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三个代表与马克思主义的传承与发展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这种继承和发展表现在哪些方面，它们又是怎样实现的？对于党的十六大精神的深入学习和贯彻，要求我们深刻理解和牢牢把握这个问题。

一、在社会基本矛盾论上的一脉相承

江泽民2000年5月14日在江苏、浙江、上海党建工作座谈会上曾经说过：“我们现在遇到的矛盾和问题很多，而且错综复杂、相互交织，但归根到底，是要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新的历史条件下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与调整完善生产关系，根据经济基础的发展自觉改革和完善上层建筑中不相适应的问题。这就要求全党同志在贯彻党的理论、路线和方针政策时，在从事各项事业中，都要牢记落实‘三个代表’的要求，看看我们所采取的措施，所做的工作，是不是符合‘三个代表’的要求，符合的就毫不动摇地坚持，不完全符合需要调整补充的积极调整补充，不符合的就勇于实事求是地纠正，以利我们的改革和建设不断向前迈进，充分体现共产党人的先进性和时代精神。”^[6]

把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我们所面对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错综复杂、相互交织的矛盾和问题的任务，直接归结为把“三个代表”当作检验我们所采取的措施、所做的工作的标准，这清楚地说明了江泽民集中全党智慧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其理论渊源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基本矛盾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首先表现在它在社会基本矛盾论上是和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的。

在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综合其研究成果，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从静态上分析了社会结构，又从动态上揭示了社会变革的机制，显示出人类历史上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关于社会的结构，马克思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树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这就是说，“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接着，马克思又揭示社会变革的动力和程序说：“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7]

马克思在这里提出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矛盾的理论，是尔后一切马克思主义者始终不渝地坚持的基本理论。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更把马克思所揭示的这两对矛盾概括为社会基本矛盾，并把它贯穿到社会主义社会中去，构成为适用于整个人类社会的社会基本矛盾论。毛泽东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不过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些矛盾，同旧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罢了。”^[8]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基本矛盾论，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而且也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事情正如列宁所指出的那样，首先，马克思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论“所用的方法，就是从社会生活的各种领域中划分出经济领域，从一切社会关系中划分出生产关系，即决定其余一切关系的基本的原始的关系”，“这种唯物主义思想”“第一次使人们有可能以严格的科学态度对待历史问题和社会问题”；其次，“它把生产关系划分为社会结构”，“使人们有可能把主观主义者认为不能应用到社会学上来的重复性这个一般科学标准，应用到这些关系上来”，从而“第一次把社会学提高到科学的水平”；最后，它又“把生产关系归结为生产力的水平”，这就“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作自然历史过程”^[9]。所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在社会基本矛盾论上的一脉相承，不仅是在基本原理上的一脉相承，而且也是在世界观和方法论上的一脉相承。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坚持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同时，又立足于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主动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反映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于我们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以新的思想、观点和论断，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论、文化建设论和人民是历史的主体论。

二、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论的推进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基本矛盾论把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看作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根本动力，与此相适应，“三个代表”也首先从要求我们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开始。

生产力是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以先进生产力不断取代落后生产力的发展过程；社会主义对于资本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而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上面，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建立在发达生产力的基础之上。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治统治以后，要“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10]。列宁认为“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以后它的最主要最根本的需要就是增加产品数量，大大提高社会生产力”^[11]。邓小平则反复强调“在社会主义国家，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以后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12]。从当前我国国内外形势及其发展变化的角度来看，由于我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说，还处于生产力和科技教育的总体水平比较低，要逐步摆脱不发达状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阶段，需要迅速地、大幅度地发展社会生产力；而在国际上自从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以来，各大国之间的关系围绕着争夺以科技和经济为核心的综合国力优势而展开并日趋激烈，科技进步日新月异，越来越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决定因素。冷战结束以后，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国际形势错综复杂、各种矛盾相互交织，和平与发展仍然是世界面临的两大课题，但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有新的发展和表现，经济全球化和世界格局多极化在曲折中发展，西方敌对势力加紧对我国实施“西化”和“分化”的战略图谋，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归根到底还是要集中精力把国内的事情办好，尤其要抓紧今后20年的战略机遇期，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在这种情况下，正确认识时代特征和世界发展潮流，把握社会前进脉搏，洞察历史发展大势，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不断促进先进生产力的发展，理所当然地就成为我们党始终站在时代前列、保持党的先进性的根本体现和根本要求。

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包含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要通过促进生产力要素的发展来不断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二是要通过改革不适合生产力发展需要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来不断地为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打开更广阔的通途。

在生产力诸要素中，马克思列宁主义历来认为，“全人类的首要的生产力就是工人，劳动者”^[13]。而随着知识要素在生产力中所占比重不断增大，随着在社会主义国家知识分子已包括在工人阶级之内等情况的发展，不断提高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群众以及全体人民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不断提高他们的劳动技能和创造才能，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就成为我们党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所必须履行的第一要务。

