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理念

从世界的视野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理念

自从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提出“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了中国共产党人战无不胜的伟大旗帜。几十年来，我们党高举着这面旗帜，经过两次飞跃和三大理论成果的相继诞生，取得了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胜利。这无疑是我们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当时当地实际相结合的结果。因此，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高度来剖析这个基本理念的机制，从世界的视野来考察它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实现情况和经验教训，无疑将有助于我们加深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的理解和把握。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包含的基本理念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当时当地实际的结合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什么要实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什么实行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革命的面貌就为之一新？

在1930年5月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毛泽东从理论与实践、实际的关系的角度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

1938年10月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毛泽东又从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民族特点、具体情况的关系的角度指出，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有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们；在1940年1月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又说，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在1958年7月同非洲青年代表团谈话时，毛泽东指出，在20世纪30年代犯了错误被迫长征以后，我们就得到了教训，知道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是应该相信的，但是要同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后来一结合就灵了，就打胜仗。

在1941年5月的《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毛泽东从立场观点方法与具体理论和策略的关系的角度阐述说，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这种态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在1958年3月成都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又从唯物论、辩证法体现的角度阐述说，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是唯物论；两者是对立的统一，也就是辩证法。为什么硬搬，就是不讲辩证法^[25]。

所以，在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致开幕词中，毛泽东强调说，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密切地联系起来，这是我们党的一贯的思想原则。

邓小平在毛泽东所作阐述的基础上，进一步剖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所包含的基本理念，并把它上升为在一定范围内具有普适性的普遍真理，分析了这个普遍真理发生作用的机制，又指出根据革命成败得失的经验总结出这个真理，是毛泽东的最大功绩。

在1956年11月的《马列主义要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中，邓小平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本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这句话本身就是普遍真理。它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叫普遍真理，另一方面叫结合本国实际，我们历来认为丢开任何一面都不行。离开本国的特点去硬搬外国的东西，这条普遍真理就不能实现。

这个基本理念在一定范围内的普适性在于，每一个国家的共产党都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本国的革命实践、本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才能制定正确的战略和策略，才能赢得革命的胜利。所以，在以后的几次讲话中，邓小平又强调说，我们历来主张世界各国共产党根据自己的特点去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离开自己国家的实际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就算你使用的公式是马克思主义的，不同各国的实际相结合，也难免犯错误。

二、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当时当地客观实际结合起来，是马克思主义的一贯要求

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当时当地实际相结合具有一定范围内的普适性？根本的原因在于，这种结合是由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本身的素质所决定，由对于这些基本理论的应用所提出的，它们是马克思主义的一贯要求。

早在1842年8月25日，马克思在致达·奥本海姆的信中就说过，正确的理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1847年9月—10月间，恩格斯在批驳海因岑的歪曲时，曾揭示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原则的实质说，它不是从原则出发，而是从事实出发，因而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这些原则不是被应用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而是从它们中抽象出来的；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原则，而是原则只有在符合自然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26]。

正是因为这样，马克思恩格斯在1872年6月为《共产党宣言》德文版所写序言中，一面肯定《共产党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正确的。另一方面又强调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27]。以后，恩格斯又一再重申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是任何坚定不移和始终一贯的革命策略的基本条件，而为了找到这种策略，就需要把这一理论应用于本国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反之，要是把它当作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么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28]。

列宁则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中，强调要把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则正确地适用于民族国家的差别。他说，各国共产主义工人运动国际策略的统一，要求运用共产党人的基本原则（苏维埃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时，把这些原则在某些细节上正确地加以改变，使之正确地适应于民族的和民族国家的差别，并对这些差别正确地加以运用。在每个国家通过具体的途径来完成统一国际任务的时候，都必须查明、弄清、找到、揣摩出和把握住民族的特点和特征^[29]。

在“十月革命”取得胜利以后，列宁一方面指出它具有在国际范围内重演的历史必然性，具有国际意义，另一方面又强调其他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战略策略，它们由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却又必定不同于俄国，生吞活剥地全盘照搬俄国的策略，会是一种错误^[30]。

