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研究与推进

坚持不懈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指出，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对于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有效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则是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提高全党思想政治水平的首要任务。那么，为什么要推进、怎样才能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

一、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整个发展进程中都具有迫切的重要性

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基本理念，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同各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这本来是马克思主义的一贯要求。事情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所指出，这个《宣言》中所阐述的整个说来迄今还是完全正确的一般“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40]。在社会主义的发展进程中，无论是社会主义由理想变成现实、由一国实践变成多国实践，还是由社会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建设，再到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总之，在社会主义的整个发展历程中，都要求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本国实际、时代特征紧密结合起来。历史的经验说明，在凡是实现了这种结合的时刻和地方，社会主义事业就会兴旺发达；反之，社会主义事业就会遭遇困难和挫折。

对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的必要性，中国共产党人尤其具有深切的感受。因为在20世纪20年代末期和30年代前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我们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曾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因此，早在20世纪30年代，毛泽东就提出了要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他反复强调：“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切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应用它”^[41]。他不仅在民主革命时期，领导我国人民夺取了革命的胜利，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而且在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以后，又提出和探索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中国具体实际的“第二次结合”。所以，毛泽东宣告：“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密切地联系起来，这是我们党的一贯的思想原则。”^[42]邓小平则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本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这句话本身就是普遍真理。它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叫普遍真理，另一方面叫结合本国实际。我们历来认为丢开任何一面都不行”，“如果普遍真理不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或者结合得不好，那末就会造成很大的损失”^[43]。他强调指出：“我们坚信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只有结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离开自己国家的实际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44]；“就算你用的公式是马克思主义的，不同各国的实际相结合，也难免犯错误”^[45]；所以，他归结说：“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46]。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上阐述和发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含意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同时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离开本国实际和时代发展来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把马克思主义同它在现实生活中的生动发展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没有出路。”^[47]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上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相结合，列为我国改革开放“十个结合”宝贵经验的第一条。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的大会上，他说：“三十年来，我国改革开放取得伟大成功，关键是我们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根据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发展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48]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又提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新要求、新举措：强调做到三个“准确把握”和一个“及时总结”（准确把握当今世界发展大势，准确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准确把握改革发展实际，及时总结党领导人民创造的新鲜经验），围绕“四大问题”（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不断作出新的理论概括，增强理论说服力和感召力，丰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所以，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整个发展历程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始终具有着迫切的重要性。

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准确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和我国改革发展实际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积极探索解决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基本问题，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这里，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当然是一个前提条件，但我们又必须从实际出发来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准确把握我国基本国情。在当今，就是要准确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和我国改革发展实际。当前，我国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全面推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我国正处在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向前迈进。但总的来看，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同时我国发展呈现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出现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从我国历史上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来看，准确把握这一基本国情，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极大的重要性。

在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正是由于全面地深刻地把握了我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基本国情，才正确地解决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任务、性质、动力和前途等一系列基本问题，引导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对于在这样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国情应该怎样认识？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我们党虽曾对此作过有益的探索，但总的来说，一直处在不完全清醒的状态。如，忽而认为“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忽而又认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处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激烈斗争的“过渡时期”。正是在对基本国情作出这种超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错误的认识论判断基础上，才孕育出人民公社化运动和“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错误来，所以，邓小平在总结新中国成立30年的历史经验时说，“不要离开现实和超越阶段采取一些‘左’的办法，这样是搞不成社会主义的”^[49]。在经过多年的酝酿和多次的阐述后，在1987年党的十三大前夕，邓小平指出：“我们党的十三大要阐述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

根据这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党的十三大阐明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个论断，包括两层含义：第一，我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第二，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我们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而不能超越这个阶段。正因为我们的社会主义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生产力水平远远落后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就决定了我们必须经历一个很长的初级阶段，去实现别的许多国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实现的工业化和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据此，党的十三大指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党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总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两个基本点，这就是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的主要内容”^[50]。