在生产力诸要素中科学技术是一个越来越重要的组成要素，马克思根据他所处时代的情况指出“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14]；邓小平按照当代的情况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15]。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又根据科技进步日新月异地给世界生产力和人类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极大推动的情况，强调科学技术还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要求我们党敏锐地把握未来的科技发展还将产生新的重大飞跃的客观趋势，始终注意把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同掌握、运用和发展先进的科学技术紧密地结合起来，大力推动科技进步和创新，不断用先进科技改造和提高国民经济，特别是改造、改进和提高不适应先进生产力和时代发展要求的一些落后的生产方式，努力实现我国生产力发展的跨越，这是我们党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所必须履行的重要职责。

马克思坚持生产力决定论，坚持生产关系要适合生产力发展需要论，他指出：“为了不致丧失已经取得的成果，为了不致失掉文明的果实，人们在他们的交往方式不再适合既得的生产力时，就不得不改变他们继承下来的一切社会形式”，所以，“随着新的生产力的获得，人们便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而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他们便改变所有不过是这一特定生产方式的必然关系的经济关系”^[16]。在社会主义社会，事情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由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同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根本不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的发展是相适应的，但其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相矛盾，必须按照具体情况不断加以解决^[17]。邓小平则在对实践经验进行深入具体的研究以后强调指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18]。“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坚持邓小平理论的过程中，强调要在继续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等经济政治制度的同时，还要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不断为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打开更广阔的通途，这就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论。

三、对马克思主义文化建设论的推进(www.xing528.com)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基本矛盾论，主要致力于论证政治法律的和哲学文艺等等上层建筑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与此同时，他们又强调这些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发展的反作用和引导作用。恩格斯曾经指出：“并非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这是归根到底总是得到实现的经济必然性的基础上的互相作用”^[19]；“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于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20]。马克思恩格斯还提出了他们的文化观，指出在先进的文化下将培养出完全不同的人，创造出这种人将是实现共产主义的重要条件和目标。

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以后领导俄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一方面强调要正确对待文化遗产，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那些自命为无产阶级文化专家的人杜撰出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21]；另一方面，列宁又坚持无产阶级文化的党性原则，强调建设无产阶级文化要靠党的领导，而不能脱离党的领导另搞一套，强调“只有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才正确地反映了革命无产阶级的利益、观点文化”^[22]，强调“应该用批判的头脑来掌握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强调要用反映“统一意志”和“团结”的“工农的自觉纪律”去取代和“废除资产阶级社会内违反大多数人的意志而实行的强迫纪律”，强调要掌握“一切现代知识”并把它和自己的“直接工作统一起来”，强调要培养“完全服从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的“共产主义道德”^[23]。

毛泽东在领导我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提出我们在文化领域中的目的是建立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指出这种先进文化在表现形式上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在内容上是继承了古今中外一切优秀文化遗产而成，其灵魂是马克思主义，承担者是中国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社会功能是团结教育人民^[24]。邓小平则指出：“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度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25]，“不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破坏，走弯路”^[26]。

世纪之交国际国内形势发生的深刻变化，一方面为我国具有强大的内在动力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和良好的社会基础；另一方面，国际上各种思想文化更加激烈地相互激荡，西方敌对势力进一步加大的意识形态渗透，以及伴随着国内改革深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出现的不同社会群体在价值取向、道德观念、文化选择上的多样化，又都使得思想政治领域长期面临尖锐复杂的斗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的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正是在继承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基本理论的同时，又反映了这些发展变化对于当前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新要求，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化建设论的一个推进。

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说的是党要努力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以便为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这种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要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要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唱响社会主义文化的主旋律，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以引导广大人民群众从思想上精神上正确武装和不断提高起来，这也是我们党站在时代前列保持先进性的根本体现和根本要求；二是要努力建设和弘扬反映革命、建设和改革要求的新文化，荡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腐朽没落的旧文化，努力改造落后文化，坚决抵制各种错误思想对人们的侵蚀；三是要培养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要在发展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基础上，不断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并把它提到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本质要求的高度；四是要加强以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为重要内容和中心环节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结合起来，以保持良好的社会秩序和风尚，营造高尚的思想道德基础；五是要继承、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和革命文化传统，积极吸取和借鉴一切外国的优秀文化成果，又充分体现时代精神和创新精神，积极进行文化创新。

四、对人民是历史的主体论的推进

马克思的社会基本矛盾论最终落脚在人民是历史的主体上面。正是马克思的社会基本矛盾论消除了以往历史理论不仅没有探索社会关系体系发展的客观规律性，而且还从来“忽视居民群众活动”的根本缺陷，“第一次使我们能以自然科学的精确性去研究群众生活的社会条件以及这些条件的变更”，“指出了科学地研究历史这一极其复杂、充满矛盾而又是有规律的统一过程的途径”^[27]。

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政党都是以一定的阶级为基础，在政治上代表着这个阶级的利益，是为这个阶级的利益服务的。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与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过去一切运动不同，“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共产党人“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28]；在《法兰西内战》一书中，他们又特别强调了巴黎公社为“防止”在以往所有的国家中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的“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这种根深蒂固的弊端所采取的可靠举措^[29]。