三、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提供的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

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当时当地实际的结合，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一贯要求，而且被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证明是社会主义事业兴衰成败的关键。

（一）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同当时当地实际的结合，首先要求把马克思主义与时代特征结合起来，因为事情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只有首先分析一个时代转变到另一个时代的客观条件，才能理解我们面前发生的各种重大历史事件，只有在这个基础上，即首先考虑到区分各个时代的不同的基本特征（而不是个别国家的个别历史事件），我们才能够正确地制订自己的策略；只有了解了某一时代的基本特征，才能在这一基础上去考虑这个国家或那个国家的更具体的特点。

19世纪、20世纪之交，资本主义由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时代的转变，其特征一是地球上的全部领土已被资本主义列强各国瓜分完毕，二是资本主义各国极其不平衡和跳跃式的发展，使它们在经济上军事上的实力对比发生急剧变化，破坏了资本主义世界内的均势，在它们中间出现了重新分割世界的趋向，使帝国主义战争成为不可避免，这就阻碍着垄断资本的势力在反对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斗争中达到统一，为无产阶级革命冲破帝国主义阵线的最薄弱环节创造了可能。

列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同20世纪初期的这个时代特征结合起来，改变了马克思恩格斯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所持的社会主义革命只能在欧洲大多数发达国家同时发动、陆续取胜的观点，而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可能在一国、在资本主义较不发达的俄国首先获得胜利的新理论，并领导俄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者对帝国主义时代特征的错误分析，使他们进一步背离马克思主义，由机会主义者进而堕落成社会沙文主义者：19世纪欧洲各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使伯恩施坦错误地认为资本主义体系在今后的发展中具有避免经济灾难的灵活性，而英国工人运动的成就则使他滋长和发展了通过民主改革就可使资本主义社会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幻想，据此他认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革命会造成经济上的混乱，进而破坏现代生产最复杂的结构而不可能有助于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因此，任何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都是空想。考茨基则提出了超帝国主义论，认为国际联合的金融资本对世界的共同剥削，将代替民族金融资本彼此之间的战争。对帝国主义时代特征所作的这种错误分析，使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者竭力否认帝国主义之间战争的不可避免性，竭力反对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战略方针，最终使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都转到本国帝国主义政府方面去，成为无产阶级的叛徒和变节者、资产阶级战争的拥护者。

（二）“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但在二战以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斗争几经曲折反复，从20世纪70年代—80年代开始，时代主题发生了由战争与革命到和平与发展的转换，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进行军备竞赛、争夺军事优势的斗争让位给了首先是争夺综合国力优势，特别是争夺经济和科技优势的斗争，国际斗争的主舞台由战场转到了市场。在这种形势下，经济发展越来越成为关键的因素，经济优先日益成为一种世界潮流，发展经济以及在此基础上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成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较量中一个重大的关键问题。

时代主题的转换，为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可以把人力、物力、财力集中到经济建设上去的和平环境，又提供了把社会主义国家置于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之中，积极利用世界经济和科技发展的有利条件，来促进其经济加速发展的机遇。邓小平领导我国人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特征结合起来，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和平发展道路，他强调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社会主义，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从而使我国的发展在改革开放以后的30年时间里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www.xing528.com)

回顾苏联之所以会在同资本主义的较量中，由20世纪上半叶的节节取胜，变成在20世纪下半叶的渐渐败下阵来，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在于，其领导人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形势作了错误的估计，没有适应于时代主题由战争与革命到和平与发展的转换，对自己的战略作出相应的调整。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苏联领导人一直在重复资本主义总危机在进一步加深和加剧的论断，在1981年苏共二十六大以后，勃列日涅夫还无视时代主题的转换而同美国大搞军备竞赛，提出苏联有实际可能在世界帝国主义体系一系列环节实行进攻性阶级斗争战略，宣称苏联随时作好使经济转入战时轨道的准备，并把其国民收入的相当大一部分用于军费开支，给苏联经济带来难以忍受的沉重负担；而在由此导致苏联经济不断滑坡的形势下上台执政的戈尔巴乔夫，又在其“改革”中由科学社会主义改宗“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最终导致苏联的剧变解体。