根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党的十五大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51]。根据这个纲领，我们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任务，在经济方面是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就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后富，逐步走向共同富裕；坚持和完善对外开放，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人民共享经济繁荣成果。

在政治方面的任务，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人民当家做主的基础上，依法治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就要坚持和完善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发展民主，健全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实现社会安定，政府廉洁高效，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和睦，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在文化方面的任务，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这就要坚持用邓小平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努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教育科学文化水平；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重在建设、繁荣学术和文艺。建设立足中国现实、继承历史文化优秀传统、吸取外国文化有益成果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改革开放几十年以来，我们党正是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为根据明确概括和全面阐发的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提出经济建设发展的战略、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则、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等任务的。今天，我们要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仍然要时刻准确把握住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和我国改革发展实际。我们要铭记邓小平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的谆谆教诲：“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同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52]

三、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要准确把握当今世界发展大势

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就是要把握时代主题，反映时代精神，吸收新的时代内容，积极回应时代挑战，使马克思主义紧跟时代发展步伐、引领时代前进潮流，拓宽视野、丰富内涵、正确回答当今世界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发展提出的新的重大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准确把握当今世界发展大势，并且把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同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紧密地结合起来，使马克思主义在广泛吸取当代人类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中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

邓小平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在对当今时代特征和总体国际形势，对世界格局的演变和走向，对各种力量的消长和相互关系，对事关人类前途的全球性问题等等进行缜密、透彻的分析和研究的基础上，得出科学的结论，一是认为避免世界大战是可能的，维护和平是有希望的；二是认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三是认为世界正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四是认为以经济为基础、科技为先导的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五是认为社会主义前途依然一片光明。他强调指出：“世界形势日新月异，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很快。现在的一年抵得上过去古老社会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53]我们要通过改革开放大踏步地赶上时代前进潮流、昂首阔步地走在时代前列。邓小平的这些把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论述，成为我党在改革开放新时期调整内外政策和处理国际事务的理论依据。

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在践行的人类追求文明进步的新路——中国和平发展道路为例，1989年10月，邓小平指出：“我们搞的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社会主义，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只有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国家才能一步步富强起来，人民生活才能一步步改善。只有争取到和平的环境，才能比较顺利地发展。”^[54]2004年8月，胡锦涛在纪念邓小平诞辰100周年大会上，正式提出了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政策宣示^[55]。这意味着我们要充分利用世界和平的大好时机发展和壮大自己，又以自身的发展更好地维护世界和平，实现中国的发展与和平国际环境的良性互动；我们参与维护和建设现存国际体系，又积极推动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立；我们坚持独立自主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又以趋利避害方针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我们反对霸权主义，也严格约束自己永远不称霸。2005年4月，胡锦涛又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际战略新理念——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论，要求和其他国家一起在国际关系中弘扬民主、和谐、协作、共赢精神；在政治上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共同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在经济上相互合作、优势互补，共同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均衡、普惠、共赢的方向发展；在文化上相互借鉴、求同存异，尊重世界多样性，共同促进人类文明繁荣进步；在安全上相互信任、加强合作，坚持用和平方式而不是战争手段解决争端，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在环境上相互帮助，协力推进，共同呵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

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深远，世界经济格局发生新变化，国际力量对比出现新态势，全球思想文化交融交锋出现新特点，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等方面仍占优势，综合国力竞争和各种力量较量更趋激烈，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给我国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在这种形势下，我们要坚持不懈地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使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世界得到大的发展，造福人类。

四、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要使马克思主义成为广大人民群众掌握的改造世界的锐利武器，又要以最广大人民的实践为理论创新的源泉，及时总结党领导人民创造的新鲜经验

