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创立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所解决的一个首要的、基本的问题，是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对此，他首先在总结我国过去几十年搞社会主义的经验的基础上，多次指出，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因此，最重要的一条经验教训，“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
在提出问题的同时，邓小平又在不断探索、不断总结的基础上，多方面、多角度、多层次地阐述和解决问题，并在1992年初的“南方谈话”中，把这些论述汇总起来，提到规律的高度，提到社会主义本质的高度，强调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
邓小平在时代主题由战争与革命转换为和平与发展的新的历史条件下，把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准则，贯彻到社会主义本质问题的各个方面，这就使他提出的社会主义本质论带有极其鲜明的时代特色，对科学社会主义作出了划时代的重大贡献。
一、时代主题的转换，把争夺综合国力优势的竞赛推到首位
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反映了当代世界的主题由战争与革命到和平与发展的转换。
20世纪初，列宁抓住了由资本主义到帝国主义的时代转变和由资本主义和平发展到帝国主义武装冲突与无产阶级革命的世界主题转换，通过“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使社会主义由理想变成现实；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社会主义更由一国的实践变成多国的实践。
但自20世纪中期以来，形势又发生了变化：社会主义由高歌猛进到遭遇挫折；资本主义却在适应于形势的变化作了一些调整以后，借助于新的科技革命使经济获得较快的发展，而且逐步稳定下来；民族解放运动则在革命浪潮过后，进入从经济社会发展中争取摆脱贫困的斗争。另一方面，世界和平力量的发展又使制止世界大战具有了现实的可能。于是，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世界主题越来越明显地呈现出由战争与革命向和平与发展转换的形势。虽然世界仍旧很不安宁，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依然存在，但无论如何，和平与发展正日益明显地成为当代世界的主题。
时代主题由战争与革命到和平与发展的转换，首先意味着世界各国，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争夺军事优势的竞争，让位给了争夺综合国力的竞争，特别是争夺经济和科技优势的竞争。在这场竞赛和斗争中，正如英国《外事报道》周刊在一篇题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文章中所说的：“赢家将不是枪炮最多的国家，而是拥有素质最好的劳动力、最高的生产率、最有才能的设计者和精明的长期投资者的国家”，“高明的战略家现在所考虑的不是导弹、战舰和坦克，不管其中这些武器存在的必要性有多大，而是尚未开发而且有利可图的大市场和投资项目。”[2]对于形势的这种变化，现在连军事上的保守派、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大卫·保林也看得十分清楚了，他告诫美国人说：“如果美国不能适应于建立在经济力量而不是军事力量的基础上的新的世界秩序，它就将冒失去其卓越性的危险。”[3]
我们所处的时代，仍然是由“十月革命”开辟的人类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但是，当世界主题由战争与革命转换为和平与发展的时候，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共处和斗争的形式却都发生了变化：资本帝国主义始终想消灭社会主义，使社会主义国家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把它们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统治的轨道。在过去，它主要依靠拿起武器发动侵略战争来达到目的，现在，则更多地通过宣传它的自由、民主、人权观，在社会主义国家扶植不同政见分子乃至反对党，来搞“和平演变”，打一场没有硝烟的世界大战。社会主义必然要取代资本主义，但是，像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和前后的那种“战争引起革命，革命制止战争”的斗争形式，现在却逐步让位给了用经济增长和社会全面发展方面的优越性去吸引广大群众，向人类表明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的形式。
在世界主题转换的这种形势下，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社会生产力，并在此基础上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正日益成为议事日程上的头等大事。
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正是围绕着在世界主题转换的条件下，社会主义所面临的这一头等大事提出和展开的，它的时代特色表现在：以有利于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准则，去重新考察社会主义本质问题，把它贯彻到社会主义本质的各个方面去。
二、把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列入社会主义本质之中
“社会主义”这个概念最初是作为个人主义的反题，特别是作为对早期资本主义社会许多弊端的矫正物而出现的，它的意思是要以合作为基础，以公众的幸福和福利为目标去集体管理人类事务，尤其是要为了提高下层福利和保障社会和平而改造社会制度。所以，早期社会主义者心目中的社会主义，仅限于强调社会公平。
马克思恩格斯把社会主义由空想变成科学的一个重要标志，便是把生产力的发展作为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的观点引入社会主义理论之中。在《给工人议会的信》中，他们明确指出，“现代工业的无穷无尽的生产力”，是“劳动解放的第一个条件”；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指出，消灭异化的两个实际条件都“是以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为前提的”；社会的劳动分工也只有当“生产力已经发展到”使“私有制和分工变成了它们的桎梏”的时候才会消灭；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指出，只有发展生产力，创造生产的物质条件，“才能为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创造现实基础”；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又指出，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是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在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实现的。正因为这样，《共产党宣言》把“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作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的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提出来[4]。不仅如此，马克思恩格斯还从相反的方面来论证这同一思想，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他们指出，要是在没有生产力高度发展的情况下去勉强实行社会公平的目标，“那就只会有贫穷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就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也就是说，全部陈腐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
