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改革开放“十个结合”的宝贵经验
自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和实行改革开放决策以来,我国的经济社会在世界历史上罕见的长时期内以数倍于世界平均增速地快速发展起来,经济规模增加了好多倍,一跃而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事情正如党的十七大报告所指出的:“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那么,为什么改革开放能使中国实现这样的人间奇迹呢,它的奥秘在哪里,经验又是什么?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总结出了我国改革开放“十个结合”的宝贵经验,并指出这是“我们这样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摆脱贫困、加快实现现代化、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宝贵经验”;在2007年12月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研讨班上的讲话中,在2008年12月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胡锦涛又展开了这“十个结合”的各个方面。
1956年4月,毛泽东为了寻找一条适合我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的路线,曾经结合苏联模式所暴露出来的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深刻阐述了要正确处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等十个矛盾的重要性;1981年6月,由邓小平主持起草、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一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总结了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确立的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确道路的十个主要点;1995年9月,江泽民提出了改革、发展、稳定等在改革和发展的新形势下带有全局性的12个重大问题,作了《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的讲话;1998年12月,江泽民总结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20年以来我们党的主要历史经验;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又总结了1989年以后13年来我们党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方面加深认识的经验。现在,胡锦涛又在总结邓小平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业,我国实行改革开放30年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高度,论述了我国改革开放“十个结合”的宝贵经验,这就把我们党领导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丰富实践,提升到由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实现的、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再以这种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去为改革开放提供理论指导的高度,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一、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在“文化大革命”结束时整个政治局面还处于混乱状态、整个经济情况则处于缓慢发展和停滞状态的中华民族,大踏步地走在了时代前列。30多年来我国改革开放之所以取得这样伟大的成功,关键就在于我们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根据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发展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是使我们党和国家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的根本思想保证,因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包含有揭示社会发展规律、引导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科学真理,包含有代表人民利益和愿望、体现人类发展正确方向的理想信念,包含有统一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思想和意志的精神力量。从历史上说,近代中国虽然曾经有许多志士仁人提出过种种救国方案,为振兴中华民族进行过不懈努力,但因缺乏正确的理论指导,一次又一次地都遭到了失败,只是在中国共产党人自觉地用马克思主义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科学地把握了中国革命的规律和特点,形成了指导中国革命的正确的战略、策略,这才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就当代来说,有一些原社会主义国家也曾搞过“改革”,但因为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社会主义的道路,把“改革”搞成了改掉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改向”、“改宗”,到头来落得个亡党亡国的下场。而我们党领导的改革开放,不但不是要改掉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还要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下,我们既坚定不移地进行改革开放,又坚定不移地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坚决排除各种背离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思潮和错误倾向的干扰,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
为什么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同时,还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运用这些原理的当时当地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这本来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一贯要求,因为马克思主义只有同本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紧密结合,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才能更好发挥指导实践的作用。1872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德文版序言中强调指出,《共产党宣言》中所阐述的迄今还是完全正确的一般“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46]。 1886年1月,恩格斯在一封信件中指出:“我们对未来非资本主义社会区别于现代社会的特征的看法,是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的确切结论;不结合这些事实和过程去加以阐明,就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47]1920年,列宁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中指出,“各国共产主义工人运动国际策略的统一”,“要求运用共产党人的基本原则(苏维埃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时,把这些原则在某些细节上正确地加以改变,使之正确地适应于民族的和民族国家的差别,针对这些差别正确地加以运用。在每个国家通过具体的途径来完成统一的国际任务……的时候,都必须查明、弄清、找到、揣摩出和把握住民族的特点和特征,这就是一切先进国家(而且不仅是先进国家)在目前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48]。
在20世纪20年代末期和30年代前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我们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曾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因而毛泽东在总结中国革命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必须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造性论断。他强调说:“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离开中国特点来谈论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49]。邓小平也反复强调说:“我们多次重申,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离开自己国家的实际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只有结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50]。
所以,我们在改革开放中,一定要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的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自觉地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同时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应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用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去回答改革开放中出现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为改革开放提供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的理论指导,开辟马克思主义新境界。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更把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作为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首要任务提到全党面前。