（三）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当时当地的实际相结合，也要求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同本国的革命实际结合起来。在这方面，中国革命同1918年—1923年的西方革命，提供了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

1949年中国革命的胜利，是继“十月革命”之后社会主义事业又一次有决定性意义的伟大胜利，因为它既是“十月革命”的继续，又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中国革命实际结合起来，独立地创立的不同于欧洲革命道路的中国革命的具体道路。列宁早就指出，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共产党人，必须以共产主义的一般理论和实践为依据，适应欧洲各国所没有的特殊条件，善于把它们运用于主要群众是农民，需要解决的斗争任务不是反对资本主义，而是反对中世纪残余这样的条件。但20世纪30年代中国党内的教条主义者却完全不顾中国的国情，把从莫斯科传来的任何意见，都看作必须遵守的金科玉律，使革命遭到严重挫折，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经过反复的摸索，终于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具体环境的道路。从巴黎公社到“十月革命”，欧洲无产阶级革命走的是一条以城市为中心的道路：无产阶级政党把工作重心放在城市，经过长期的合法斗争教育工人，生息力量，准备最后推翻资本主义，而在革命危机来临时，就在城市举行总罢工和工人武装起义，首先占领城市，然后进攻农村。反之，中国所开辟的却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就是说，用不同于“十月革命”的方法走了“十月革命”所开创的武装夺取政权、战争解决问题的道路。

与1918年—1923年间相继失败的西方革命相比，中国革命的意义就更加突出。

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和战后初期，欧洲曾出现过前所未有的革命浪潮：1918年1月，芬兰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政府而建立了苏维埃政权；1918年秋，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波兰、匈牙利人民开展的民族民主革命，先后摆脱哈布斯堡王朝的枷锁，建立了独立的民族国家；1918年11月，德国人民举行武装起义，推翻霍亨索伦王朝；1919年3月，匈牙利共产党领导人民创建了苏维埃共和国；1919年4月，德国巴伐利亚地区出现了苏维埃共和国；1919年6月，斯洛伐克成立了苏维埃共和国；1920年7月，波兰无产阶级建立了波兰临时革命委员会；1923年10月中旬，在德国的萨克逊和图林根两个地区建立了由共产党和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组成的工人政府；1923年10月23日，德国共产党领导人台尔曼率领汉堡工人举行武装起义……然而，所有这些国家和地区的革命全都失败了。为什么？

从广义来说，一个根本性原因就在于，他们错误地把那个时代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同这个时代中一个国家爆发革命的具体历史时机已经成熟混为一谈，并照抄照搬俄国“十月革命”的运动战战略，而没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当时当地的革命实际紧密结合起来，创造性地制订和实行一条切合本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革命路线。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葛兰西曾分析说：俄国革命之所以会获胜，是因为它采取的运动战，符合于那里的半封建的军事官僚国家的政权结构的特征的缘故；而西方革命之所以失败，则是因为没有采用符合于那里的资本主义政权结构特征的阵地战，而不恰当地搬用了俄国的运动战战略，所以遭到了失败。因为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在俄国不同，统治阶级的统治，主要地不是建立在暴力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在意识形态和文化上的领导权的基础上，建立在被统治阶级对统治阶级的统治（通过选举）所给予的“同意”的基础上，这就使西方的国家和市民社会有个恰当的关系，当国家震颤时，市民社会的坚实机构就立刻显示出来，国家只是一个外部沟渠，在它后面有一个强有力的堡垒和土木工事的体系。对政治艺术来说，就是阵地战中的前线“壕沟”和永久防御工事。所以，在西方国家，应采用符合于其政权结构特征的“阵地战”战略，先一个又一个地夺取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和文化上的领导权，只有把这些领导权阵地统统夺过来了，无产阶级才能取得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胜利。

