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世界范围内对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热烈讨论，从某种意义上说，源于2004年以来中国党和政府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策宣示。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策宣示
自从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以来，30多年来中国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引起了国际上各色各样的评论和反响，其中尤以“中国威胁论”尘嚣甚上，意思是说，中国的这种飞跃发展对世界对其他国家构成了威胁。中国的发展究竟走的什么道路，它对其他国家，对世界到底构不构成威胁？这是一个必须澄清的重大原则问题。
在一段时期内曾经有过关于中国要走“和平崛起”道路的提法，但“和平崛起”的提法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有的不同意使用和平“崛起”一词，因为中国还没有崛起；有的认为，提和平崛起，既会刺激其他大国和周边国家，又会制约我制止“台独”；还有的认为以“崛起”来表达民族复兴，易于在国际上助长“突兀感”、“相对压迫感”，以及“中国单赢”的价值取代感等等。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认真听取和综合分析各种意见的基础上，在2004年8月22日纪念邓小平诞辰100周年大会上，正式提出了“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策宣示。2005年12月，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政策文件《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白皮书。
之所以说中国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策宣示，是因为坚持和平发展在实际上是邓小平创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邓小平曾经强调指出：“我们搞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社会主义，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只有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国家才能一步步富强起来，人民生活才能一步步改善。只有争取到和平的环境，才能比较顺利地发展。”[1]中国和平发展道路实际上是把邓小平所揭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内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根本战略和对外主张和平的根本战略联结和贯通起来，从发展道路的高度上加以集中地概括和宣示。
中国和平发展道路向世界宣告：从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到21世纪中叶中国基本实现现代化这一历史时期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将遵循对内不断发展生产力、对外主张和平的道路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这就说明，和平发展不仅是一个国际战略的问题，而且首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贯穿内外的标志性特征。正如胡锦涛在博鳌亚洲论坛2008年年会开幕式的演讲《坚持改革开放，推进合作共赢》中所指出的，中国政府和人民作出的走和平发展道路这一战略抉择“立足中国国情，顺应时代潮流，体现了中国对内政策与对外政策的统一，中国人民根本利益与世界人民共同利益的统一，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2]。在国际上它表现为和平发展的国际战略，在国内则表现为用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构建和谐社会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这种国际战略和国内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表现在我们既充分利用世界和平的大好时机努力发展和壮大自己，努力实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社会和谐的文明发展格局；又以自身的发展更好地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实现中国的发展与和平国际环境的良性互动。所以，它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贯穿内外的标志性特征。
二、世界主要国家的传统现代化道路
和平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策宣示，又是一条不同于传统现代化的人类文明发展新路。因为在人类文明史上，大国崛起往往伴随着战争和血腥。
15世纪以来，世界主要国家的现代化都不是通过和平发展的道路，而是通过对外掠夺、扩张乃至发动侵略战争来实现的。
（一）英国
以世界上第一个现代化国家英国为例，它的现代化历史，很大程度上就是一部海外殖民和扩张的历史，正是作为英国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海外殖民，拉开了英国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历史序幕。如果说圈地运动为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准备了大批雇佣工人和国内市场的话，那么，对外掠夺和殖民地扩张则为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巨额货币财富和国外市场。
英国的海外扩张始于1550年—1675年的海盗行为：对金银的无限贪欲，促使英国商人和冒险家从事海盗掠夺，他们抢劫葡萄牙人装载东方香料的船只，抢劫西班牙人装载美洲白银的“白银舰队”，这些海盗行径由英国王室发给特许状的人们进行，并得到英皇的积极支持。在发现新航线、新大陆后，由于葡萄牙控制了东印度群岛，西班牙控制了西印度群岛，英国起初只能通过贸易和海盗手段从经济上打击它们，但随着在16世纪中叶以后，英国经济力量和海上力量的日益强大，就开始对葡、西发动公开的殖民地争夺战，1588年，英国政府在伦敦商人的支持下击溃了西班牙“无敌舰队”，1600年成立掠夺印度和垄断远东贸易的东印度公司，1620年和1633年分别在马德拉斯和加尔各答设商馆建立了入侵印度的据点。16世纪末、17世纪初，英国殖民势力进入北美和西印度群岛，并在那里建立了第一批殖民地。此外，英国还对邻近的爱尔兰发动侵略，大规模掠夺爱尔兰农民的土地。英国的贵族和资产阶级通过这些为国内的工场手工业的大发展提供巨额资本。1650年，英国通过对葡萄牙发动战争，取得了对葡属殖民地进行贸易和特惠关税权；1655年，英国派遣远征军强占西班牙在西印度的殖民地牙买加，发展种植园奴隶制；1652年—1674年，英国通过三次战争迫使荷兰承认其航海条例，并从荷兰手中夺取了北美的尼德兰殖民地，随后又把荷兰势力排挤出印度；从17世纪末期开始，英国同法国争夺在印度、北美和西印度的殖民地霸权以及猎捕非洲黑人的垄断权和掠夺西非的黄金，在1757年—1763年的“七年战争”中，英国从法国手中夺取了加拿大及其附近的全部领土，西印度的小安得列斯群岛和非洲塞内加尔的一部分，并使东印度公司由一个商业强权变成一个军事的、拥有领土的强权，在武力征服印度以后，把印度变成英国资本原始积累的重要源泉，在1757年—1815年间从印度搜刮310亿英镑的财富。从19世纪开始，英国进一步加强了对外侵略和对殖民地的掠夺，英国的殖民地面积，从1800年的1 130万平方公里，扩大到1876年的2 250万平方公里，人口达25 190万人，英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殖民帝国。从19世纪初到60年代，英国还以印度为基地，先后对缅甸、阿富汗、伊朗发动侵略战争，占领了新加坡、缅甸等许多地方；英国殖民者还把大量鸦片偷运到中国，当中国人民进行抵制时，便在1840年—1842年发动第一次鸦片战争，迫使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割让香港，开放五口通商，赔款2 100万元；接着又在1856年伙同法国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侵入北京大肆劫掠，再次迫使中国割地赔款，使中国从此沦为西方列强的半殖民地；1900年，英国又伙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发动对中国的大规模侵略，迫使中国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英国还是19世纪最后25年中帝国主义列强瓜分非洲的最积极的参与者；到1914年英国所拥有的殖民地占全球面积的1/4，占各帝国主义国家侵占的殖民地领土的1/2，英国本土还不及英帝国总面积的1%，它使印度和埃及成为英国的棉花产地，使加拿大成为其粮仓，使澳大利亚成为其畜牧场，使撒哈拉以南非洲成为其重要的矿产原料和贵金属产地。英国的资本主义现代化就是在这种不断地对外扩张、掠夺和侵略中发展和完成的。