二、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坚持改革开放结合起来,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
邓小平制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为两个基本点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尔后受到江泽民和胡锦涛的高度重视和高度评价:江泽民把它称作“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总纲”。他指出:“实践表明,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最重要的是要全面理解和正确处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关系”,“离开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任务,社会主义社会的一切发展和进步就会失去物质基础;离开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经济建设就会失去方向和丧失动力”,“把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同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统一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贯穿于现代化建设的整个过程,我们就会不断地从胜利走向胜利”[51]。胡锦涛指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是我们党、我们国家兴旺发达和长治久安的根本要求。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是我们党、我们国家生存发展的政治基石;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是我们党、我们国家发展进步的活力源泉”,“党的基本路线是兴国、立国、强国的重大法宝,是实现科学发展的政治保证,是党和国家的生命线、人民群众的幸福线”[52]。
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我们党始终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实践表明,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关系是相互贯通、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须臾不可偏离,丝毫不可偏废,必须全面坚持,一以贯之。所以,我们要既以四项基本原则保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又通过改革开放赋予四项基本原则新的时代内涵,坚持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统一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贯穿于现代化建设的整个过程,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胜利走向胜利,成为充满生机活力的社会主义。
三、把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同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结合起来
我国改革开放获得巨大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我们坚持了人民创造历史这个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原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一书中指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53]人民是我们国家的主人,是决定我国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而党的全部责任和任务,就是为人民谋利益,团结和带领人民群众为实现自己的根本利益而奋斗。
人们常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制定的一系列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为改革开放的实践提供了理论和政策指导,那么,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中蕴含的正确思想又是从哪里来的呢?人民群众是党的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邓小平极其重视党的政策取材于最基层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实践。例如,他指出:“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54];“改革开放中许许多多的东西,都是群众在实践中提出来的”,“绝不是一个人的脑筋就可以钻出什么新东西来,是群众的智慧,集体的智慧,我的功劳是把这些新事物概括起来,加以提倡”[55]。所以,一定要把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同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结合起来,既从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实践和发展要求中获得前进动力,又通过提出和贯彻正确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带领人民群众前进。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党的一切工作和方针政策,都要以是否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最高衡量标准。
我们必须始终坚持党的群众路线,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尊重人民群众的创造,倾听人民群众的呼声,反映人民群众的意愿,集中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去发展我们的各项事业。我们要坚持尊重社会发展规律与尊重人民历史主体地位的一致性,坚持为崇高理想奋斗与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的一致性。把实现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改革和建设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判断标准,坚持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
正是把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同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结合起来,使我国在改革开放导致利益多元化的情况,能保持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整合。
四、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结合起来
我国改革开放之所以取得巨大的成功,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我们的改革开放,不是在否定和抛弃我们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而是在坚持和深化原先的基本制度的抉择,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革除体制方面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弊端的改革开放。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56]邓小平在这里所说的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就是实现由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
在邓小平这一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的指导下,我们在改革开放中既坚持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又创造性地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使经济活动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我们着力建设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推动建立现代产权制度和现代企业制度,同时又注重加强和完善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克服市场自身存在的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等缺陷,促进国民经济充满活力,富有效率,健康运行。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和加强宏观调控,都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要求,二者缺一不可,绝不能把它们割裂开来、对立起来,因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这样,它就能既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又能发挥市场资源配置的有效性,从而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这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处理市场机制和宏观控制、当前发展和长远发展、效率和公平等关系方面,应该比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做得更好和更有成效。
与此同时,我们还建立和完善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经济制度:我们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积极推行公有制多种有效实现形式,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是社会主义的一条根本原则,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标志。只有确保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才能防止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任何动摇、放弃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做法,都会脱离社会主义的方向。但在同时,我们又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新格局。我们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既鼓励先进、促进发展,又注重社会公平、防止两极分化。