（四）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当时当地的实际相结合，还要求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同本国的建设实际结合起来。在这方面，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同斯大林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形成鲜明的对比。

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从基本思路来看，是探索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同本国建设实际相结合的第一个尝试。众所周知，在1918年开始的俄国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虽就其为应付战争和经济破坏而被迫采取的临时措施而言，取得了成功，但就其作为急于求成地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方法而言，却遭到了失败，并引发了严重的政治动乱。于是，从1921年春开始，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列宁转而实行以向社会主义迂回过渡、逐步过渡为特征的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的基本特征是允许建设中的社会主义同力图复活的资本主义，在通过市场来满足千百万农民需要的基础上实行经济竞赛；而就其内容来说，新经济政策主要包含三个方面的新政策：一是对小商品经济，用粮食税代替余粮征集制，允许自由贸易、发展商品货币关系；二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允许私人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存在，采取租让制、租借制、合营制、合作制、代购代销制五种形式去发展国家资本主义；三是对社会主义经济，整个国营经济，实行经济核算和物质利益原则。通过新经济政策的实施，苏维埃国家的经济得到了快速的恢复和发展。列宁指出，新经济政策的意义在于找到了同农民经济的结合，从而把社会主义拖进了日常生活。

斯大林在1928年以后推行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主要在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两个方面不同于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关于国家工业化，列宁一方面强调大工业是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真正的唯一的基础，另一方面又认为，为了发展工业，首先必须发展农业。而在斯大林领导下，发展工业的方针却片面强调发展重工业，而根本不提发展重工业同发展农业、轻工业之间的关系。关于农业集体化，列宁一方面强调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合作化道路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又强调改革小农：一要把农业集体化的利益同农民的私人利益结合起来；二要有使农民的全部心理健全起来的物质技术基础；三要坚持农民自愿的原则，不能采取剥夺农民的办法强迫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而斯大林从1929年11月开始，却超越了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农民的觉悟程度以及广大农民的思想认识和心理、文化方面的承受能力，依靠上层建筑的力量，用强制手段推行农业全盘集体化，以后又提出从限制富农剥削趋向的政策过渡到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斯大林的这种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虽然使苏联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取得了巨大成就，使苏联由一个在经济、技术上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一个社会主义工业国，但在另一方面，却又带来了严重的消极后果，使苏联的国民经济长期地严重比例失调，农民负担过重，农业严重落后，城市消费品长期短缺，人民生活得不到应有的改善，这又导致了对价值规律和市场机制的忽视，影响所及，还促成了经济体制的高度集中和主要依靠行政手段解决问题。

从以上四个方面的实例和正反对比中，可以看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当时当地的客观实际结合起来，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一贯要求，而且也是在实践中反复得到证明的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的关键。哪里实行了这种结合，哪里的社会主义事业就兴旺发达；哪里没有实行这种结合，或者结合得不好，哪里的社会主义事业就遭到失败和挫折。在这里，邓小平所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本国实际的结合，这句话本身就是普遍真理”反复地得到了光辉的证实。由于客观事物、马克思主义要与之结合的当时当地的实际总是处在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之中，因而，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同当时当地客观实际的结合，就是一个需要不断解决、永无止境的问题，一个需要不断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过程。与此同时，这也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得到不断发展、不断地用理论创新去指导新的实践的过程。从世界的视野来看，首先发出这个战斗号召，又诞生了两次飞跃和三大理论成果，至今还在与时俱进地推进这个发展进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无疑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当时当地实际相结合这个基本理念的典范体现。

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当时当地客观实际的结合与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多样性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当时当地客观实际结合起来，从政治上说，其必然结果便是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多样性。事情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所指出的：“相同的经济基础——按主要条件来说相同——可以由于无数不同的经验的事实，自然条件，种族关系，各种从外部发生作用的历史影响等等，而在现象上显示出无穷无尽的变异和程度差别”^[31]；或者正如列宁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的初稿》中所说的，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上，“由于开始向建立社会主义前进时所处的条件不同，这种过渡的具体条件和形式必然是而且应当是多种多样的。地方差别、经济结构特点、生活方式、居民的素质、实现这种或那种计划的尝试，——所有这些都必定会在国家这个或那个劳动公社走向社会主义的途径的特点上反映出来”^[32]。