（二）美国
美国的资本主义现代化也是在领土扩张和殖民开发中推进的。
美国在经过1776年—1783年的独立战争刚刚摆脱了英国殖民统治的枷锁后，自己就走上了殖民扩张的道路。美国在1776年宣布独立时，其国土面积只有400万平方公里左右，但从1783年开始，就从印第安人手中逐步夺占了阿巴拉契安山和密西西比河山之间的大片土地，使自己的国土面积翻了一番；1803年，它趁拿破仑在海地战败的机会，用1 500万美元的价格，从拿破仑手中购得了领土达160多万平方公里的法国路易斯安那地区，使密西西比河从美国西部边界的界河变成美国的内河；趁欧洲各国混战的机会，在1818年向英国购买了现在为北达科他州的部分土地；1819年以500万美元的代价，从西班牙殖民者手中买进了佛罗里达地区，在1845年成为美国的第27个州；1845年美国吞并了墨西哥的得克萨斯省，宣布它为美国的第28个州；作为1846年—1848年美国与墨西哥战争的结果，美国又用1 500万美元强行购买了墨西哥近一半的领土；1867年美国又利用俄国与土耳其作战失败的机会，以每平方公里不到2分钱，总共720万美元的价格，从沙俄手中买到了阿拉斯加，不久又买到了阿留申群岛；1890年后，美国又掀起了海外扩张的浪潮：1898年通过美西战争兼并了夏威夷；1898年2月以“缅因号”战列舰在哈瓦那港口爆炸为借口向西班牙开战，在西班牙战败后迫使它放弃对古巴的主权，割让菲律宾给美国，美国还获得关岛，控制了加勒比海域。这样，在美国建国100多年的时间里，就由建国初期的13个州扩展为50个州、一个特区和一些海外领地，国土面积扩大到了930万平方公里，美国还通过投资，在1912年—1913年控制了墨西哥的主要经济命脉（78%的矿井，72%的冶金企业，58%的石油开采和68%的橡胶企业）；通过强迫朝鲜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取得了在朝鲜采伐森林、开矿设厂以及利用朝鲜港口和沿海航行等权利；1900年，美国参加八国联军，用武力干涉和镇压中国的义和团运动，向清政府强行索取许多在华权益；1903年美国煽动巴拿马脱离哥伦比亚，强买巴拿马运河地带，凿成并控制了对美国具有战略意义的巴拿马运河；20世纪初，美国还通过武装干涉、扶植傀儡、收买股票、给予贷款等手段，控制了圣多明各、洪都拉斯、海地等国家的财政经济命脉。
（三）法国
法国资本主义现代化，也是通过奴隶贩卖、海上劫掠、殖民掠夺等手段来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的。路易十三时代不仅通过国外的“贸易”在中美、南美、安得列斯群岛和西印度群岛建立许多殖民地据点，而且还在1635年直接参加欧洲的“三十年战争”，夺取亚尔萨斯和洛林，将法国领土扩展到莱茵河西岸；路易十四时代，更通过1667年—1697年的三次战争，先后侵占了北美的加拿大、路易斯安那、西印度的富裕群岛、非洲的马达加斯加以及印度的部分地区；17世纪末，法国的殖民活动达到了极盛时期，只是在18世纪以后，由于在与英国争夺殖民霸权的激烈斗争中多次失利，法国的扩张活动受挫，殖民势力有所削弱；19世纪初，拿破仑又多次发动侵略战争，大大扩展了法国的版图；第一帝国毁灭后，重新缩回到1790年的疆界，但到19世纪30年代法国的殖民掠夺再次加强，1830年开始侵占阿尔及利亚，接着兼并了非洲的鲁西贝（1841年）、马特约（1843年）、象牙海岸（1843年）和几内亚（1843年）：从19世纪50年代起，法国的殖民扩张又达到了高潮；1854年—1860年间，法国多次侵略中国、掠夺了大量财富；1858年起，法国又在印度支那发动战争，它在1859年—1861年占领了西贡，1862年征服了交趾支那，1863年把柬埔寨变为保护国，1860年远征叙利亚，1860年—1867年武装干涉墨西哥；1869年凿通苏伊士运河，把侵略势力伸入埃及。通过这些，法国急剧地扩大了它的殖民地范围；1820年时它所拥有的殖民地面积是2万平方公里，人口40万，到了1860年，殖民地面积就增加为20万平方公里，340万人口；而到了1876年更进而增加到90万平方公里和600万人口，这就使法国成为仅次于英国的殖民帝国。
（四）德国
德国是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经济军事扩张，同老牌资本帝国主义国家进行瓜分世界的斗争和战争的典型。
19世纪80年代初，德国步英、法等国的后尘，走上掠夺殖民地的道路，最初它把侵略矛头指向非洲沿岸，也侵入太平洋的伊里安岛（新几内亚），19世纪90年代初，德国提出了建立殖民帝国和争夺世界霸权的要求，开始侵略中国，并继续向东方其他地区扩张势力，1897年，德国占领了中国的胶州湾，强迫取得修筑铁路和开采矿山的特权，把整个山东省变成其势力范围；1900年，德国又在八国联军中充当先锋，镇压中国的义和团运动、勒索了大量赔款。截至1914年，德国已掠夺到殖民地面积290万平方公里、人口1 230万人，但与英、法等老牌帝国主义国家相比却差得很远，那时，英国的殖民地面积为3 350万平方公里，相当于其基本面积的110倍；沙俄霸占的殖民地1 740万平方公里；法国拥有殖民地1 060万平方公里。当时已成为欧洲霸主的德国显然不能满足于这种失败结果，迫切要求重新“洗牌”，另一方面，英、法、俄等国也不满和反对德国在全世界的争夺和渗透，不愿看到德国加入世界强国行列，为此结成了一个以对抗德国为基础的帝国主义军事集团，力图压制、排挤德国，德国力图通过战争来摆脱这一联盟的噩梦，于是以萨拉热窝事件为导火索，在1914年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以德国战败、帝制结束告终，战胜国把不平等、不公正的《凡尔赛条约》强加给德国，伤害了德国人的自尊心，激起了他们强烈的复仇愿望，在1929年—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和世界大萧条、德国民族主义势力增长的特殊氛围中上台的希特勒矢志夺取世界霸权、建立“大德意志帝国”，在1938年突然“合并”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1939年吞并波兰、挪威，随后全面打响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但在世界性反法西斯大联盟面前，希特勒统治的德国又以在1945年5月8日宣布无条件投降告终。
（五）日本
和德国一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成为战败国的日本，其现代化更是同侵略中国、朝鲜等国家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的。
早在1874年，日本帝国主义者就以琉球居民在台湾被害为借口，在美国顾问策划下侵略我国台湾，夺占了琉球群岛（1879年改称冲绳岛）；1875年以后又开始一步一步地侵略朝鲜；1890年纺织危机以后，日本资产阶级提出了向中、朝扩张的要求，并在1894年发动了大规模侵华的中日甲午战争，迫使清政府在1895年签订《马关条约》承认朝鲜“独立”，由日本霸占朝鲜市场；侵吞中国的台湾和澎湖列岛；迫使清政府交纳两亿三千万两白银赔款，并开放长沙、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承认日本人在各商埠港口有从事各种制造业的权利，这就使日本的出口贸易在1895年—1905年间扩大了一倍半，刺激了日本纺织工业、以军事工业为中心的重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的迅猛发展，中国赔款的90%以上用于扩军方面，这又带动了钢铁、造船、煤炭等工业和铁路的大发展，1897年八幡制铁所的建立，就是这种发展的重要标志，而它使用的铁矿石，主要来自中国的大冶铁矿。在中日甲午战争以后的10年即1894年—1904年间，日本的工业交通运输以及银行贸易都有惊人的发展；各部门的公司数由2 844家增至8 895家，实缴资本由2.45亿日元增至9.31亿日元，分别增长32. 1倍和2.8倍，工人由38万人增加到48.4万人。
如果说中日甲午战争促进了日本工业革命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的确立的话，那么，接踵而来的仍以侵略中、朝两国为目标的日俄战争，又极大地促进了日本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1904年2月，日本军国主义经过长期扩军备战，不宣而战，开始进攻俄国在中国旅顺、大连和朝鲜的军事力量，企图把沙俄在朝鲜和中国东北的势力驱逐出去，吞并朝鲜，独霸中国东北地区。在这场战争中，日本依仗其长期发展起来的军国主义势力和英美的大力支持，打败了沙俄，在1905年签订了《朴茨茅斯条约》，迫使俄国把库页岛南部割让给日本，承认日本对朝鲜的实际控制权，将中国中东铁路南段（长春—旅顺）、旅顺、大连的租借权转让给日本，这就使战争后期日本国内再次出现来势迅猛的兴办企业高潮：仅1905年下半年到1907年的两年多时间里，新建和扩建的企业投资就达6. 747 7亿日元，相当于过去10年投资总额的2倍，1904年—1914年的10年间，日本的工业生产增加了1.5倍，生铁产量增加了3倍以上，由6.8万吨增加到30. 2万吨，钢铁产量增加近4倍，由6万吨增加到28. 3万吨，工厂工人由48.4万人增加到108. 6万人，增加1.2倍，对外贸易的输出额由3. 192 6亿日元增加到5.911亿日元，输入额由3.713亿日元增加到5.9574亿日元。经过中日、日俄两次战争，日本侵占了包括台湾、朝鲜、库页岛南部等相当于日本领土76%的外国领土，并在中国取得了租借地和特权；经过这两次战争，日本把清政府和俄国在朝鲜的势力驱逐出去，接着又在1905年11月强迫朝鲜接受保护条约，继而又在1910年8月公布《吞并条约》，灭亡了朝鲜；1915年1月，日本向中国提出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1931年9月18日对我国东北发动军事侵略，开始实现其长达14年的征服中国的狂妄计划；1941年12月8日发动太平洋战争，妄图实现其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迷梦；它还采取突然袭击手段，在六个月内就侵占了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越南、泰国、缅甸、印度等国的大片领土，直到在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联合打击下，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八年抗日战争的打击下，在1945年8月15日接受《波茨坦公告》宣布无条件投降。
