯恩施坦主义出现和流行以后，社会民主主义又成了社会改良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就是由这种作为社会改良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颠倒形容词和名词而成的。而社会党国际之所以要把社会民主主义颠倒成民主社会主义，首先是因为它的民主观发生了重大变化：社会民主党已经由二战前的把资产阶级民主作为争取和达到社会主义目标的唯一方法、手段、道路，发展成二战以后的把资产阶级民主当作社会主义的组成要素和根本特征，当作目标本身（认为社会主义是民主的最高形式，而民主是社会主义目的的根本实质）；它进而认为社会民主党人同共产党人之间的分歧，已经由实现同一个目标的两条不同道路的分歧，发展成两种根本不同的社会主义目标之间的分歧。把社会民主主义颠倒成民主社会主义，其目的就是要表明它所主张的是一种民主的社会主义，一种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一种反对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正因为这样，在1951的《法兰克福宣言》中，社会党国际说：“共产主义妄称继承了社会主义传统。但事实上它歪曲了这个传统，使它面目全非”；“社会主义是最高形式的民主主义”。在1956年的《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声明》中，社会党国际又说：“社会主义同共产主义毫无共同之处。共产党人完全歪曲了社会主义的思想”，“我们相信民主制，他们则并不”；“对斯大林的批判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共产党政权的性质”，“而他们所谓的‘列宁主义’，只不过是斯大林主义错误思想和罪恶行为的早期版本”。

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作为思想概念具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涵义，这是不容混淆的。它们作为两条不同的政治道路之间的原则界限也是不容抹杀的。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作为两条不同的政治道路之间，第一个方面的原则界限在于如何对待科学社会主义、现存的社会主义国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立足于新的国际国内历史条件，坚持、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则坚持反对共产主义，这也正是在如何对待科学社会主义和现存社会主义国家的问题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作为两条政治道路之间第一条根本性的原则界限。

反对和抵制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还是伙同帝国主义对苏联、东欧国家发动和平演变攻势，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民主社会主义在如何对待科学社会主义、现存社会主义国家的问题上，第二条根本性的原则界限。

在冷战即将结束的时候，邓小平就敏锐地指出，“可能是一个冷战结束了，另外两个冷战又已经开始，一个是针对整个南方、第三世界的，另一个是针对社会主义的。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所谓没有硝烟，就是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他强调说，“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把希望寄托在我们以后的几代人身上”，“所以，要把我们的军队教育好，把我们的专政机构教育好，把共产党员教育好，把人民和青年教育好”。

反之，在1989年秋东欧局势发生动荡的时候，社会党国际却把其一贯反对共产主义的思想立场和方针政策，发展成对苏联和东欧国家发动和平演变攻势的行动。1989年6月，社会党国际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时发表《原则声明》说：“社会党国际支持旨在通过自由化和民主化来改革共产主义社会的一切努力。”同年11月2日—3日，欧洲23国社会党主要领导和社会党国际主席勃兰特在意大利米兰会晤，宣称“东欧各国的新进程打破了共产主义制度的僵硬”，“为民主和自由的社会主义开辟了广阔的天地”。“社会党对东欧变化应采取的方针”，一是“热烈欢迎东欧发生的变化，对东欧新的民主力量实行开放政策，同他们进行有效的合作”；二是“希望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取得成功，而不是遭到失败”；三是“希望欧洲共同体国家和其他欧洲国家及国际组织在解决东欧问题上共同合作，积极发挥作用”；四是“对东欧各国积极而谨慎地施加影响”，“推动东欧朝着民主和自由的方向进行政治演变，目前应当给东欧的改革注入新的推动力，加速其改革进程”。 1989年11月23日—24日，社会党国际理事会日内瓦会议又通过《关于东欧的立场文件》，重申“社会党国际支持旨在通过自由化和民主化改革共产主义社会的一切努力”，欢呼“欧洲各社会民主党的观点，特别是关于民主、人权以及缓和与欧洲合作观点，对于致力于实行改革和抛弃以前统治形式的组织已经成为令人鼓舞的衡量标准”，同时“真诚地希望看到戈尔巴乔夫发起的改革能够继续下去并获得成功”。

如何改革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缺陷和弊端，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民主社会主义在如何对待科学社会主义、现存社会主义国家问题上第三条根本性原则界限。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以后，在资本主义包围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苏联模式，是一种适应于战争和革命的时代主题的战备模式。在那样的环境里，它能够有效地调动人力、财力和物力去从事战争和建设，但在同时，它又包含有一系列缺陷和弊端。

就经济结构来说，按照苏联模式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经济，是一种片面强调发展重工业和国防工业，造成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农业、轻工业落后，人民生活必需品长期短缺的经济。

就发展战略来说，苏联模式所实行的是一种高投入、低产出，靠不断增加投入来增产的粗放经营，它重速度而轻效益，这就使它成为一种在劳动力和天然资源上的消耗型经济，效率低下、浪费惊人。