这里也有共同规律与民族特点这样两个不可或缺、不可偏废的方面。在1956年12月29日，《人民日报》编辑部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而发表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曾经就这两个方面的关系阐述说：每个国家的革命和建设的过程，除了共同的方面，还有不同的方面。在这个意义上说，每一个国家都有它自己的具体的发展道路。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有共同的基本规律，但是在不同的国家和民族中间，又存在千差万别的特点。因此，每个民族都经历着阶级斗争，并且最后都将沿着一些基本上相同，而在具体形式上各有不同的道路，走向共产主义。只有善于根据自己的民族特点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各国无产阶级的事业才能取得成功。而且只要他们这样做，他就会创造出自己的新的经验，从而给别的民族和整个马克思列宁主义宝库作出一定的贡献。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只有通过一定的民族特点，才能在现实生活中表现出来和发生作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承认各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必然有它的民族特点，但是这决不是说，各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可以没有基本的共同点，可以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

从国际共产主义的历史发展中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当时当地具体实际这两个方面的关系处理得不好的主要原因，在于苏共领导人违背了恩格斯关于“国际联合只能存在于国家之间，因而这些国家的存在，他们在内部事务上的自主和独立也就包括在国际主义这一概念本身之中”^[33]的明确论述；违背了列宁关于“必须预计到其他国家发展的一切阶段，决不要从莫斯科发号施令”^[34]的告诫，推行大党大国主义，把自己的经验凝固化、绝对化、神圣化，把苏联模式强加于兄弟党和兄弟国家，把兄弟党、兄弟国家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根据本民族的特点建设社会主义的努力，错误地当成民族主义来加以批判和斥责，实际上根本否定和否认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多样性。在1952年，斯大林曾亲自指导把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写入《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并规定这不仅是苏联，而且是全世界共产党人所“必读的教科书”。这样，苏联在20世纪30年代采用过的建设社会主义的种种做法，如工业国有化、农业集体化、中央指令性计划等等，就都成了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所必须遵循的普遍规律，成为区分真假社会主义的主要标准。中国共产党在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指出：“在本世纪20年代末期和30年代前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我们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曾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毛泽东则回顾说：“第二次国内战争后期的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抗战初期的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都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解放战争时期，先是不准革命，说是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就有毁灭的危险。仗打起来，对我们半信半疑，仗打胜了，又怀疑我们是铁托式的胜利”^[35]。

在社会主义由一国实践发展为多国实践以后，苏共领导人的这种大党大国主义更加恶性膨胀起来。就理论方面来说，尽管1957年在莫斯科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宣言明确指出：“各国社会主义建设形式和方法的多样化，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具体贡献”，可是直到1975年，由苏联科学院副院长费多谢也夫主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学说与现时代》，还在故意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多样性和什么社会主义模式多元论混为一谈：“右倾修正主义者附和反共分子”，“断定社会主义有苏联的、中国的和古巴的等等模式。深入分析一下他们的‘社会主义模式’多元论的概念就不难看出，他们实质上是企图针对现实的社会主义而设计一种与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毫不相容的‘模式’”　；1982年，苏联的《科学社会主义》杂志还在发表题为《社会主义多种“模式”的理论是站不住脚的》的文章。而就实践方面来说，20世纪苏联和南斯拉夫分歧的实质，就是斯大林把以铁托为代表南斯拉夫领导人独立自主的愿望，将他们主张“把马克思主义科学应用于一定特定场合”，“使它与存在于我国的特殊条件尽可能密切地融合在一起”的主张，当作反苏、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民族主义了。波兰的哥穆尔卡支持铁托的观点，也被扣上“右倾民族主义”的帽子，被撤销波兰党总书记的职务，并被判刑三年。