（六）俄国
比其他资本帝国主义经济基础来得薄弱的军事封建帝国主义的俄国，更需要依靠军事手段来进行殖民扩张。从16世纪初到20世纪初，俄国从一个由第聂伯河、德维纳河和沃尔塞夫河流域组成的中等大小国家，扩张成为一个从大西洋到太平洋西头幅员辽阔的帝国，一个地跨欧亚两洲，拥有一百多个民族的帝国，正如一位俄国历史学家所说，一部俄国史，就是一部不断对外殖民，进行领土扩张的历史。
沙皇俄国利用其有利的地理条件，积极参加了与其他帝国主义争夺中国、伊朗和土耳其等半殖民地国家的斗争。它是掠夺中国领土最多的国家，早在19世纪中期，它就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割占了15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又进而企图占领中国的东北、新疆、蒙古和西藏等地区，而在20世纪初，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斗争中，俄国又充当了侵华的急先锋。
为巩固其在东北的势力范围，俄国修筑了穿越中国东北以达海参崴的西伯利亚铁路、从哈尔滨到旅顺口的铁路，攫取铁路沿线的军警“护路”权、采矿权、伐木权、内河内海航行权；又在东北开厂设矿，掠夺东北的矿产，特别是金矿，仅在黑龙江沿岸就开设金矿21所，使用矿工10万人以上，俄国还在东北进行掠夺性贸易，以高价向中国销售布匹等工业品，从中国廉价掠取粮食、牲畜和各种原料；日俄战争后，俄国为加强在东北的殖民经营，还在东北大量招募华工，仅1906年—1910年间就招去50多万华工，其工资只有俄国工人的一半。俄国还企图吞并中国的蒙古、新疆和西藏，在1904年—1905年间，沙俄从塔什干修了一条直达中国新疆边境地区的铁路，把其垄断资本的分支机构洋行遍设新疆各主要城镇，高价向中国销售布匹等工业品，又以低价掠取成百万头牛羊从新疆运往俄国，甚至还在新疆大量倾销鸦片，夺取暴利，毒害中国人民。
从以上六个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回顾中可以看出，它们的现代化都是通过对外掠夺、扩张乃至发动侵略战争来实现的，是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宣示的中国和平发展道路截然不同的，因为中国和平发展道路要努力实现和平的发展、开放的发展、合作的发展、和谐的发展。
三、中国和平发展道路是人类追求文明进步的新路
正因为世界上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都是通过对外掠夺、扩张乃至发动侵略战争来实现，因此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也是断然否认和平发展、和平崛起的。例如，在二战前后开始逐渐形成的古典现实主义派的理论就认为国家的“实力”是决定国家间行为的第一要素，尽管在前进的道路上存在着巨大障碍，“实力”的性质总是要不断延伸和扩张，国家必然通过军事行动来加强它在地区扩张的力量，而经济基础是军事、政治实力发展的保证，因此，从逻辑上讲，经济的发展和扩张是进行扩张和发动战争的必要条件。古典现实主义派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实现的高速经济增长，成为世界市场的主力军，吸引了国际大企业的大量投资感到非常恐惧，把中国看成是造成地区和世界不稳定潜在可能性的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形形色色的“中国威胁论”，它的一个重要的认识论根源，也在于这种建立在传统现代化经验基础上的国际关系理论。
在否定国家和平发展与和平崛起的可能性的人中间，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米尔斯海默是一个典型代表。
米尔斯海默在《大国政治的悲剧》一书中断言，中国成不成为民主国家无关紧要；仅仅是正在迅速发展这一事实就使得中国走上了一条与美国冲突的道路。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国际体系是崇尚弱肉强食的；在这个体系内，武力是最有用的；因为所有国家都把经济力量变成不断增强的军事力量，取得支配地位。2004年9月20日—21日，在美国著名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举办的以“中国和平崛起？”为题的大型学术研讨会上，米尔斯海默又断言中国和平崛起根本没有可能。他先是以美国从独立时北美13个州的小国发展为横跨两洋的世界强权的历史，从门罗主义到布什政策的演变来论证他的观点，说明任何强权总是在取得地区霸权之后进而要求取得世界霸权，在世界上同时并存着几个大国强权并且都拥有大量进攻性武器的情况下，国与国之间必然互相猜疑，尽力使自己保持比对手更为强大的军事力量。因为越是强大，就越不会招致别国的攻击。接着，米尔斯海默又以历史为例来证明，20世纪除英国以外，存在过4个帝国强权，即一战与二战前的德国，以及日本与苏联。它们每一个都想实现美国在19世纪所实现的从地区强权走向世界强权的目标，但是全都失败了，而对于这四个帝国的最终瓦解，美国起了关键的作用。因此，米尔斯海默得出结论说，从地缘政治与历史经验出发，美国都需要保持世界唯一的霸主地位，决不会容忍出现势均力敌的竞争者，所以，美国将来可能会用对付苏联的方法来对付中国。2005年1月—2月号的美国《外交政策》双月刊，以“巨人之间的冲突”为题，报道了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与米尔斯海默就中美两个大国是否注定要决一雌雄的问题所展开的辩论。米尔斯海默在《最好成为巨大的异形恐龙哥斯拉而不是小鹿斑比》的文章中，重申其“中国不可能和平崛起”论，他强调说，如果中国在今后几年继续大力发展经济，美国和中国很可能在安全领域发生激烈的对抗，甚至极有可能爆发战争。包括印度、新加坡、韩国、俄罗斯和越南在内的中国的大多数邻国，很可能会与美国一道遏制中国。因为美国决不会容忍出现势均力敌的竞争者，就像它在20世纪所表明的，美国永远是世界上唯一的地区霸主。因此，美国将设法遏制中国，最终将其削弱到无法与之抗衡，不再有能力控制亚洲的程度。总而言之，美国将来很可能会用冷战时期对付苏联的那种方法来对付中国。
中国到底能不能实现和平发展？这是一个要由实践来检验，而不是由哪个人说了算的问题。而中国和平发展道路，一方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策宣示，表明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在到本世纪中叶时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过程中将坚定不移地走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决心和信心；另一方面，它又是对于自1978年以来的30多年中中国已经走过的道路的事实描述。在和平的国际环境中，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3 624. 1亿元发展到2007年的24.66万亿元，占全球的比重由占1.8%发展到占6%以上；进出口总额由206亿美元发展到2.17万亿美元，占全球的比重由不足1%发展到8%；外汇储备由1.67亿美元发展到1.52万亿美元，由世界第40位跃升到世界第一位；财政收入由940亿元发展到5. 13万亿元；人均国民收入由379元发展到1.85万元；城乡人民可支配收入由343.4元和133.57元发展到13 786元和4 140元。中国的经济腾飞对世界到底意味着什么？曾长期担任英国《金融时报》驻北京首席记者的詹姆斯·金奇在获得《金融时报》与高盛年度最佳商业图书奖的《中国震撼世界》一书中描绘道：一方面，中国对原材料、能源以及粮食的需求无处不在；另一方面，中国又源源不断地输出商品、劳动力和投资，这一切都将重写现代世界的贸易和政治；特德·菲什曼则在《中国公司》一书中说，在美国沃尔玛超市销售的商品中，有70%是中国生产的。中国现在不仅是玩具、服装和电子消费品的最大生产者，还迅速升级到汽车、电脑、生物、航空、通信生产领域。中国经济最有力的武器便是常说的“中国价格”，即由廉价的劳动力大量生产更低廉的无数商品。中国人的生产和消费方式，已经改变了美国人的购物习惯、工种以及工资和养老金的数目，甚至还有美国人呼吸的空气。
正因为这样，中国和平发展道路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策宣示，正在越来越大的范围内，得到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的广泛认同。
