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由之路

改革开放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

在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党的十七大报告浓墨重彩地强调改革开放是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强调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

一、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实行改革开放的迫切重要性

在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过程中，邓小平曾经多方面多角度地反复强调改革开放的迫切重要性。例如，他指出，“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1]；“不坚持社会主义，不实行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2]。

长期以来，人们总是说社会主义制度要比弱肉强食、损人利己的资本主义制度好得多，社会主义能够使生产力比资本主义更快更好地发展。为什么现在邓小平还要那样强调实行改革开放的迫切重要性，迫切到说再不改革，就只能“死路一条”、“葬送社会主义事业”呢？

人类社会是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中发展的，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又和包括资本主义社会在内的一切阶级社会的矛盾根本不同：资本主义社会等阶级社会的矛盾表现为剧烈的对抗和冲突，表现为剧烈的阶级斗争，那种矛盾不可能由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来解决，而只有通过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够加以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则不是对抗性矛盾，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

从这个意义上说，制度是有决定性的。但是，制度又并不是万能的。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适合生产力发展需要的情况下，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仍然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它表现为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某些环节上的缺陷，这种矛盾虽然不需要用根本性质的变革去解决，却仍然需要通过改革及时地加以调整，否则就会窒息社会主义内在的生机和活力。这就是说，在有了正确的社会主义制度之后，还需要有正确的方针政策去把社会主义制度所提供的优越性充分发挥出来，去不断解决这种制度某些环节上的缺陷，使之更适合于时代的发展和人民的需要。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实行改革的必要性由此产生。

与此同时，当社会主义的实现形式和发展战略，同它所生存和发展于其中的整个时代、世界的发展变化不相适应时，例如，当时代主题由战争与革命转换为和平与发展，国际间的竞争相应地转变为以经济和科技实力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较量的时候；当新的科技革命在世界范围内悄然兴起，经济全球化趋势使各国经济的关联性空前强化的时候；当以增强综合国力为中心目标的改革调整浪潮广泛涉及各个国家、各个领域的时候；当在工业文明的基础上人类消耗能源、排放污染、排放温室气体的活动危及人类自身的生存基础的时候，也都要求社会主义与时俱进地进行改革，去顺应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潮流和时代精神。而且这种情况还同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运行紧密地交织在一起，进一步增强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实行改革的迫切重要性。在这样的时刻，要是拒不进行改革，或者贻误了改革的时机，都会危及社会主义的发展乃至生存。20世纪下半叶，苏联的由盛转衰，其经济发展速度不断滑坡，这个事实清楚地说明了即使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要是不能适应形势的发展变化，不断地通过改革去除弊兴利、去适应时代潮流，那也会遭遇到被边缘化，乃至被淘汰的厄运。

二、改革开放成为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第一个五年计划顺利完成的大好形势下，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的思想开始抬头，盲目追求不切实际的高速度，“一大二公三纯”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升级，再加上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造成工业与农业、积累与消费等比例关系的严重失衡，经济畸形发展。经过1960年冬开始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到1965年，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发展，整个国民经济又重新焕发出生机和活力。但是，在接踵而来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国民经济又被推到了几乎崩溃的边缘。

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中国社会从1958年到1978年20年时间，实际上处于停滞和徘徊状态，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发展和提高。”^[3]而如果联系周围的环境来看，问题就更加严重，因为在这一历史时期，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借助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推动力，社会经济快速平稳发展。结果，社会主义中国与资本主义西方在科技、经济方面的差距进一步拉大了。当然，“在这20年中，我们并不是什么好事都没有做。我们做了许多工作，也取得了一些重大成就，譬如搞出了原子弹、氢弹、导弹等，但就整个政治局面来说，是一个混乱状态；就整个经济情况来说，实际上是处于缓慢发展和停滞状态”^[4]。

这就使当时中国又面临着向何处去的问题：一种思潮主张搞“两个凡是”，实际上是主张继续按“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那一套既定方针办；另一种思潮则散布所谓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的言论，主张倒退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否定了这两种错误方案，指出唯一的出路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搞改革开放。他说，我们“冷静地分析了中国的现实，总结了经验，肯定了从建国到1978年的三十年的成绩很大，但做的事情不能说都是成功的。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个好制度，必须坚持”。但体制方面存在着弊端，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他强调说，“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5]；而“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我们就犯了‘左’的错误。总的来说，就是对外封闭，对内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制定的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而1978年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其中心点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从封闭转到开放，在体制上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转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实行的改革开放，也和过去的革命一样，旨在扫除发展生产力的障碍，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状态的意义上说，它的性质可以说是革命性的变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6]，但从改革开放不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那种原来意义上的革命，不是、也不允许否定和抛弃我们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而是坚持和深化原先的基本制度抉择的意义上来说，它又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7]。