就此而论，邓小平把发展生产力列入社会主义本质中，显然是和马克思恩格斯从正反两个方面反复论证和强调的上述思想一脉相承的，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继承和发扬。
与此同时，邓小平把发展生产力列入社会主义本质之中，又是一种反映时代精神的伟大创举。这是因为，马克思恩格斯是在设想社会主义革命将在几个主要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发动、陆续取胜的前提下谈论问题的，因此，他们的视角就主要放在阐明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对于劳动解放、消灭异化和分工、消灭阶级差别、为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创造前提和奠定基础的作用上面。
在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以后，由于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社会主义首先在帝国主义链条的薄弱环节俄国突破，尔后又在欧亚拉一系列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取得胜利，一些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还继续存在和发展着。在这种情况下，历史提出了马克思恩格斯所不曾遇到的问题：社会主义国家要在生产力的发展上超过资本主义国家。所以，列宁再三强调说，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任务解决以后，“必然要把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经济制度的根本任务，提到首要地位；这个根本任务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5]；“共产主义就是利用先进技术的、自觉自愿的、联合起来的工人所创造出来的较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6]。
在列宁这个思路的指导下，在“十月革命”以后的一段时期里，苏联经济的发展速度曾经是相当快的，特别是和当时正经历着世界经济危机的资本主义制度相比，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但是，由于在以战争与革命为世界主题的条件下形成的苏联模式，是一种高度集权的战备体制，它虽曾在历史上发挥过积极作用，却也具有着与此相适应的一系列缺陷和弊端；这就不能全面、充分地发挥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原有的优势也日益下降而趋于消失，以致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时代主题向和平与发展转换的形势下，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借助于新的科技革命而获得生产力快速发展的时候，苏联经济的增长速度反而不断下降。而在我国则出现了一种把社会主义仅仅归结为公平，把社会主义设想成一种搞平均主义的平等乐园、实际上是共同贫困的错误倾向。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问题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过程中反而变得越来越模糊了。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牢牢把握着时代主题从战争与革命到和平与发展的转换，从社会主义要赢得对资本主义的优势的高度，大声疾呼发展生产力对于巩固与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极端重要性；“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如果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国家慢，还谈什么优越性？”[7]“坚持社会主义，首先要摆脱贫穷落后状态，大大发展生产力，体现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的特点”[8]；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这要表现在许多方面，但首先要表现在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效果方面，没有这一条，再吹牛也没有用”[9]。发展生产力之所以被列入社会主义的本质之中，其根本原因就在这里。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邓小平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富有时代特色地概括为“是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社会主义”[10]。
在实际上，发展生产力，赢得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的问题，不仅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来说生死攸关，而且在资本主义国家中一些非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者那里，也越来越认识到它的迫切重要性。例如，希腊总理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党领袖帕潘德里欧，在1993年一次同美国《洛杉矶时报》记者的谈话中，就郑重指出：“在此全球经济竞争惨烈的时代，如果我们无法提高生产力，就无法维持劳工权益与人民福利。社会主义以往比较强调正义与公正，但是在90年代一定要重视竞争。社会主义在欧洲呈现消退的原因之一，就是社会主义者并不明白，如果我们无力在经济竞争上制胜，必然无法完成社会主义的目标。如果生产不振，却只强调公平分配，必然分配不到什么，劳工大众的薪资与福利要获得保障，一定要快速提高生产力。”[11]
有一种说法认为，表征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的，应该是生产关系，而不是生产力；而且社会主义的目标应该是人的全面解放和发展，而不是生产力的增长。