列宁在总结巴黎公社的历史经验时则指出：“只有把无产阶级和农民都包括进来的革命，才能成为把大多数吸引到运动中来的‘人民革命’，而打碎和摧毁压迫、摧残和剥削这两个阶级的官僚军事国家机器，是实现贫苦农民同无产者自由联盟的‘先决条件’，舍此民主就不巩固，社会主义改造就没有可能”^[30]；以后，列宁又把这个经验创造性地用来领导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他强调说：“只有我们正确地表达人民的想法，我们才能管理，否则共产党就不能领导无产阶级；而无产阶级就不能率领群众，整个机器就要散架。”^[31]

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是历史的主体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得到了高度的尊重和发挥。毛泽东强调：“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高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拥护为最高标准”^[32]。邓小平则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以人民利益为每一个党员的最高准绳”两句话来概括“中国共产党的含义和任务”^[33]；“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34]；判断改革开放政策的对错，“应当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35]。江泽民从我们党成为执政党以后发生的党情变化出发，根据取得执政地位使我们党获得了更好地为人民服务的条件，也增加了脱离群众乃至腐败变质的危险的情况，指出：“‘三个代表’的要求最终要体现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上来”^[36]；“我们提出‘三个代表’的要求，并强调按照‘三个代表’要求全面加强党的建设，根本的目的就在于保证我们党始终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37]。胡锦涛则强调牢记党的宗旨同坚持艰苦奋斗这两者之间的十分紧密的关系。他指出：“只有坚持艰苦奋斗，心中装着人民群众，始终同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才能保持我们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才能增强抵御腐朽思想侵蚀的能力”^[38]；“‘三个代表’是与时俱进的理论”，对于党的领导干部来说，加强主观世界的改造，牢固树立正确的权利观、地位观、利益观，真正形成和永远坚守共产党人的思想道德和革命品质，“特别要解决好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问题。只有一心为公，立党才能立得牢；只有一心为民，执政才能执得好。关键是要坚持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39]。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党要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说的是党要坚持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在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的基础上，使人民群众获得切实的经济、政治、文化利益。要看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个体和群体、局部和整体、眼前和长远利益的辩证统一，它综合和包含了人民群众中不同利益主体、不同层次的需要，党在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时，既要把最大多数人的利益看作是最要紧和最有决定性的因素，又要在我们的政策和工作中正确反映和妥善处理各种利益关系，考虑兼顾不同阶层和不同方面的群众关系；而我们的党员干部在处理各种利益关系时要代表人民掌好权、用好权，绝不容许以权谋私、形成既得利益集团；要处理好先富和后富、个人富裕和共同富裕的关系，绝不能用手中的权力去谋取不正当利益。这样，“三个代表”就在立足于新的实践，把握住时代特点，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研究解决现实中重大问题的时候，为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是历史的主体论作出了新的贡献。

五、“三个代表”的精神实质和对马克思主义的丰富与发展

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三者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促进、辩证统一的整体，它既坚持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政治经济文化的统一，历史发展规律与历史创造主体的统一，理论概括与行动指南的统一，也体现了坚持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基本原理和反映当代世界与中国的发展变化对于党和国家工作新要求的统一。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首先说明我们党坚持对马克思主义采取了与时俱进的态度。世界在变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前进，人民的实践在发展，所有这一切都要求我们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必须同时代特征、同不断发展变化的客观实际结合起来，在加强对现实生活中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的研究中，使我们党的全部理论和工作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去指导新的实践，使这种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成为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先导。“三个代表”的提出，又反映了坚持党的先进性具有着核心的重要性。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这是关系我们党能否巩固执政地位，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坚定不移地实现我们的奋斗目标，完成历史和时代赋予的神圣使命的根本问题。党的先进性又是具体的、历史的，是随着时代要求和历史任务的变化而变化的，归根到底，要看党在推动历史前进中所起的实际作用。我们党要承担起推动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使命，就必须紧紧抓住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把坚持党的先进性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落实到发展先进生产力、发展先进文化、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上来，推动社会全面进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质在坚持执政为民。为此，一方面，在我国社会发生深刻变革、党和国家事业快速发展的进程中，党要妥善处理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把一切积极因素充分调动和凝聚起来，不断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增添新力量；另一方面，又必须以改革的精神推进和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不断为党的肌体注入新活力，使党成为始终站在时代前列，带领人民团结奋进的坚强领导核心。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清楚地说明了它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基本矛盾论，同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发展最终决定、先进文化引导社会发展、人民群众创造人类历史的基本理论一脉相承，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和基本原理的坚持和推进。所以，它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丰富和发展，首先不是表现为对其中的个别原理、观点、论断的丰富和发展，而是在面对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于党和国家工作提出的新要求时，回答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进一步深化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探索，成为我们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我国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创造性地把党的建设同当代世界和中国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趋势，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目标联系起来，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的规律、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的认识，赋予党的性质、党的指导思想、党的宗旨和党的任务以鲜明的时代意义、精神、内涵和特征，从而在这些方面从总体上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是我们党要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