30多年来的实践雄辩地证明，改革开放果然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它使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明显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它带来了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的深刻变化，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也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现在，中国经济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3 624. 1亿元发展到2007年的24.66万亿元，增长68倍，占全球的比重由1978年的1%发展到5%以上，由世界第11位跃升到世界第4位；我国的进出口总额由1978年的206亿美元，发展到2007年的2.17万亿美元，增长105倍，占全球的比重由不足1%发展到8%，由世界第32位跃升到世界第3位；我国的外汇储备由1978年的1.67亿美元发展到2007年的1.52万亿美元，增长9 101倍，由世界第40位跃升到世界第1位；我国的财政收入由1978年的940亿元发展到2007年的5.13万亿元，增长54. 5倍；我国的人均国民收入由1978年的379元发展到2007年的1.85万元，增长48倍：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978年的343.4元发展到2007年的13 786元，增长40倍；乡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978年的133.57元发展到2007年的4 140元，增长30倍；我国的贫困人口由1978年的10亿人中的2.5亿人，减少到2007年的13亿人中的1 000多万人；我国的人均预期寿命由1978年的68岁发展到2007年的73岁，超过世界平均寿命65岁8岁：我国的粮食产量由1978年的3亿吨发展到2007年的5亿吨；我国的钢产量由1978年的3 000万吨发展到2007年的4.6亿吨；汽车产量由1978年的14万辆发展到2007年的888万辆；高速公路由1978年的零发展到2007年的5.4万公里，占世界第2位；手机由1978年的零发展到2007年的5.6亿部，占全球一半以上；我国的网民从1978年的零发展到2007年的2. 1亿，占世界第1位。这样的发展速度不仅超过了二战以后资本主义20年的黄金发展时期，而且在人类历史上也是罕见的。

三、我国改革开放的两个关键性特征

我国改革开放之所以会取得这样的伟大成就，成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从根本上说，是因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具有两个关键性的特征。

我国改革开放的关键性特征之一，便是始终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就使我国的改革开放成为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开放，成为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的改革开放，以发扬优势、革除弊端、大胆创新为内容的改革开放，从而是有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www.xing528.com)

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邓小平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具体体制严格区分开来，认为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好制度，必须坚持，要改革的是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存在弊端的具体体制，因此必须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在1987年6月一次会见南斯拉夫联盟中央主席团时，邓小平就强调说，社会主义各国情况不同的改革，“共同的一点是要保持自己的优势，避免资本主义社会的毛病和弊端”，“不能搬用西方那一套所谓的民主，不能搬用他们的三权鼎立，不能搬用他们的资本主义制度，而要搞社会主义民主”。那么，“我们的改革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呢？总的目的是要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有利于巩固党的领导，有利于在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生产力”。说到底，“我们的改革不能离开社会主义道路，不能没有共产党的领导，这两点是相互联系的，是一个问题。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社会主义道路”^[8]；在1993年9月16日的一次谈话中，邓小平又指出：“我们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提出‘四个坚持’。没有‘四个坚持’，特别是党的领导，什么事情也搞不成，会出问题，出问题就不是小问题”^[9]。

正因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具有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个基本特征，所以，在为我们党制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中，邓小平就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又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坚持改革开放结合起来”，作为“取得了我们这样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摆脱贫困、加快实现现代化、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宝贵经验”之一。

说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成为我国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的一个关键性因素，也可以从我国同苏联的情况对比中得到证明。有些人往往对改革开放在我国结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丰硕果实，而在苏联却酿成了剧变、解体的苦果这种现象感到迷惑不解。其实，苏联的剧变、解体并不是源于改革开放，而是源于戈尔巴乔夫在“改革”的旗号下，从根本上改变了由“十月革命”所确立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抉择，转到民主社会主义的轨道上去了，苏联在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的“改革”历程，清楚地勾画出了剧变的这种轨迹。

一是把从20世纪20年代—30年代形成起来的苏联社会主义体制的弊端，归结为人与政权、人与生产资料和自己的劳动成果、人与精神财富三个方面的异化，从制度层面上说“必须根本改造我们的整个大厦，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

二是提出要采用属于全人类共同价值标准的民主和人道主义，去纠正社会主义的异化现象。戈尔巴乔夫宣称，“我们正在建设的不仅是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而且是民主的社会主义”，它具有“人道主义的社会结构”、“本身能在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实现民主化”。戈尔巴乔夫这就把原先旨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范围内实行的、作为“政策抉择”的改革，变成为要改变由“十月革命”所确立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制度抉择”；由科学社会主义的“改革”变成民主社会主义的推行。