就经济体制来说，苏联模式不顾生产力在不同部门、层次上参差不齐的发展水平，过早地推行单一的生产资料公有制结构，而消灭其他经济成分；它还实行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和统一的决策机制，而排斥市场，限制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注重行政命令而忽视物质利益，这就削弱了推动其发展的内在经济动因。

就政治体制来说，苏联模式以权力高度集中和行政强制为特征，忽视社会主义民主建设，乃至出现个人专断，用专政手段去解决党内意见分歧，导致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治。

就对外关系来说，苏联领导人推行大党大国霸权主义，并在军备竞赛上耗费巨额资金，给国民经济带来难以承受的沉重负担。

更为严重的是，苏联领导人思想僵化，把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苏联模式加以绝对化和凝固化，把它当作社会主义建设的普遍规律强行推广到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去。在时代主题由战争与革命转换为和平与发展，科技革命的迅速发展更加明显地暴露出苏联模式的缺陷和弊端以后，仍然拒不对它作出相应的调整，这就使奉行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国家由隐到显地不断地爆发出社会经济政治危机。就经济方面来说，苏联在20世纪50年代末，就开始出现整个经济机制运转不灵，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农业、轻工业严重落后，影响人民生活改善，制约重工业发展的国民经济恶性循环的现象；到了70年代，又出现生产资源日渐枯竭，靠投入来增产的外延性扩大再生产难以为继，经济增长率明显下降等现象；进入80年代，各种生产要素资源接近枯竭，经济发展动因几近丧失，经济体制矛盾极其尖锐，经济增长率大幅度下降，人民生活水平明显下降。与此相适应，在社会政治方面，则爆发了1948年的“苏南冲突”，1953年的“柏林事件”，1956年的“波匈事件”，60年代的“中苏论战”，1968年的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事件，1970年的“波兰12月事件”和1980年的“罢工事件”，直到1989年—1991年间的东欧剧变、苏联解体。(www.xing528.com)

苏联模式的这些缺陷和弊端的暴露，说明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不论是照抄照搬还是部分地模仿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国家，都面临着越来越迫切的改革任务。但在如何改革苏联模式的缺陷和弊端的问题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却存在着原则分歧。

早在结束“文化大革命”以后，我国有些人从右的方面怀疑社会主义制度，说它不如资本主义，邓小平在纠正这些错误思想的时候就强调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并不等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他还据此而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具体的政治经济等体制明确地区分开来，确定了在改革不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的具体体制的同时，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改革路线。

邓小平认为，为了实现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我们既要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又要坚持改革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具体体制。邓小平说：“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这就是说，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领导和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是我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前提。与此同时，我们又要改革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经济、政治、科学技术、教育等方面的具体体制和运行机制，邓小平大声疾呼：“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

戈尔巴乔夫在1985年接任苏共总书记以后，也曾经在社会主义范围内推行过两项改革：加速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和根本改革经济管理的基本原则。但因所采取的措施严重脱离实际，使国民经济比例失调更加严重，以及招致企业集团利己主义，使消费基金的增长大大超过消费品生产的增长等原因，而使这两次改革都陷于失败。于是，戈尔巴乔夫就使其改革由“完善社会主义”转到民主社会主义的轨道上去，以“更新扭曲变形的社会主义”。戈尔巴乔夫的这条得到社会党国际和西方社会民主党人热烈支持并切盼其获得成功的民主社会主义的改革路线的要点有如下几条：

一是把从20世纪20年代—30年代形成起来的现存社会主义体制的弊端归结为人与政权、人与生产资料和自己的劳动成果、人与精神财富的三个方面的异化，宣称必须改造我们的整个社会大厦，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从而完全否定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

二是提出要采用属于全人类共同价值标准的民主和人道主义去纠正社会主义的异化现象，去抛弃与此相抵触的简单化的阶级观点。

三是提出用公开性、民主化、社会多元论去根本改造“官僚专制制度”。戈尔巴乔夫在把社会主义自我丑化、自我否定为“犯了罪”的“极权主义”、“专横社会主义”的基础上，把蛰伏在地下和帝国主义和平演变战略培植起来的反共势力召唤、组织起来去推翻共产党的领导。

四是从排除与资本主义的对抗性到同资本主义的总统制和议会制、取消共产党的领导而实行多党制、思想政治上的多元论和经济上的私有化等等实行一体化，一步一步地把苏联、东欧国家推向剧变解体。在这个过程中，戈尔巴乔夫又创建了俄罗斯社会民主党并参加社会党国际。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作为两条政治道路之间，第二个方面的原则界限在于如何对待资本主义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国内外都存在过一些误解。有的甚至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说成是什么“中国特色资本主义”。产生这种误解的根本原因是因为他们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关系的不同层次给混淆了起来。邓小平在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候，就明确提出了“我们坚持社会主义，要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的历史任务。怎样实现这个历史任务？最根本的，就是要在保持和发挥社会主义固有优势的同时，又吸收和利用资本主义的一些有用的方法去发展社会生产力。他强调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这包括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科技和管理方法，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资金，利用市场经济使之为社会主义服务等等。有的人担心引进资本主义的有用方法就会引进资本主义制度，针对这种疑虑，邓小平着重指出：“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某些好东西，包括经营管理方法，也不等于实行资本主义制度。这是社会主义利用这种方法来发展社会生产力。把这当作方法，不会影响社会主义，不会重新回到资本主义。”

