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成果大揭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以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谷底，有的西方思想家预言，在20世纪兴起的社会主义也将在20世纪灭亡。然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却在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30多年中，在和平发展的道路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从1978年到2009年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从2 153亿美元增长至335 353亿美元，进出口总额从206亿美元增长至22 073亿美元，国家外汇储备从1.67亿美元增长至23 992亿美元，我国已跃升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国和第二大出口国，并在2010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使2.35亿人摆脱了绝对贫困，使人均预期寿命从新中国成立前的35岁提高到73岁。出现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它诞生之日起，就始终是在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同本国具体实际、时代特征紧密结合起来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路线下展开的。因而，不仅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开创这一事业和理论的时候，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而且在尔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都紧紧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准确把握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认真研究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不断总结实践经验，不断扩展理论视野，不断作出理论概括，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不断推进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伟事业。

一

马克思以来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历史表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道路在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同时代特征、各国具体实际的结合。因为事情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离开自己国家的实际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1]，“就算你用的公式是马克思主义的，不同各国的实际相结合，也难免犯错误”^[2]。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道路正是这样走过来的：早在1930年毛泽东就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3]；1938年又向全党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4]的任务；1956年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开幕词中，毛泽东指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同中国革命的实践密切地结合起来，这是我们党一贯的思想原则”^[5]。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教条主义者不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而把从巴黎公社到“十月革命”欧洲无产阶级革命以城市为中心的道路奉为唯一的公式，加以照抄照搬，结果使中国革命遭到严重挫折，几乎陷于绝境。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则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独立自主地思考中国革命的问题，经过艰辛的探索，终于成功地找到了一条建立农村根据地，发动农民组织革命武装，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道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我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在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后，毛泽东又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我国实践“第二次结合”^[6]的任务，并在1956年的《论十大关系》、1957年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中开始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但由于“左”的思想把这种探索引向了歧途，发生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巨大失误，致使这种“结合”未能实现。然而，这种探索所取得的成功、积累的正面经验，以及所走入的歧途和留下的反面教训，又都为尔后的探索，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实现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诞生，做了准备。

二

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是邓小平毕生的追求。早在20世纪50年代，邓小平就从普遍和特殊的角度阐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机制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本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这句话本身就是普遍真理。它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叫普遍真理，另一方面叫结合本国实际”，“离开本国的实践，离开本国的特点去照搬外国的东西，这条普遍真理就不能实现”^[7]。只有结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更致力于恢复和发展毛泽东倡导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开始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相结合的认真探索，逐步形成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以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即邓小平理论。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建设社会主义，最大的“实际”就是中国的基本国情。我国过去出现像“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巨大失误，它的一个重要的认识论根源就在于对基本国情作了错误的判断，离开了现实和超越阶段采取“左”的办法，使社会主义建设遭致挫折和失误。所以，在1987年召开我们党的十三大的时候，邓小平提出：“要阐述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8]

我国社会主义在改革开放前所经历的曲折和失误，归根到底在于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首要的基本的理论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因此，邓小平在总结我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多年来离开生产力抽象地讨论社会主义，把许多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东西误认为是“社会主义原则”来加以固守，而把许多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东西当作“资本主义复辟”来加以反对的历史教训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揭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9]。

在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曾经冲破无冲突论的束缚，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矛盾，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基本矛盾在推动着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但由于对这些基本矛盾的具体表现和基本国情的判断出现失误，曾经脱离了生产力发展的实际，一味追求提高生产资料公有化的程度和企图以阶级斗争为纲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结果招致严重的挫折。邓小平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指出，要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而经济体制改革是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他指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10]改革和过去的革命一样，都是为了扫除发展生产力的障碍，但又不同于过去那种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革命，它是对体制的根本性变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在建立什么样的经济体制更有利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问题上，不能不看到现代市场经济已经被证明是比传统的计划经济更为有效的经济运行机制和资源配置方式。因此，邓小平就针对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的传统观念大力进行拨乱反正，把实行计划调节还是市场调节的问题同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的区分截然剥离开来，指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11]，“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12]；但在另一方面，市场调节本身又具有自发性和后发性等特征，仅靠市场经济本身的运转难以防止两极分化、难以实现长期经济稳定，为此就必须有政府对经济的宏观管理和计划调控，来干预市场的运行。这种探索在后来表现为：在1992年党的十四大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改革的目标，并从原则上指明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