例如，在《中国崛起是21世纪最重要事件》的专访中，美国著名智库布鲁金斯学会中国中心主任杰弗里·贝德就认为[3]，中国提出了“和平崛起”的说法，这等于向世界宣布中国在崛起为一个世界强国后，不会像20世纪的日本和德国那样寻求领土扩张和给世界带来破坏，将不会寻求试图控制其他国家，而是将尊重国际法并给世界带来和平，在世界上发挥建设性的作用。“和平崛起”等于向全世界的中国人都发表了一个声明，这个声明阐明了中国的发展方向。这也向中国人发出一个明确的信息，那就是：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是好事情，但不应该是挑衅性的，也不应该是暴力的。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遏制中国不会奏效》[4]一文中指出，世界重心正从大西洋向太平洋转移。中国的发展常被人拿来和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意志帝国的崛起相比较，但这种分析是不正确的。德意志帝国模式追求的是以帝国军事控制压制对手。与20世纪初的欧洲相反，现在已经没有人相信某个国家可以在六个月内不费吹灰之力击败对手了。在一个全球化和核武器的世界，没有人相信战争会产生赢家。将中国与苏联相比也不明智，苏联有俄罗斯帝国主义传统，并保留了沙皇统治欧洲的愿望。而中国目前的疆域基本上已经维持了2 000年，并不想控制周边国家。冷战期间用来对付苏联的遏制政策已不适应现实情况，我们也不应揪住中国国防问题不放。中国国防开支的确在增加，但其军事预算现在只相当于美国的20%。当然台湾问题可能会恶化，但是我们应该努力把这一问题控制在谈判范围。中国也希望与美国合作以发展经济，宣布与中国进行冷战会使我们一无所获，并只能得到为数不多的国家的支持。
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战略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顾问布热津斯基在一篇题为《赚钱而不是打仗》的文章中说，今天在东亚，中国正在崛起，迄今为止是和平的崛起。虽然人们对某些外部问题——尤其是台湾问题——愤愤不平，不过，冲突并非不可避免，也不是非得发生，中国领导人并不倾向于向美国发出军事挑战。他们的注意力仍然放在发展经济和作为一个大国赢得国际社会的承认上。中国专注于甚至几乎沉湎于自身崛起的努力之中。从更广泛的层面看，中国决心保持经济持续增长。如果奉行对抗性的外交政策，那么经济增长就会中断，数亿中国人的生活将受到影响，共产党的执政就将面临威胁。不仅对于中国的崛起，而且对于自身的弱点，中国领导人看来是理智、审慎和敏感的。因而我依然相信，我们能够避免经常伴随着新大国的崛起而产生的消极后果，中国显然正在融入国际体系[5]。
美国外交学会会长理查德·哈斯在《如何对付中国》一文中写道：外交政策领域的“现实主义者”以历史为例指出，中国必将挑战美国的至高地位，美中关系变成竞争关系乃至更加糟糕的关系只是一个“何时”而不是“是否”的问题。他们的结论是什么？美国应该设法阻止中国的崛起。这种思想中的一个问题在于，国家的崛起和衰落大都超出美国或任何局外人的控制范围。即使美国想要阻止中国的崛起，它也未必能够做到。然而美国应该这样做吗？答案是否定的。首先，企图阻止中国崛起必然会引起它的敌意，几乎肯定会导致它设法损害美国在世界各地的利益。更重要的是，美国不该阻拦一个强大的中国的崛起。如果美国想要找到自己所需的伙伴，应付全球化带来的核武器扩散、恐怖主义、传染病等疾病、毒品、全球气候变化等诸多挑战，那么它就需其他国家变得强大起来。美国外交政策讨论的问题不该是中国是否变得强大，而应该是中国如何运用其日益壮大的力量。在与印度、日本及其他国家的合作中，我们的目标应该是让中国融入国际体系。使它成为国际社会的一根支柱[6]。
澳大利亚前总理霍华德要求美国减少对崛起的中国的敌对，并指出，中国的崛起对世界有利。他指出，由于中国在21世纪的亚洲占据着重要的战略和经济地位，因此将不可避免地给国际秩序造成一定的压力。但是从得失所系的角度看待中国的崛起过于悲观，指导思想是错误的，并可能是危险的。霍华德强调说，试图限制中国的发展是很愚蠢的。中国的发展不仅对中国，而且对全世界都有利。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和与世界经济的一体化使数亿人摆脱了贫困。它近几年来的发展进一步推动了全球经济和世界贸易保持增长的势头[7]。
新加坡资政李光耀在接受德国《明镜》周刊记者专访时指出，对中国发展感到害怕是愚蠢的。他说，这种发展不可避免，但谁也不应因此而感到害怕。中国人估计，要赶上其他国家的领先地位，需要30年—40年，也许需要50年和平和安定的环境。他们打算无论如何要避免德国和日本所犯的错误，德国和日本在上世纪争夺势力范围、影响和资源导致毁灭性的战争。他们将做买卖，但他们不会提出这种要求：“这是我的势力范围，你们不能进来。”美国在南美投资，因此他们也去南美，巴西向中国人提供了与美国马萨诸塞州一样大的面积种植大豆。中国人去苏丹和委内瑞拉购买石油，因为查韦斯总统不能忍受美国人。为了石油和天然气，中国人也去伊朗。他们不打算用军事手段争夺势力范围，而是打算通过经济竞争来加强自己的实力。中国和美国将成为竞争对手，但不一定成为敌人。中国人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用于使其周边国家成为朋友。他们与俄罗斯和睦相处，他们正在与印度改善关系。这两个大国将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并将相互学习。他们没有为南中国海的石油与菲律宾和越南发生争吵，而是与他们商定共同勘探和开采那里的石油，他们与印度尼西亚缔结了贸易和技术交流战略协定。中国人非常了解美国人包围他们的企图。他们正在巧妙地打破这种企图。 日本是亚洲唯一真正公开站到美国人一边的国家，其他所有亚洲国家在中美关系中保持中立或者对中国友好[8]。
中国所主张和实践的和平发展道路与世界主要国家的传统现代化道路这样的截然不同，它所标志的人类追求文明进步的全新道路的事实是这样的明显，以致当美国有人说中国正发动咄咄逼人的攻势以夺取全球经济霸权，敦促美国全力制止中国前进的步伐时，当即被英国《金融时报》斥责为“夸张造作的胡言乱语”。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有一位叫彼得·纳瓦罗的教授认为中国正发动咄咄逼人的攻势以夺取全球经济霸权，为此，他在《即将到来的中美战争》一书中敦促美国全力制止中国前进的步伐，认为美国采取的措施应该包括直接与中国进行军事对抗、实施制裁和边境管制，在必要时以军事行动作为补充；他把已经主导世界许多市场的中国廉价制成品的流入称作“大规模生产武器”，他所提出的避免这种“威胁”的政策处方是，以中国“不道德和机会主义地行使联合国否决权”为由，剥夺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否决权，他还告诫美国消费者注意购买中国廉价商品所包含的危险的潜在代价。但他并没有提供任何可信证据来支持其所谓中国正在寻求经济主导地位的论点。为此，英国《金融时报》当即以《大规模生产武器和其他故事》为题发表报道指出：“认为中国正在发动咄咄逼人的攻势以夺取全球经济霸权，这是一派胡言，声称美国必须报之以战争威胁为后盾的经济对抗，借用英国著名哲学家边沁的话来说，更是夸张造作的胡言乱语。”[9]
正因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走的是一条和世界主要国家的传统现代化截然不同的，人类追求文明进步的全新道路，因此，用传统现代化的经验和思维框架去判断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就注定不能得出符合客观实际的正确结论。
那么，为什么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能够超越世界主要国家的传统现代化道路，走上人类追求文明进步的全新道路？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依据到底是什么呢？
四、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国情和时代依据
中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有其国情依据，也有其时代依据。
在国情依据方面，首先是中国实行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决定了中国不能走对外扩张、掠夺乃至发动侵略战争的传统现代化道路，而只能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去实现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邓小平说过：“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这个社会制度的性质决定了我们对外奉行和平外交政策。”[10]因为和平是工人运动最重要的要求，早在工人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的时候，历史就赋予它以卫护和平的责任，1869年5月12日，马克思在代表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所写《致合众国全国劳工同盟的公开信》中指出：“一个光荣的任务落在你们的肩上，那就是要向世界证明：现在，工人阶级终于不再作为一个驯服的追随者，而是作为一支独立的力量登上历史舞台，他们已经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并能在他们的所谓主人们叫嚷战争的地方卫护和平”[11]；和平又是共产主义的国际原则，1870年7月23日，马克思在代表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所写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一篇宣言中，就开宗明义地宣告“同那个经济贫困和政治昏聩的旧社会相对立，正在诞生一个新社会，而这个新社会的国际原则将是和平，因为每一个民族都有同一个统治者——劳动”[12]。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建立，既消除了我国屈从外国侵略、奴役的社会根源，也从根本上消除了对外侵略的社会根源。所以，中国一贯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决捍卫世界和平，真诚希望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同世界各国建立和发展关系，开展友好合作，求得共同的发展。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就向世界宣布：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邓小平进而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界定为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社会主义、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在时代主题转换以后，邓小平更强调说，中国对外政策的目标是争取世界和平。在争取和平的前提下，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建设，发展自己的国家，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希望有一个持久的国际和平环境。要建设，没有和平环境不行；要发展，只有在和平的环境里才有可能。我们热爱和平，我们也需要和平。争取一个长期的国际和平环境，符合我们国家的最大利益，符合中国人民的最大利益。