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通常理解为要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通俗化，使之更好地为人民群众所理解和掌握，成为人民群众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锐利武器。这种理解无疑是正确的，因为事情正如马克思所说的：“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56]；或者如列宁所说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57]但在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不仅包括马克思主义“到群众中去”，还包括马克思主义“从群众中来”，是马克思主义“从群众中来”与“到群众中去”相互联结的无限循环。1945年4月，我们党的六届七次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曾经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强调指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58]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要以最广大人民的实践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源泉，并及时总结党领导人民创造的新鲜经验，以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去指导新的实践。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历程中，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突出地表现为：我们党既通过提出和贯彻正确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带领人民前进，又从人民的实践创造和发展要求中获得前进动力。

在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大多数农民处在非常贫困的状态，衣食住行都非常困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决定进行农村改革，给农民自主权，给基层自主权，这样一下子就把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把基层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农村的面貌开始改变。但是，“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的，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59]。

乡镇企业的出现也是如此。邓小平说：“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多种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这不是我们中央的功绩”，那是基层农业单位和农民自己创造的，解决了占农村剩余劳动力50%的人的出路问题。“如果说在这个问题上中央有点功绩的话，就是中央制定的搞活政策是对头的。”邓小平归纳说：“我们农村改革之所以见效，就是因为给农民更多的自主权，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现在我们把这个经验应用到各行各业，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60]

以后，邓小平又从群众和领导的关系的角度总结经验说：“改革开放中许许多多的东西，都是由群众在实践中提出来的”，“绝不是一个人的脑筋就可以钻出什么新东西来，是群众的智慧，集体的智慧，我的功劳是把这些新事物概括起来，加以提倡”^[61]。邓小平的这番话从一个方面生动地描绘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程。我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今后的发展过程中，仍然要坚持不懈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去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胜利。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0、78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62—363页。

[3]《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5页。

[4]《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1、242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52页。

[6] 江泽民：《论“三个代表”》，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0页。

[7]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33页。

[8]《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67页。

[9]《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07—110页。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3页。

[11]《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23页。

[12]《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8页。

[13] 列宁：《关于用自由平等口号欺骗人民》，《列宁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46页。

[14] 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11页。

[15]《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4页。

[16]《马克思致帕·瓦·安年科夫（1846年12月28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32—533页。

[17]《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68—769页。

[18]《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0页。

[19]《恩格斯致瓦·博尔吉乌斯（1894年1月25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32页。(www.xing528.com)

[20]《恩格斯致约·布洛赫（1890年9月21—22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96页。

[21]《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99页。

[22]《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9页。

[23]《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00—303页。

[24]《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4—709页。

[25]《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09页。

[26]《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4页。

[27] 列宁：《卡尔·马克思》，《列宁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9—60页。

[28]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3、285页。

[29] 恩格斯为马克思《法兰西内战》1891年版单行本所写《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13页。

[30]《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45页。

[31]《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95页。

[32]《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1、1097页。

[33]《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7页。

[34]《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8页。

[35]《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2页。

[36] 江泽民：《在东北三省党的建设和“十五”期间经济社会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新华社长春2000年8月28日电。

[37] 江泽民：《论“三个代表”》，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13页。

[38] 胡锦涛：《在西柏坡学习考察时的讲话》，新华社2003年1月2日电。

[39] 胡锦涛：《在新进中委、候补中委学习“三个代表”和贯彻十六大精神研讨班结业式上的讲话》，新华社2003年2月18日电。

[4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8页。

[41]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707页。

[42]《毛泽东文集》第7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116页。

[43]《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58—259页。

[44]《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13、191页。

[45]《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8页。

[46]《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

[47]《江泽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2页。

[48]《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796页。

[49]《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2页。

[50]《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3—14页。

[51]《江泽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8页。

[52]《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9页。

[53]《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1—292页。

[54]《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28页。

[55]《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60页。

[5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60页。

[57]《列宁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版，第23页。

[58]《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99页。

[59]《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2页。

[60]《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8、242页。

[61] 参见《伟大的实践，光辉的篇章》，载1992年10月24日《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