我们要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继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继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体系,不断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五、把推动经济基础变革同推动上层建筑变革结合起来
邓小平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确立的根本指导思想是:“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57]。正是根据这个根本指导思想,30多年来,我们既积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又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不断推动我国社会主义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适应。例如,我们在政治体制改革中,适应于经济基础变革的要求,一是进一步坚持和完善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二是进一步改革和完善了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三是不断改革和完善了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四是改革和完善了决策机制,推进了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五是不断深化了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六是努力推进了行政体制改革和司法体制改革;七是不断推动和发展城乡基层民主,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八是颁布和实施了一系列新的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法律和政策规定;九是推出和实施了一系列重大举措,加强对权力的制约监督和反腐败斗争,如此等等。
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就本来显而易见、有目共睹,但有一些西方政治人物却硬要从其所谓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就要实行三权分立的偏见出发,无端指责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没有进展。正是针对这种片面看法,胡锦涛多次讲话明确指出和论证了把推动经济基础变革同推动上层建筑改革结合起来是我国改革开放不断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因之一。例如,胡锦涛2004年1月在法国国民议会上发表讲演指出:“中国的改革是全面改革,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我们不仅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也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我们明确提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我们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完善社会主义民主的具体制度,保证人民充分行使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权利。这些年来,我们在国家领导制度、立法制度、行政管理体制、决策制度、司法制度、人事制度、基层民主制度、监督制约制度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取得了显著成果。中国人民的公民权利、政治权利和基本自由得到维护和保障。”[58]2006年4月,胡锦涛在美国耶鲁大学发表讲演答问时又指出:“我认为,上层建筑的发展要适应经济基础发展的要求。我也认为,没有民主就没有现代化。如果把28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所取得的成就,仅仅归因于中国进行了经济体制改革,这显然是不全面的,也是完全不符合实际的。事实是,从1978年以来,中国进行了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等在内的全面改革。凡是对中国有比较深入了解的人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无论是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还是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中国都取得了重要成果。20多年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事实也表明,中国的政治体制是基本适应中国经济发展要求的。”[59]
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当家做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我们要顺应经济社会发展变化、适应人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以促进人民当家做主为根本,以增强党和国家活力、调动人民积极性为目标,不断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坚持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特点和优点,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我们需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但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
六、把发展社会生产力同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结合起来
在人类历史上,社会主义社会是一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崭新的社会形态。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特别像我们这样在旧中国经济文化极端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础上建立的社会主义的社会,必须更加重视和始终坚持发展生产力,把物质文明建设搞好。没有经济的发展,社会发展和精神文明建设就没有物质基础。另一方面,要是没有社会的发展和精神文明的进步,物质文明建设就没有动力,经济发展目标就难以实现;更何况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发展生产力既要见物又要见人,既要重视物的发展即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又要重视人的发展即全民族文化素质的提高。所以,我们要用一系列的“两手抓”,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共同进步,既实现经济持续发展,又实现社会全面进步、全民族的文明素质的提高。任何时候都不能以牺牲精神文明为代价去换取经济的一时发展。
为此,我们必须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作为主线,把它贯穿到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全过程。我们要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我们要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我们要着力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激发全民族的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不断发展、文化市场更加繁荣,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
我们要通过把发展社会生产力同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结合起来,把人的全面发展同社会全面进步统一于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之中。
七、把提高效率同促进社会公平结合起来
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面临的重大课题。讲求效率才能增添活力,注重公平才能促进社会和谐,坚持效率和公平的有机统一才能更好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因为从根本上说,高效率、社会公正和共同富裕都是由社会主义的本质所决定的,社会主义应该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社会生产力,更应该实现资本主义所难以达到的社会公正。30多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高度重视通过提高效率来增强社会活力、促进经济发展,又高度重视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通过实现社会公平来促进社会和谐,并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和社会的需要,不断地调整对于效率和公平在这个矛盾统一体中所占据的地位和比重。例如,在1987年党的十三大上,我们提出“在促进效率提高的前提下体现社会公平”的原则[60];在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个人分配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体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61];在2002年党的十六大上,在继续强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同时,又提出“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发挥市场的作用,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再分配注重公平,加强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职能,调节差距过大的收入”[62];十六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都强调要注重社会公平,加大调节收入分配力度;2006年10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系统完整地阐明了实现社会公平的要求,指出:“社会公平正义是社会和谐的基本条件,制度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保证”,在“完善收入分配制度,规范收入分配秩序”方面,要“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加强收入分配宏观调节,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逐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调节过高收入,坚决取缔非法收入,促进共同富裕”[63];在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上,进而提出:“把提高效率同促进社会公平结合起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64]。