三是提出用公开性、民主化、社会多元论去根本改造“官僚专制制度”，接着就在把社会主义自我丑化、自我否定为“犯了罪”的“集权主义”、“专横社会主义”的基础上，把蛰伏在地下和由帝国主义和平演变战略培植起来的反共势力召唤出来去推翻共产党的领导。各种非正式组织一下子从地下钻了出来，1987年为三万多个，1989年为六万多个，1990年为九万多个，它们大多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而在1990年苏共中央二月全会决定取消共产党的领导、实行多党制以后，一下子出现了500多个政党，其中全苏性的政党有20多个，而且几乎都是以打倒共产党、推翻社会主义制度为政治目标的。

四是从排除与资本主义的对抗性，到同资本主义的总统制、议会制、多党制，思想政治上的多元论、经济上的私有化实行一体化，一步一步地把苏联推向剧变、解体。在这个过程中，戈尔巴乔夫又在组织上解散了苏联共产党而创建了俄罗斯社会民主党，并参加了社会党国际。

我国改革开放所具有的又一个关键性特征，是顺应时代发展潮流，拓展世界眼光，在大胆吸取和借鉴包括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在内的当代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的过程中，拓展和丰富了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从而使我们能够建设优于资本主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就是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的“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

在经济文化较不发达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吸取资本主义的一切优秀成果，这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一贯思想，列宁更把吸取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正面成就，看作是“十月革命”以后苏联建设社会主义中面临的一个迫切的现实问题。但限于历史条件，他们在这个方面的设想，都没有能够得到预期的实现。正是在总结社会主义国家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发展科技方面差距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邓小平从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时代主题的高度，强调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取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取和借鉴当今世界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10]

这方面的一个典型实例，便是推进由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早在改革开放之初，以邓小平为核心的我们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牢牢把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是从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从现代市场经济比传统的计划经济在资源配置方面更为有效的客观事实出发，把市场经济同社会主义制度结合起来，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发挥它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使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进一步发挥出来的优点，又因为把市场经济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基本制度和精神文明建设紧密结合起来，而避免市场经济所固有的缺陷和消极方面。

另一个典型实例，是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当经济全球化趋势既有力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在世界范围内的迅猛发展，又带来了诸如东南亚经济危机等负面效应的时候，以江泽民为代表的我们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冷静地权衡了利弊得失，毅然作出了进一步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的战略决策。江泽民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充分利用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各种有利条件和机遇。不能看到有风险、有不利因素，就因噎废食，不敢参与进去。同时，又要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风险保持清醒的认识，坚持独立自主，加强防范工作；增强抵御和化解能力，以切实维护我国的经济安全，更好地发展壮大自己”^[11]。

又一个典型实例，是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新世纪新阶段，我国既面临发展机遇、又面对凸显矛盾的新的历史起点上，提出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科学发展观，是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来的。”

二战以后，资本主义世界各国把加快经济增长奉为共识，美国学者刘易斯提出了把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认为有了经济增长就有了一切的发展观。有些国家因片面追逐经济增长，忽视能源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而爆发生态危机。经过深刻反思以后，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世界上出现了大致向三个方向推进的新的发展观：一是由法国学者佩鲁提出的朝横向扩展的发展理念，主张发展是整体的、内生的、综合的、关心文化价值的新的发展理论；二是由世界自然保护联盟、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等组织提出的朝纵向扩展的发展理念——可持续发展概念和发展战略；三是由印度学者阿玛蒂亚·森等提出的从内涵上扩展的发展理念，主张发展的目的在于使人们获得能力、扩展自由的发展理论。科学发展观借鉴了所有这些新的发展理念，并在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它们。如在朝横向扩展发展理念方面，我们党使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布局由经济、政治、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发展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四位一体。在经济建设方面，提出“五个统筹”，即：全面协调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在社会建设方面，提出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建设和谐社会。在朝纵向扩展发展的理念方面，我们党提出了节约发展、清洁发展、安全发展、实现可持续发展，以及发展循环经济，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促进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等等。在从内涵上扩展的发展理念方面，我们党阐明了发展要以人为本，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以发展好、维护好、实现好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在国际上则始终不渝地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争取和平、开放、合作、和谐的发展，建设一个民主、和谐、公正、包容的和谐世界；从而使我们的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科学发展观，顺应了当今世界的发展潮流，反映并推进了当代世界的最新发展理念，被海外媒体称作“人类发展理论的重大创新”。

成就我国改革开放伟业的上述两个关键性特征，雄辩地论证了党的十七大报告在深刻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的新的重要论断：“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

然而，歌颂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分析它获得成功的关键性原因，丝毫也不意味着我国的改革开放已经终结和完成，也并不否认我们在发展进程中还面临种种新的挑战和问题，而只是要强调在继续深化改革开放，进一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时要像党的十七大报告所指出的那样：“要把改革和创新精神贯彻到治国理政各个环节，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增强改革措施的协调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