我国还是一个处在转型关键时期的发展中国家，也说明了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是基于中国国情的必然选择。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但我国人口多、底子薄、发展不平衡，仍然面临着一系列大规模难题。例如：我国已经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它还不完善，生产力发展仍然面临诸多体制性、机制性障碍，改革进入攻坚阶段，体制创新任务艰巨，深化改革必然触及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我国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增长，经济结构加速调整，但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和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尚未根本改变，能源、资源、环境、技术的瓶颈制约日益突出，实现可持续发展遇到的压力增大；我国的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城镇化加快发展，但农业基础薄弱的状况还没有根本改变，保持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难度增加，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我国科技事业不断发展、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但许多重要领域的核心技术和关键产品仍大量依靠进口，自主创新能力亟待提高；我国人民生产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但还只是低水平、不全面、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城乡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尚有相当数量，包括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看病、子女上学、生态环境保护、安全生产、社会治安在内的一些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亟待研究解决，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的难度加大，全面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任务繁重；我国区域、城乡、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取得了显著成绩，但发展不平衡现象依然存在，缩小发展差距和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任务艰巨；我国的对外开放范围扩大、领域拓宽、同国际社会的联系更加紧密，但面临的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更高；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断发展，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进一步落实、社会主义文化更加繁荣、人民群众政治参与的积极性不断提高，但另一方面，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对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先进文化提出更高要求；我国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组织形式发生了深刻变化，社会活力显著增强、网络信息的影响日益广泛，但与此同时，使流动性大大增强，人民内部矛盾出现了新的情况，社会建设和管理面临一系列新的课题；我国社会总体安定团结，但与此同时，各种消极腐败现象、各类犯罪活动和各种敌对势力的渗透破坏活动依然严重存在，给社会稳定与和谐带来的不利影响不可低估。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面临着重要战略机遇期和矛盾凸显期的中国人民，要使经济持续发展，人民生活进一步提高，就需要作出长期不懈的努力，需要永远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讲信修睦、崇尚和平的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也决定了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必然性。例如，“和而不同”，就是中国古代思想家提出的一个伟大思想，和谐而又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彼此冲突；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用“和而不同”的观点观察和处理问题，不仅有利于我们善待友邦，也有利于国际社会化解矛盾。
中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的时代依据是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科技进步日新月异，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在向前发展。(www.xing528.com)
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变动的历史时期，世界的力量组合和利益格局正在发生新的深刻变化，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就敏锐地觉察到时代主题的转换。他反复强调和牢牢把握住和平问题和发展问题这两个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把它们当作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国际背景，从中引出它的意义及其所提出的挑战和机遇。时代主题的转换，给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提供的机遇，首先表现在它给我们提供了和平的环境，使我们可以把人力、物力、财力集中到经济建设上来，给我们提供一心一意地发展经济、逐渐摆脱落后贫困的大好时机；这种机遇还表现在它使我们有可能置身于世界经济发展的大潮中，积极利用世界经济发展中的有利条件，来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例如，在新的科技革命的浪潮中，不仅新发明、新技术不断涌现，而且引起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变化，促使世界经济日益趋于一体化，这就为实行对外开放的后进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时机，为它们发挥后发优势，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走新兴工业化道路提供了技术条件和可能，就是说，使它们可以不必拘泥于西方发达国家先前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传统道路，而通过加速发展新的技术部门，用高科技对传统产业进行技术改造，同时利用自身的劳动力价格低廉和有广阔市场等方面的有利条件，引进外国技术和资金，来加速本国经济的发展，迅速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经济全球化是我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的重要前提和条件。