把提高效率同促进社会公平结合起来,其目的是要实现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由广大人民来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走共同富裕道路,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努力形成社会和谐人人有责,社会和谐人人共享的生动局面。我们要通过这样的结合,使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既持续地充满创造活力,又有助于避免两极分化而达到共同富裕。
八、把坚持独立自主同参与经济全球化结合起来
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社会主义大国,任何时候都必须把经过长期奋斗得来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作为自己发展的根本基点。这就是说:
任何时候我们都要坚持自己选择的社会制度、发展道路;
我们要始终把国家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我们要坚持中国的事情按中国的情况来办,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来办,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我国内部事务;
对于一切国际事务,我们都要从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出发,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去确定我们的立场和政策,按照冷静观察、沉着应付的方针和相互尊重、求同存异的精神进行处理,不屈从于任何外来压力,不同任何大国或国家集团结盟,不搞军事集团。
但在另一方面,又必须看到,当代中国的前途命运已经日益紧密地同世界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在当今世界,任何国家关起门来搞建设都不可能成功。在世界多极化趋势增强、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国际环境中,我们必须全面把握当今世界发展变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勇敢地参与到经济全球化中去。就是说,必须把坚持独立自主同参与经济全球化结合起来,这就要求我们:
要在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所有国家开展交流合作。进一步改善发展同大国的关系,相互尊重,求同存异,平等相待,互利合作,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国与国之间存在的分歧争端;坚持睦邻友好政策,积极发展同邻国的关系,争取良好的周边环境;始终把发展、加强同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作为我国外交工作的立足点。
要积极促进世界多极化,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尊重世界多样性。我们认为,世界丰富多彩,各种文化并存互补,是世界发展进步的重要条件,历史文化和经济社会制度的差异,不应成为相互疏远、对抗的理由,而应成为相互合作、共同发展的动力。
不断扩大对外开放,把“引进来”和“走出去”紧密结合起来。
学习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坚持趋利避害,形成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均衡、普惠、共赢的方向发展,促进人类文明繁荣进步。
总之,我们要始终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既利用和平的国际环境发展自己,又通过自己的发展维护世界和平。
九、把促进改革发展同保持社会稳定结合起来
改革涉及利益调整、体制转换、观念更新,因此,必须正确把握改革、发展、稳定这三者的关系:改革是动力,是我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发展是目的,解决中国的所有问题,关键都要靠我们自己的发展,所以是硬道理;而稳定则是改革和发展的基本前提,邓小平再三强调:“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中国要实现自己的发展目标,必不可少的条件是安定的国内环境与和平的国际环境。我们不在乎别人说我们什么,真正在乎的是有一个好的环境来发展自己”[65]。所以,必须坚持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忍受的程度统一起来,而把不断改善人民生活作为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的重要结合点,在社会稳定中推进改革发展,又通过改革发展促进社会稳定,特别是社会大局的稳定。
胡锦涛指出:“实现改革发展稳定的统一,是关系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要指导方针。”[66]为此,我们既要看到要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不断前进,就要坚定不移地自觉调整和改革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方面和环节,又要不断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增强改革措施的协调性,使改革获得广泛而深厚的群众基础。而为了全面把握我国社会稳定大局,有效应对影响社会稳定的各种问题和挑战,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一要善于审视新情况新变化,正确把握和处理经济社会生活中出现的各种矛盾,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同时积极运用经济、行政、法律等手段,健全党、政府主导的各种维护群众利益的机制,及时妥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二要依法打击各种违法犯罪活动,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创造良好的社会治安环境;三要始终警惕和防范国内外敌对势力的渗透、颠覆、分裂和破坏活动,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十、把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同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结合起来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反复证明,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是我们事业胜利前进的根本保证。要把十几亿人的思想和力量统一和凝聚起来,齐心协力共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没有中国共产党的统一领导是不可设想的。而党所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又从来都是同党自身建设的伟大工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伟大事业离不开伟大工程的支撑,伟大工程又必须紧紧围绕伟大事业来进行,只有不断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才能不断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所以,党要承担起人民和历史赋予的重大历史使命,就必须认真研究自身建设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坚持不懈地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在不断解放思想中统一全党思想,在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中推进高素质干部队伍建设,在增强党的阶级基础的同时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在继承党的优良传统的同时弘扬时代精神,使党始终坚持工人阶级先锋队、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先锋队的性质,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并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不断增强党的战斗力和拒腐防变能力。事情正如胡锦涛所指出的:“党的先进性和党的执政地位都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67]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既围绕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来推进党的建设,又通过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我们要始终坚持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党的建设,就是说,要以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为主线,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坚定理想信念为重点加强思想建设,以造就高素质党员、干部队伍为重点加强组织建设,以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为重点加强作风建设,以健全民主集中制为重点加强制度建设,以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为重点加强反腐倡廉建设,使我们党始终成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求真务实、改革创新、艰苦奋斗、清正廉洁、富有活力、团结和谐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在我国改革开放“十个结合”的宝贵经验中,第一条“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揭示了我们党在改革开放实践中是如何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从而丰富和发展了我们党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这个问题的创造性地探索和回答的;第二条“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坚持改革开放结合起来,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第三