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主要依靠自己的努力、自己的资源、自己的基础，但中国要谋求发展，摆脱贫穷和落后，又必须实行对外开放，加强国际交往，充分利用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的科学技术和资金。邓小平说：“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与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13]，这丝毫不等于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也不会使社会主义社会重新回到资本主义去。但在坚持对外开放、合作、利用、借鉴的同时，又必须头脑清醒，决不可忘记“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14]，决不可忘记“对资本主义的腐朽性影响进行坚决的抵制和斗争”^[15]。(www.xing528.com)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同时又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当今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针对20世纪70至80年代时代主题越来越明显地由战争与革命向和平与发展转换的特征，邓小平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对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16]，“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17]。我们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坚持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主张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与此相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我们搞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社会主义，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只有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国家才能一步步富强起来，人民生活才能一步步地改善。只有争取到和平的环境，才能比较顺利地发展。”^[18]

归结起来，邓小平依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政治路线，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历程，正如他所指出的是在于“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19]。

三

在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在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在曲折中发展，科学技术日新月异，高新科技极大地改变着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和国际经济政治关系的形势下，从容应对一系列关系我国主权和安全的国际突发事件，战胜在政治、经济领域和自然界出现的困难和风险。江泽民指出：“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就是在于它在实践中能够不断创新”，“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弘扬与时俱进的精神，是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保持先进性和创造力的决定性因素”^[20]。在1997年党的十五大上，江泽民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在2002年党的十六大上，他总结和概括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经验，即：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坚持改革开放，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实行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坚持稳定压倒一切的方针，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走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坚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坚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全面推进党的建设的新的伟大工程。特别是在这个过程中，江泽民集中全党智慧，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21]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它涵盖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各个方面，构成为一个系统的科学理论，成为我们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我国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这就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践相结合，又与时俱进地反映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中，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成为继邓小平理论之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重大理论成果。

四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在中国的改革发展面临既有巨大发展潜力和动力的难得机遇，又有各种困难和风险的严峻挑战的关键时期，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在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在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任务；在2005年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上，依据这些重大战略思想，提出制定第11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要求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用它来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更明确地由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发展成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胡锦涛指出：“要解决中国的发展问题，实现又快又好的发展，必须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对整个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都具有重要指导意义”^[22]。

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在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经验，吸取人类文明成果的基础上，从新世纪新阶段我国发展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它揭示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反映了我们党对发展问题的新认识，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重大创新和发展。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就是强调发展要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要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去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利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全面发展，就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正确处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全面发展、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关系；协调发展，就是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推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正确处理加快发展和协调发展的关系；可持续发展，就是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节约发展、清洁发展、安全发展，发展循环经济，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保证一代接一代永续发展。科学发展观是指导发展的，离开了发展就谈不上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在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坚持抓好发展这个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以发展和改革的办法解决前进中问题的同时，又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提出和解决为什么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把发展推进和纳入到科学发展观的轨道中去，着力加快改革开放，着力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着力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着力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努力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既是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经验的科学总结，又在新的国内外形势下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更好地推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举措，它反映了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规律的新认识，也反映了我们党对执政规律、执政能力、执政方式和方略的新认识，为我们紧紧抓住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指导。

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和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但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又并不是没有矛盾的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就是在妥善处理各种矛盾中不断前进的过程，就是不断消除不和谐因素，不断增强和谐因素的过程”，这里的“关键是要正视矛盾，找到化解矛盾的正确途径和有效方法，形成妥善处理矛盾的体制机制，而不能让矛盾积累和发展起来，以致影响国家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同时，又“引导群众以理性合法形式表达利益要求、解决利益矛盾”^[2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在国内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任务，而且在和平、发展、合作成为时代潮流，人类社会的发展又面临严峻挑战的情况下，在国际上把携手建设持久和平与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奉为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目标，建议通过坚持民主平等，实现协调合作；坚持和谐互信，实现共同安全；坚持公正互利，实现共同发展；坚持包容开放，实现文明对话，建设一个民主、和谐、公正、包容的和谐世界。

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些是我们党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紧密结合起来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结出的最新成果。它表明，只要我们毫不动摇地继续坚持这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政治路线，我们就必将在21世纪中叶基本完成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础上胜利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成功地走出一条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那样：“这不但是给世界总人口四分之三的第三世界走出了一条路，更重要的是向人类表明，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