经济全球化指生产、贸易、投资、金融等经济行为超越一国领土界限的大规模活动，是生产要素的全球配置和重组，是世界各国经济高度相互依存和融合的表现，虽然由于经济全球化是在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旧秩序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发生和发展的，西方发达国家力图主导经济全球化，从经济、科技、政治等各个方面损害发展中国家，使之进一步边缘化，实现新自由主义的一统天下，但经济全球化毕竟是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必然结果，有利于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优化配置，发展中国家只要从本国国情出发，应对得当、趋利避害，同样可以成功地走上有自己特色的发展道路，我国之所以能够用和平方式从国际市场中取得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所需资源、技术和资金，而不必像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那样走对外侵略、掠夺的崛起之路，根本没有必要像当年的德国、日本等国家那样，以对外扩张、海外殖民，乃至发动侵略战争的方式去掠夺别国的资源和资金，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积极参与了经济全球化而又趋利避害，吸引了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的流入，而又发挥了我国独有的市场、人力等资源优势。归结起来，经济全球化提供了中国不必用对外扩张和争夺殖民地等手段去掠夺别国资源，而可以通过全球化条件下生产要素的市场化流动，去获得中国现代化建设所必需的国际资源。
世界多极化或国际格局多极化，指对国际关系有重要影响的国家和国家集团等基本政治力量相互作用而在一定历史时期形成的国际结构。冷战结束以后，世界上出现了多个力量中心，但冷战后，仅剩的超级大国极力推行其由单极独霸全球的战略，因而世界多极化的最终形成将经历一个漫长、曲折、复杂的演进过程，其中充满着单极与多极的矛盾、称霸与反霸的斗争。但多极化格局的发展，却有利于中国的和平发展，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因为它使世界各种力量逐渐形成既相互借重又相互制约与制衡的关系，有利于避免新的世界大战的爆发，有利于遏制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有利于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有利于实现各国人民对和平、稳定、繁荣的新世界的美好追求，也有利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抓住机遇，发展自己。
五、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基本内涵
那么，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究竟包含哪些特有的内容呢？概括地说，有以下数端：
第一是充分利用世界和平的大好时机努力发展和壮大自己，又以自身的发展更好地维护世界和平，实现中国的发展与和平国际环境的良性互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邓小平创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引下，成功地解决了13亿人口的吃饭问题，消除了2亿多人口的贫困，在全国基本普及了义务教育，向6 000多万残疾人提供了帮助，为各民族提供了平等的发展机会，现在我国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由于我国幅员广阔、人口众多，因而，我国在促进人类进步事业的发展方面所取得的这个成就，我国的稳定，其本身就是对世界的和平与稳定的最大贡献；但在另一方面，鉴于过去世界主要大国的崛起往往危及现存的国际秩序、危及世界和平，因而有些人就不免按照习惯性思维方式对中国和平发展的影响怀有疑虑。例如，马丁·沃尔夫在英国《金融时报》上就发表文章说：以往的例子并不令人感到鼓舞——随着一个大国崛起，现有的大国开始对这个后起之秀发起挑战，随后双方之间的猜忌越来越深，直至最终爆发冲突。修希底德就描写了这样一场灾难——公元5世纪斯巴达人与雅典人之间爆发伯罗奔尼撒战争。20世纪，挑战者和现有大国之间的冲突引发了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一个世纪的斗争进行到最后，19世纪的暴发户美国成了21世纪初的“超级大国”。现在，美国又面临着一个潜在的最大对手中国。而且，公开的冲突还不是唯一的风险，如美国的崛起就给19世纪末期的自由经济秩序带来了毁灭性的后果[13]。美国《新闻周刊》国际版主编法里德·托卡里亚则从过去400年全球力量的三次巨变中引出结论说，从历史上看，当世界一个主要强国面临一个正在崛起的强国的挑战时，两强之间的关系是很难相处的。他写道：过去400年，世界上曾经有过全球力量的两次巨大变化，第一次是欧洲的崛起。大约在17世纪前后，欧洲成为了世界上最富裕、最具有创新精神和最雄心勃勃的地区。第二次是美国的崛起，发生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它当时成为了世界上唯一最强大的国家，在世界经济和政治事务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如今中国的崛起，外加印度的崛起和日本持续的影响力，标志着全球力量的第三次巨大变化，即亚洲的崛起。虽然作者在文章中指出中国的挑战不同于美国、日本和苏联：因为正在崛起的中国是以自身模式的榜样作用、自己经济体系的影响力和对国家主权的坚决捍卫为基础的；中国向外国投资和贸易敞开了大门，许多国家都对中国市场形成了依赖；中国利用自己的经济优势和政治技巧去实现自己的目标；虽然作者认为现在爆发一场世界大战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核威慑、经济上的相互依赖性和全球化等都是降低这种可能性的因素，但作者还是认为“在这种表面的平静下，也许一场软战争正在进行中，一场为争夺全球权力和影响的竞争正在悄悄展开”[14]。
应该说，这些评论所忽略、所漏视的重要之点就是中国的发展与和平国际环境的良性互动，就是说，中国不仅利用世界和平的环境发展和壮大自己，而且也以自身的发展更好地维护世界和平。例如：
——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确定自己的立场。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坚持以合作谋和平、促发展、严格遵循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不以意识形态的异同来决定国家关系的亲疏，不同任何国家结盟，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与各国友好相处。
——中国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做周边国家的好邻居、好伙伴。中国通过亚太经合组织、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东盟合作、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推进双边和区域合作，促进共同繁荣，我们主张区域合作应遵循开放原则，应同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加强联系。
——中国主张和平解决争端，在处理热点问题上发挥建设性作用。中国在朝核、伊核、中东等重大国际问题上一贯持劝和促谈的立场，就非传统安全问题，包括对重大自然灾害积极开展国际合作。2005年我国对印度洋海啸受灾国实施了中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国际救援行动。
——中国积极参与反恐和防扩散合作，努力维护全球安全与战略稳定。中国反对恐怖主义，在国际反恐合作中始终发挥建设性作用：中国签署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和《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支持《禁止生物武器公约》和《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的实施，制定了全面的防扩散出口管制法律体系，并不断加强执法。
——中国奉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推进国际裁军和军控事业。中国在过去20多年中，裁军170多万。中国军费占国内生产总值和财政支出比重，在世界上是比较低的。中国有限的军费增长，主要是为改善军人生活、提高防御能力和维护国家统一，不会威胁任何人。我国的国防政策是透明的。
中国还真诚地希望为世界和平与繁荣作出更大贡献。
第二是参与维护和建设现存国际体系，又积极推动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的建立。
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一个重要内涵表现在对待现存国际体系的态度上，对此，原来任职于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后在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所任研究主任，现又返回新加坡任东亚所所长的郑永年曾经发表文章作过专门的评论。他说，“中国是否愿意接受现存国际体系成了中国是否会成为威胁的标志”，所以，美国等西方国家就迫切地把中国拉入他们所主导的世界体系，迫使中国接受他们所规定的“入会”条件。
对此，中国是怎样应对的？中国的答复是：中国坚定地维护世界和平，是国际体系的参与者、维护者和建设者。中国参加了100多个政府国际组织，签署了近300个国际条约。