在社会生产关系随着生产力的变化发展而自发地形成和发展的时候，无疑地，生产关系总合起来就构成为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社会，但当社会发展进入人们自觉地改造社会时，特别在社会主义首先在经济文化较不发达的国家取得胜利的情况下，单是生产关系就不足以完全而准确地表征社会主义的特征，因为这还只是一种要在经济文化方面努力追上别国人民的“不够格”[12]的社会主义；要是撇开了发展生产力的根本任务，仅仅用生产关系去规定社会主义，就不仅不能真正体现社会主义要在大力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和为共产主义创造前提与基础的要求，而且还会为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历史上多次出现过的那种脱离了生产力的发展，去片面追逐更大更高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最终导致阻碍生产力的发展的错误倾向留下空隙；只有像邓小平那样，把社会主义在生产关系方面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目标要求，同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要求紧密地联结起来，才能真正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并防止上述错误倾向的再发生。
至于把人的全面解放与发展同它的前提——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一一对立起来，更是没有根据的。事情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只有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水平上，“社会全体成员的同样的、合乎人所应有的发展，才有可能”[13]；也才使“每个人都有充分的闲暇时间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文化——科学、艺术、交际方式等等——中间承受一切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并“把这一切从统治阶级的独占品变成全社会的共同财富和促进它进一步发展”[14]。所以，把社会主义以发展生产力为最根本任务，以共同富裕为目标，说成是什么追求消费进步，是失去社会主义的真正目标，纯属无稽之谈。
与发展生产力密切相连的是邓小平把解放生产力也列入社会主义本质之中。
过去，马克思主义者往往强调要从资本主义的剥削和压迫下解放生产力，而认为在社会主义的条件下，只有发展生产力的任务。但实践表明，即使在社会主义社会，不适合生产力发展需要的经济体制，也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为了发展生产力，还需要通过改革经济体制把生产力解放出来，而这种改革，又只有以是否适应和能否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为标准，而不是以是否使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更大更公更纯为标准，才能达到解放生产力的目的。邓小平在总结社会主义发展的这一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改革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具体体制以解放生产力的方针。他指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15]
三、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而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www.xing528.com)
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的时代特色，不仅表现在把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列入社会主义本质之中，而且也表现在解除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为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而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面。
在“十月革命”胜利后，计划经济在促进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方面，曾经发挥过不可抹煞的历史作用，但是，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经济结构的日益复杂，计划经济的缺陷日益暴露出来：它压抑企业的活力和群众的积极性，从而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事情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那样：“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16]。但是，为什么有些社会主义国家在实践中体验到了这一点以后，仍然未能按照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原则，把计划和市场都当作方法利用起来，仍然未能找到计划和市场相结合的正确途径和有效形式呢？一个根本性原因在于，那种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的传统观念，还在禁锢着人们的思想，对于“市场社会主义”的批判则使人们在改革中迈不开步。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在1992年初的“南方谈话”中，在以肯定的方式阐明社会主义的本质之前，先以否定的方式指出：“计划多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17]。
为什么说社会主义搞市场经济，并不是资本主义？邓小平说，那是因为是全民所有制之间的关系，当然也有同集体所有制之间的关系，也有同外国资本主义的关系，“归根到底是社会主义的，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因此，“把这个当作方法，不会影响整个社会主义，不会重新回到资本主义”[18]。邓小平的这些论述为我们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去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社会主义国家把市场经济当作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方法也不意味着要照抄照搬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除具有市场经济的一般特性之外，又具有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特殊性，这就是以共产党为领导、以公有制为主体和以共同富裕为目标，这些特征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处理整体和局部、长期和近期、计划和市场、宏观协调与微观搞活、刺激经济效率和实现社会公正的关系方面，可以比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做得更好和更有成效。