而其他东欧国家却又因为屈服于苏联大党大国主义的压力，放弃独立自主而照搬苏联模式，以致破坏了原有的经济结构，造成了国民经济偏向重工业的畸形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缓慢，引起群众不满，引发了经济、政治危机。1953年的“东柏林事件”、1956年的“波匈事件”、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1970年的波兰危机以及1980年团结工会的出现，就其最初出现的内部原因来说，都是与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要和当时当地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由此产生和积累下来的问题又长期得不到解决有关。对此，匈牙利党的领导人卡达尔后来回顾说：“关于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各国的关系，在初期我们没有适当考虑这些不同的特点，我们错误地认为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可以原封不动地机械地搬到匈牙利和其他国家，结果每个国家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36]而1968年苏联军队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事实，又清楚地说明了苏联是不允许东欧国家改革它们照搬过来的苏联模式，独立自主地发展自己的国家的。1969年出笼的“勃列日涅夫主义”更公然提出什么“有限主权论”、“国际专政论”、“社会主义人家庭论”等等，自我赋予了苏联以干涉、侵略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权利。

正是在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邓小平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时当地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重新考察了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多样性的问题，系统地提出了正确处理这个问题的指导思想：

第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任何时候都不能偏离、不能违背的，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就没有根、没有方向。“但是，一定要和实际相结合，要分析研究实际情况，解决实际问题”，马克思主义“如果不同实际情况相结合，就没有生命力了”^[37]。所以，“我们历来主张世界各国共产党根据自己的特点去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离开自己国家的实际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38]。

第二，一个国家的革命要取得胜利，最根本的一条经验就是“各国共产党应该根据自己国家的情况，找出自己的革命道路”。搞革命是这样，搞建设、改革也是这样。要“从自己的实际出发来制定政策”^[39]。“制定自己的适合本国情况的战略和策略，纲领和要求，只能由各国党自己搞”^[40]。

“无论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取得成功”，因为“每个国家的基础不同，历史不同，所处的环境不同，左邻右舍不同，还有其他许多不同”^[41]。

第三，“在革命成功后，各国必须根据自己的条件建设社会主义。固定的模式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墨守成规的观点只能导致落后，甚至失败”^[42]。因为“各国的情况千差万别，人民的觉悟有高有低，国内阶级关系的状况、阶级力量的对比又很不一样，用固定的公式去硬套怎么行呢？就算你用的公式是马克思主义的，不同各国的实际相结合，也难免犯错误”。“既然中国革命胜利靠的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本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我们就不应该要求其他发展中国家都按照中国的模式去进行革命，更不应该要求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采取中国的模式。当然，也不能要求这些国家都采取俄国的模式”^[43]。“世界上的问题不可能都用一个模式解决。中国有中国自己的模式，莫桑比克也应该有莫桑比克自己的模式”^[44]。

第四，“我们认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没有中心，不可能有中心。我们也不赞成搞什么‘大家庭’，独立自主才真正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任何大党或老党都不能以最高发言人自居”^[45]。“总之，各国的事情，一定要尊重各国的党、各国的人民，由他们自己去寻找道路，去探索，去解决问题，不能由别的党充当老子党，去发号施令。我们反对人家对我们发号施令，我们也决不能对人家发号施令。这应该成为一条重要的原则”^[46]。

第五，“党与党之间要建立新型的关系”^[47]：“各国党的国内方针、路线是对还是错”，“不应该由别人来判断，不应该由别人写文章来肯定或者否定，而只能由那里的党、那里的人民，归根到底由他们的实践做出回答。人家根据自己的情况去进行探索，这不能指责。即使错了，也要由他们自己总结经验，重新探索嘛”^[48]；“如果他们犯了错误，由他们自己去纠正。同样，他们对我们也应该如此，允许我们犯错误，有了错误以后，由我们自己来纠正”^[49]。

十分明显，邓小平在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经验基础上提出的这几条原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理念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当时当地具体实际相结合原则，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彻底贯彻，它意味着要用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多样性原则去取代苏联模式的大党大国主义，从而也体现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正在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进入一个更加成熟的发展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