郑永年的文章评论说，中国进入世界体系表明，中国接受这个体系，但并不表明，这个体系完全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当国家利益和这个体系产生矛盾的时候，也就是中国和一些国家的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不管什么样的冲突，中国可能只能在这个体系内部来解决这样那样的冲突。中国另建体系的可能性并不存在。如果中国另建体系，就要和其他主要大国发生很严重的冲突，从而不符合中国长远的国家利益。但这并不表明中国不可以发展出自己独特的国际行为模式，这表现在主要几点上：第一，和苏联不一样，中国选择加入现存世界体系，而非作为力量的另一极另立体系，这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和主要大国美国的“冷战”；第二，中国选择的是可以导致双赢的经济外交，而非以政治军事外交作为先导，与国际社会交往，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的中国国际经济行为很能说明这个问题；第三，中国完成了从早先对两极格局的强调，转型到今天的主动强调多边主义，上海合作组织是一例，中国主动加入东南亚友好条约也是一例[15]。
郑永年在这里反复强调“中国自己独特的国际行为模式”，实际上就是指中国积极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为什么在参与、维护和建设了现存国际体系，又要去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原因在于现存国际体系本身具有深刻的内在矛盾和局限性，它们基本上都是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以西方的价值观、伦理观、政治观、法学理论为基础构建的，它们较多地反映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利益与意志，而较少地体现和反映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和诉求，表面上公平、公正，实际上存在诸多的不公平、不合理因素。我国积极推动建立的国际政治新秩序，其核心是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都是国际社会中平等的一员，各个国家的内部事务由各国人民自己决定，世界上的事情由世界各国人民共同来决定，反对以大欺小、以强凌弱、以富压贫，反对在国际关系中搞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单边主义。我国积极推动建立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主张坚持平等互利原则，致力于消除旧时期造成而且仍在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数字鸿沟，致力于消除南北差距，主张发达国家要承担更多的义务来帮助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主张各国都要加强经贸合作，增进技术交流，推动人员往来，有步骤地相互开放市场，逐步消除贸易壁垒，协商解决经贸关系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归结起来，中国积极推动建立国际的政治经济新秩序，或者如郑永年所说的“中国自己独特的国际行为模式”，其主要内容就是：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维护和尊重世界的多样性；树立互信、互利、平等的协作的新安全观，正确引导经济全球化，促进全球经济均衡发展和各国的共同发展；尊重和发挥联合国及其安理会的重要作用。需要强调的是，中国主张用改革的方式而不是用暴力的手段来建设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第三是坚持独立自主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又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趋利避害。
解决中国的和平发展问题，从根本上要靠中国自己，我们有可以支撑经济更大发展的物质技术基础，有日益增长的巨大市场需求和较高的国民储蓄率，有不断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政策保障，有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这些优势和条件使我们可以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和改革创新实现发展。就是说，我们要更加充分和自觉地依靠自身的体制创新，依靠开发越来越大的国内市场，依靠把庞大的国民储蓄转化为投资，依靠国民素质的提高和科技进步来解决资源和环境问题。总之，我们的发展，不应当也不可能依赖外国，必须也只能把事情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但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又必须有一个正确的开放的对外政策。早在20世纪70年代，邓小平就指出：“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主要依靠自己的努力，自己的资源，自己的基础，但是，离开了国际的合作是不可能的。应该充分利用世界先进的成果，包括利用世界可能提供的资金，来加快四个现代化的建设。”[16]特别在世界范围新科技革命、产业结构调整和资金流动的新一轮全球化浪潮蓬勃兴起时，邓小平敏锐地把握住了这一发展趋势，强调指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17]，作出了与经济全球化相联系而不是相脱离的一系列决策。20世纪90年代，在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逐渐显现，发生了亚洲金融危机，又出现了反全球化抗议运动的时候，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国领导人分析了经济全球化的正面和负面，果断地确定了进一步参与经济全球化而又“趋利避害”的方针。江泽民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适应经济全球化趋势，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充分利用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各种有利条件和机遇。不能看到有风险、有不利因素，就因噎废食，不敢参与进去。同时，又要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风险保持清醒的认识，坚持独立自主，加强防范工作，增强抵御和化险能力，以切实维护我国的经济安全，更好地发展壮大自己。”[18]趋利避害方针中的“利”，是指全球化有利于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优化配置，有利于各国各地区通过加强经济技术交流和合作得到互利双赢的共同发展；“害”是指由于经济全球化是在国际经济旧秩序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发生，发展中国家往往容易受害，应注意避免。在经历了15年的艰难曲折的谈判以后，2001年11月世界贸易组织审议通过了中国加入的决定，中国则采取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全方位扩大开放的战略举措。
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五年来，切实履行了入世承诺，积极开放国内市场，平均关税降低9.9%，在世贸组织划分的服务贸易160个部门和分部门中，中国已承诺开放100个，还对主要的知识产权法律作了进一步的修改，使之与世贸组织的有关协议相一致，并对侵犯知识产权降低了刑事处罚门槛，加大了保护知识产权的执法力度，中国致力于建设公平、自由的国际贸易体制的种种作为在国际上树立了负责任、讲信用的大国形象，世贸组织总干事拉米给中国入世的总体表现打了“A+”高分，并指出：中国在履行入世承诺方面为其他国家树立了好榜样。中国这样进一步参与经济全球化而又趋利避害的战略既促进了中国的和平发展，也推动了世界经济的发展。据国家统计局的数字，入世五年来，我国人均GDP从2001年的不足1 000美元提高到2005年的1 700美元，五年来，我国实际利用外资超过了3 000亿美元，通过吸收外商直接投资，促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健全，推进了开放型经济的快速发展，带动了国内生产结构优化升级，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使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2005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10 493元，比2000年实际增长58.3%，年均增长9.6%；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收入达3 255元，比2000年实际增长29. 2%，年均增长5. 3%，农村贫困人口也由2000年的3 209万人降低到2005年的2 365万人。入世五年后，中国的贸易总额达到14 200亿美元，是五年前的3.4倍，在中国的带动下，世界贸易也增长了六成，增长幅度为10%，远远超过了中国入世前五年里的5%。意大利《共和国报》在中国入世五周年之际发表文章高度评价中国的这些辉煌成就及其使全世界获得的巨大利益：一是绝大多数外国投资者在中国获得了丰厚的利润；二是西方消费者因物美价廉的中国产品而提高了购买力，从而也抑制了欧美各国的通货膨胀；三是促进了世界经济增长；五年来，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由13%提高到33%。文章还特别提出，在中国的总体对外贸易中，它对美国和欧洲是顺差，而对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则是逆差，这在某种意义上是在使财富在全球范围内由北向南转移，是中国在为世界均衡发展作出贡献[19]。