在我国，要成功地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得经过若干年的努力，还有待于在实践中不断的摸索、试验、创造和总结经验。但是，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所指出的这个方向，却已被实践无可争辩地证明具有着有利于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的巨大潜力。联合国《1993年世界经济调查报告》，在对比中国和前苏联东欧国家的不同做法以后强调指出：“大规模走向私有化的绝大多数东欧国家和俄罗斯等前苏联衍生国家将继续面临经济大滑坡，并已出现社会动荡迹象”；反之，经济快速发展的中国“并没有大规模实行国有资产私有化”，“尽管财富积累似乎是企业家的主要动力，事实证明创业精神与私人拥有权并无必然的联系”。《匈牙利新闻报》则在1994年9月7日发表题为《新经济政策》的文章指出：“在原社会主义国家中只有中国是成功的”，原因在于“那里没有迅速摧毁需要改造的社会主义结构并立刻实行市场经济，而是在相对地保持政治和经济结构的同时，逐步确立市场化经济”，这样，在中国“15年来生产不仅没有下降，甚至以前所未有的幅度增长，生活水平不仅没有下滑，甚至比任何走在资本主义道路上的国家更快地提高”。
四、着眼于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把公有制和按劳分配蕴含在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之中
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在生产关系方面提出了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的要求，而不是像传统做法那样，把社会主义规定为公有制和按劳分配。
有些人把这两者对立起来和割裂开来，或者认为既然在社会主义本质论中没有明确提到公有制和按劳分配，那就说明它们并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或者认为只有公有制和按劳分配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
这些说法是没有根据的。事实是，在生产关系上以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为目标，就要求在社会经济制度方面实行公有制、按劳分配作为前提和保证。实际上，这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要是不实行公有制而实行私有制，不实行按劳分配而实行按资分配，那怎么能够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呢？
正因为这样，邓小平对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这样两个方面始终给予了高度的重视。他时而把它们说成是社会主义本身的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指出：“社会主义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二是不搞两极分化”[19]；时而把它们称作在改革中必须始终坚持的两条根本原则，指出：“在改革中，我们始终坚持两条根本原则，一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一是共同富裕”[20]。他强调说，“我们在改革中坚持了两条，一条是公有制经济始终占主体地位，一条是发展经济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始终避免两极分化”[21]。
既然公有制和按劳分配极其重要，那为什么不把它们明确规定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而把它们作为前提和保证蕴含在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之中呢？应当指出，正是在这里，凝结着邓小平在总结社会主义历史经验基础上形成的最新认识成果，它反映了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的又一时代特色。
《共产党宣言》曾经把共产党人的理论概括为“消灭私有制”。但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生产关系的变革、公有制的实现，必须以是否适应于和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为转移。私有制是剥削、异化、不平等的根源，但这并不意味着生产资料在任何时候以任何形式进行的社会化，都是适应于和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的，特别在像我们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较不发达的国家里，在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以后，要是不问生产力发展水平如何，一味追求更大更公更纯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那只能招致破坏生产的结果。
实际上，在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以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我们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就对此有所觉察。所以，毛泽东曾经主张允许一定范围内的个体经济作为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的补充，并提出：可以在消灭资本主义之后又搞资本主义；地下工厂可以合法化，变为地上的，合法雇工；华侨投资的，20年、100年不没收；在分配方面，则提出国家、集体、个人三兼顾的原则。陈云在党的八大上的发言中，提出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是主体、一定数量的个体经济是补充等著名的“三主体、三补充”的方针。只是因为尔后“左”的指导思想恶性发展，致使这些正确的主张没有得到实现。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在总结社会主义历史经验的基础上，确立了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决定各项改革措施取舍和检验其得失的根本标准，提出了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建立以按劳分配为主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经济获得举世瞩目的蓬勃发展，它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因为从实际出发，确立了这样一些方针。
所以，在社会主义本质论中，把社会经济制度方面的公有制和按劳分配，蕴含在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之中，这是一种着眼于促进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采取的举措。它既贯彻了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基本原则，又体现了必须按照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是按照公有制和按劳分配本身的纯粹程度，去确定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在不同时期、不同条件下的具体实现形式（例如，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只能实行以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的所有制结构和分配方式），才能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历史经验。