那些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叫做什么中国特色资本主义的人，其产生失误的认识论上的原因，就在于把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手段和方法的层次，同社会制度、社会发展道路和方向的层次混同了起来，把前者当成后者了。他们忽略了一个根本之点，这就是我们在主张利用资本主义一些有用东西作为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方法的同时，在社会制度、社会发展道路和方向的层次上，我们不但不认为要学习和引进资本主义，相反地，还认为社会主义要比资本主义好得多，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不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就没有前途；社会主义在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取代资本主义。当然，吸取资本主义一些有用东西作为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方法，除了积极的影响占主要地位外，也会有一些消极影响，这就是资本主义的一些消极因素、腐朽东西也必定会跟着一起涌进来，要是听任其自由蔓延，那确实会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具有使社会主义演变为资本主义的危险，但只要我们保持务必消除它们的清醒头脑，采取“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等一系列有效措施，我们就能克服和杜绝资本主义腐朽东西蔓延开来、冲击和演变社会主义制度的危险。

至于邓小平所说“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它不仅表现在经济发展的速度上，而且是全方位、多层次、整体性的。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沿着和平发展道路，走着一条在国际战略上超越了世界主要大国通过海外殖民、对外扩张和掠夺，乃至发动侵略战争去实现传统现代化道路的，和平的发展、开放的发展、合作的发展、和谐的发展之路；在国内战略上则超越先污染后治理、先经历牺牲农业和农村以及用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代替劳动密集型的传统工业化道路，贯彻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的，节约的发展、清洁的发展、安全的发展、可持续发展的新型工业化之路。集中起来，归结到一点，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在吸取当代人类创造的文明成果的基础上，走出一条与世界资本主义大国所曾走过的传统现代化道路全然不同的、人类追求文明进步的新路。

如果说在如何对待资本主义的问题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吸收和利用资本主义的一些有用东西去发展社会生产力，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的话，那么，民主社会主义则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把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完全局限在和融化于资产阶级民主之中，说它们要“同资本主义共同生存”，而“不能简单地说什么我们要废除资本主义”；它们以充当“资本主义病床边的医生”自居，争取使资本主义社会更加民主化和人道化。而在社会主义社会，它们通过热烈支持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让它去认同资本主义、“同资本主义一体化”。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作为两条政治道路之间，第三个方面的原则界限在于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

邓小平指出，我们党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制定的正确的思想路线，“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他强调说：“我们坚信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只有结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我们正是根据这样的思想，力求实现我们的发展目标。”这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思想路线上，就既没有丢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又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同时代特征、中国具体实际紧密结合起来的过程中，不断地与时俱进、开拓创新，说出一系列老祖宗所没有说过而又符合时代特征、中国实际的新话来。

反之，民主社会主义从1951年社会党国际成立时起就把世界观中立、指导思想多元化奉为自己的思想纲领。为此，它们时而把马克思主义同宗教原则并列为自己的信仰基础：如1951年的《法兰克福宣言》说，“不论社会党人把他们的信仰建立在马克思主义或其他分析社会的方法上，不论他们是受宗教原则还是受人道主义原则的启示，他们都是为共同的目标而奋斗”；时而把马克思主义从自己的纲领中完全排除出去，如1959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哥德斯堡纲领》说，“在欧洲植根于基督教的伦理学、人道主义和古典哲学的民主社会主义，不想宣布任何最后的真理”，只字未提马克思主义；时而又重新提到马克思主义，如德国社会民主党1986年纲领说“欧洲民主社会主义的思想根源是人道主义哲学，基督教，马克思的历史和社会学说，工人运动的经验”。但无论发生什么变化，它的指导思想都不是马克思主义。他们之所以有时还要提到马克思主义，那是因为事情正如英国《经济学家》杂志早在1954年3月的一篇文章中所指出的那样，是“由于害怕共产党人在知识分子和工人中间成为马克思威信的唯一继承人”。

五、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属于民主社会主义，毫无根据

归结起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作为两个思想概念，它们的涵义截然不同，不容混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作为两条政治道路，在如何对待科学社会主义和现存社会主义国家问题上，在如何对待资本主义的问题的原则界限，泾渭分明，不容抹杀。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完全是两股道上跑的车，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属于民主社会主义，是毫无根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