由于我国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而又趋利避害，由于我国实行了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全方位扩大对外的战略举措，这就使我国有可能依靠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解决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面临的一系列发展难题，并与世界各国在和平共处、平等竞争中实现双赢互利。但这也触动了西方发达国家一些人的神经，他们把中国说成是全球资源的“吞噬者”，炒作“中国资源威胁论”。这显然是有悖于客观事实的。虽然工业化过程是人类大量消费自然资源，快速积累社会财富，高速发展经济，不断提高人们生活水平的过程，是人类发展历史上不可逾越的阶段，但由于中国的工业化过程基本上以机械化、电气化、电子化和信息化技术革命为基础，必然以较少的矿产资源耗费实现工业化，预测表明，中国仅需西方先期工业化国家工业化过程人均资源峰期消费水平的1/4到1/3。而西方发达国家虽早已完成了工业化、已经进入后工业社会，却仍然是全球矿产资源消费的主体。 目前，人口不足世界15%的发达国家，消费着全球65%的石油和50%以上的金属铝、粗钢和精炼铜，其中尤以美国为甚，美国人口不足世界的1/25，但总能源、石油、天然气和煤炭消费量却都超过了世界总消费量的1/4，美国年人均石油消费量为3.17吨，名列世界第一，是世界人均消费水平的5.4倍。反之，中国的情况正如俄罗斯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所主任研究员亚历山大·萨利茨基在《俄罗斯东部的资源潜力与中国因素》一文中所指出的，中国在全球石油贸易中所占份额并不高，每年进口1.3亿多吨，仅为美国进口量的20%，中国的石油进口增长量也不惊人：2002年—2004年增长了5 500万吨，与美国差不多。这个人口占全球21%的国家，所消费的石油仅为全球开采量的7%，而且其中的65%是由本国公司在国内和国外开采的。因此，我们应当承认，中国在国际能源市场上所占的比重并不大。在20世纪90年代末便已成为世界工业大国的中国，其能量总进口量仅相当于日本、印度、朝鲜半岛两国及台湾地区总进口量的12%。上述国家和地区都属于能源纯进口方。而如果减去能源出口（中国年出口焦炭近1 000万吨），中国2004年净进口能源只有6 000万吨（折算成石油），不到全球石油产量的2%，2002年，中国进口了8 830万吨石油及石油产品，2001年—2004年，中国的石油进口增长了5 670万吨，而同期的煤开采量则增长了9亿吨，这些数字很能说明问题[20]。说到底，全球范围内通过广泛的国际分工和贸易等多种方式实现矿产资源的优化配置与互补，本是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各个国家无法回避的一种客观选择，我国在向全世界提供大量钨、稀土金属和萤石等非金属矿产资源的同时，也有限地利用了一些境外资源，据此而把我国说成是什么全球资源的“吞噬者”，炒作“中国资源威胁论”，显然是冷战思维在作怪。
第四是反对霸权主义，也严格约束自己永远不称霸。
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政府就公开声明，我们坚决反对霸权主义，自己也决不称霸。之所以要坚持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是因为它们不会自动消失，只有与之作坚持不懈的斗争才能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创造一个长期的、有利于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人类进步的国际和平环境。中国在坚持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时候，也严格约束自己永远不称霸。 1974年4月，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上，代表中国政府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永远不做超级大国。以后，邓小平还多次向第三世界国家的朋友们表示，“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永远不能称霸”，将来发展了，如果“中国翘起尾巴来了，在世界上称王称霸，指手画脚，那就会把自己开除第三世界的‘界籍’”[21]。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又谆谆告诫说：“社会主义中国应该用实践向世界表明，中国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永不称霸。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22]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邓小平所确立的这些原则始终是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指导方针，也始终是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指导方针。陈有为在新加坡《联合早报》上分析中国外交进入新阶段的文章指出其特征说，中国愿承担更多责任，贡献更多力量，但并不追求强权地位和利益，无意登上对别人指手画脚的地位。实际上中国希望扮演的世界角色，不是领导者，而是平衡者：在这个相互敌对充满纷乱的世界上，在和平与战争之间、强国与弱国之间、大国与小国之间、贫国与富国之间进行协调与平衡，力求使世界局势从紧张转为平和，从极端化与恶性化的危机重重往良性的和平和稳定的方向转化。事实证明，这是一种更为务实，更为切实可行，也更为高瞻远瞩的明智政策。与这种政策相对照的，则是与古往今来大国强权政策一脉相承，只求通过使用武力来进行征服与控制的惯例。但这又不意味着要挑战美国的强权地位，更不是要取而代之[23]。总之，中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所要实现的目标，绝不是要成为一个争霸、称霸世界的军事大国，而是要建成一个文明大国、市场大国，在国际社会中起建设性作用的负责任的大国。
【注释】
[1]《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28页。
[2] 新华社博鳌（海南）2008年4月12日电。
[3] 2005年6月15日《参考消息》。
[4] 2005年6月13日《华盛顿邮报》。
[5] 布热津斯基：《赚钱而不是打仗》，载美国《外交政策》双月刊2005年1月—2月号。
[6]理查德·哈斯：《如何对付中国》，载2005年6月20日《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
[7]《霍华德说，不要害怕中国的崛起》，载2005年9月13日《澳大利亚人报》。
[8] 载2005年8月8日德国《明镜》周刊。
[9] 载2006年11月22日英国《金融时报》。
[10]《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与发展大事记（1978年—2008年）》，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23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402—403页。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8页。
[13] 马丁·沃尔夫：《如果中国要领导世界经济的发展，那它必须适应自己的新角色》，载2003年11月19日英国《金融时报》。
[14] 法里德·托卡里亚：《未来属于中国吗？》，载2005年5月9日美国《新闻周刊》。
[15] 郑永年：《和平崛起和中国的国际角色》，载2004年6月29日香港《信报》。
[16]《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33—234页。
[17]《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4、117页。
[18]《江泽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01页。
[19] 载2006年12月12日意大利《共和国报》。
[20] 载俄罗斯《分析论丛》2005年12月号。
[21]《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12页。
[22]《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3页。
[23] 载2006年12月21日新加坡《联合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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