五、经由“先富”达到“共富”是发展社会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必由之路
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的时代特色，还表现在：他提出经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道路，来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和资本主义社会贫富两极化的情况相反，“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22]。但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经验说明，同步富裕的设想在实际生活中不仅不能实现共同富裕的最终目标，而且必然流于平均主义、共同贫穷而挫伤人民群众的积极性，破坏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因此，只能走通过“先富”到“共富”的发展道路。邓小平强调说：“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然而平均发展是不可能的。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我们就是吃了这个亏。改革首先要打破平均主义，打破‘大锅饭’，现在看来这个路子是对的。”[23]
有一种说法认为，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去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势必产生和发展人们收入上的差距，乃至剥削和阶级分化，因而是与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目标相矛盾的。
市场经济确实会使各企业、各个人之间的竞争激烈起来，从而在一定条件下扩大地区、个人之间在收入和生活水平上的差距，在非公有制经济中还会助长剥削和两极分化。但由于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是和由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制度，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结构，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制度，发展生产、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根本目标紧密联结在一起的，这样，我们就能在公平、合法的竞争条件下，把由于劳动和经营的差别而带来的收入上的差别限制在合理的限度内；我们还能通过使私有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处于从属、补充的地位，使那里产生的剥削和两极分化，不致危及社会主义的整体；更为重要的是，由于社会主义市场将大大有助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和加强公有制经济，这就从根本上为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奠定物质基础。邓小平指出，我们“有计划地利用外资，发展一部分个体经济，都是服从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这个总要求的”[24]；这就是说，“吸收外资也好，允许个体经济的存在和发展也好，归根到底，是要更有力地发展生产力，加强公有制经济。只要我国经济中公有制占主体地位，就可以避免两极分化”[25]。所以，把这两者对立起来，是没有根据的。
从1978年到1993年的15年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29%，大大超过了从1953年到1978年间的年均增长6.1%；城镇居民和农民的人均收入在扣除物价因素后年均增长64. 34%和8.47%，大大超过1953年到1978年间的年均增长2.2%。这些客观事实清楚地说明了：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由他们去影响、帮助、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它们学习，不仅是达到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而且还是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必由之路。
六、邓小平的富有时代特色的社会主义本质论，指引着社会主义向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
怎样认识社会主义的本质？这是一个直接关联着社会主义的兴衰成败的命运的重大问题。在当代世界，民主社会主义把社会主义归结为和溶解于资产阶级民主之中，认为：“民主和人权不仅是实现社会主义目的的政治手段，而且是社会主义目的（建立民主的经济和民主的社会）的根本实质”[26]，这种认识使西方的社会民主党无法超越资本主义而实现社会主义，即使上台执政，也只能为资产阶级管理资本主义社会，它也使戈尔巴乔夫在改宗民主社会主义以后，直接导致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对社会主义不科学的、扭曲的认识，或者把社会主义归结为愈来愈尖锐和残酷的阶级斗争，这种认识导致苏联的肃反扩大化和我国的“文化大革命”；或者离开了生产力的发展，去追逐更大更高更纯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结果把平均主义、共同贫困当成了社会主义。
邓小平从根本上进行拨乱反正，他适应于时代主题从战争与革命到和平与发展的转换，在总结社会主义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以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为准则，去考察社会主义本质的问题，把它贯彻到社会主义本质的各个方面，他由此而提出的富有时代特色的社会主义本质论，不仅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指出了一条充满活力和生机，通往富裕和繁荣的道路，而且还将随着实践的发展向人类表明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它标志着社会主义正由以战争与革命为主题的早期阶段，进入到以和平与发展为时代主题的、向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的新阶段。埃菲社在1992年12月7日发表的一篇年终专稿中曾经说过：“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邓小平为挽救已经解体的苏联的中央集权主义所面临的几乎不可避免要失事的社会主义大船而向马克思主义者作的回答”，它“造就了20世纪最壮观的奇迹之一”，之所以具有这么巨大的力量，是因为她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具有着中国特色，又具有着时代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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