条“把尊重人首创精神同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结合起来”,揭示了我们党在改革开放实践中是如何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从而丰富和发展了我们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的创造性探索和回答的;第四条“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结合起来”;第五条“把推动经济基础变革同推动上层建筑改革结合起来”;第六条“把发展社会生产力同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结合起来”;第七条“把提高效率同促进社会公平结合起来”,揭示了我们党在改革开放实践中是如何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到社会建设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从而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和理论体系的;第八条“把坚持独立自主同参与经济全球化结合起来”;第九条“把促进改革发展同保持社会稳定结合起来”,揭示了我们党在改革开放实践中是如何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如何丰富和发展我们党对“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实现发展”这个问题的创造性探索和回答的;第十条“把推进中国特色伟大事业同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结合起来”,揭示了我们党在改革开放实践中是如何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从而丰富和发展我们党对“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个问题的创造性探索和回答的。归结起来,“十个结合”展示了怎样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使我们这样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摆脱贫困、加快实现现代化、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宝贵经验,又把这些宝贵经验提升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高度,从而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注释】
[1]《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50页。
[2]《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0页。
[3]《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7页。
[4]《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4页。
[5]《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5—116页。
[6]《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3页。
[7]《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5页。
[8]《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1—242页。(www.xing528.com)
[9]《邓小平年谱》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363页。
[10]《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
[11]《江泽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01页。
[12]《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2页。
[13]《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
[14]《姓“社”还是姓“资”?》,引自2008年8月22日人民网。
[15]《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54页。
[16]《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06页。
[17]《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8—79页。
[18]《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
[19]《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31页。
[20]《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7页。
[21]《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7页。
[22]《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7页。
[23]《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1页。
[24]《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2—383页。
[25]《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8页。
[26]《邓小平思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84页。
[27]《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51页。
[28]《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4页。
[29]《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8页。
[30]《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2页。
[31]《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6页。
[32]《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
[33]《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36页。
[34]《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1页。
[35]《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05页。
[36]《邓小平思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43—144页。
[37]《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5页。
[38]《邓小平思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412页。
[39]《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4页。
[40]《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26页。
[41]《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4页。
[42]《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5页。
[43]《邓小平思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72页。
[44]《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0页。
[45]《邓小平思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416页。
[4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8页。
[4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76页。
[48]《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00页。
[49]《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707页。
[50]《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3、191、213页。
[51]《江泽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52—253页。
[52]《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797—798页。
[5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04页。
[54]《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2页。
[55]《伟大的实践,光辉的篇章》,载1992年10月24日《人民日报》。
[56]《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0页。
[57]《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4、176页。
[58]《 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743页。
[59]《理性风趣共鸣——胡锦涛主席在耶鲁大学讲演答问记》,载2006年4月24日《人民日报》。
[60]《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487页。
[61]《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741页。
[62]《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1254页。
[63]《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1648、1649页。
[64]《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1732页。
[65]《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84、360页。
[66]《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806页。
[67]《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8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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