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重要特征，便是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革命没有像马克思恩格斯预期的那样取得胜利，而在像俄国、中国这样一些资本主义较不发达的国家，社会主义革命却相继取得了胜利。怎样看待这种现象？在“十月革命”爆发前后，在科学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之间曾经发生过一场争论。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社会主义由一国实践发展为多国实践，似乎已经为这场争论作出了结论。但是，这些国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遇到的困难和挫折，特别是1989年—1991年间的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又使这一争论重新活跃起来：经济文化较不发达的国家究竟能不能超越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阶段而进入社会主义？如果说不能，那为什么在第一、二次世界大战后，有那么多欧亚拉国家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如果说能够，那为什么一些非洲国家跨不过这个门槛？社会主义国家在建设中为什么都遇到那么多的困难和挫折，应该怎样克服这种困难？是倒退回去“补资本主义的课”，还是开辟一条使社会主义国家繁荣富强的道路？这一切，构成为20世纪经济文化较不发达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中遇到的世纪性难题。
一、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经济文化较不发达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设想
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设想，从总体上说，是社会主义革命在几个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发动和陆续取胜的图景。但是，与此同时，他们并没有忽略社会主义革命在资本主义较不发达国家取得胜利的可能性。他们认为，在世界交往普遍发展的情况下，在先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西方先进国家的帮助下，经济文化较不发达的国家可以越过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阶段而进入社会主义。
早在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就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但“不一定非要等到【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这种矛盾在某一国家发展到极端尖锐的地步，才导致这个国家内发生冲突。由广泛的国际交往所引起的同工业比较发达国家的竞争，就足以使工业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产生类似的矛盾（例如，英国工业的竞争使德国潜在的无产阶级显露出来了）”[63]。
19世纪70年代以后，当俄国在1861年废除农奴制以后资本主义发展迅速，围绕着能否以当时保存下来的，实行土地公有制为基础的农业公社，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的问题，民粹派和自由派发生激烈争论，要求马克思恩格斯表示态度时，他们主张把它和西欧的资本主义生产、无产阶级革命紧密联系起来加以考察：
在1874年—1875年的《流亡者文献——五论俄国的社会问题》中，恩格斯认为，“应该使俄国农民不经过小资产阶级的小块土地所有制的中间阶段，而实现这种【由公社所有制】向高级形式的过渡。然而，这种过渡只有在下述情况下才会发生，即西欧在这种公社所有制解体以前就胜利地完成无产阶级革命”。所以，“如果有什么东西还能挽救俄国的公社所有制，使它有可能变成确实有生命力的新形式，那么这正是西欧的无产阶级革命”[64]。
在1881年给俄国女革命家查苏利奇所写复信的几个草稿中，马克思又从另一个侧面，从俄国农村公社和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所统治的世界市场同时存在的角度，去考察这个问题。在这封信的初稿中，马克思指出，正因为在俄国全国范围内存在着的农村公社“和资本主义生产是同时代的东西，所以它能够不通过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可怕的挫折而吸收它的一切肯定的成就”；“和控制着世界市场的西方生产的同时存在，使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就用到公社中来”[65]。卡夫丁峡谷，原是指公元前321年第二次萨姆尼特战争时期，萨姆尼特人在罗马卡夫丁城附近的卡夫丁峡谷击败了罗马军队，并强迫他们背负牛轭通过峡谷来羞辱他们。所谓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是指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可怕挫折中遭受侮辱。
在这封信的二稿中，马克思指出，“俄国吸取这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肯定成果，就有可能发展并改造它的农村公社的古代形式，而不必加以‘破坏’”[66]。
在三稿中，马克思又进一步论证说，和俄国农业公社同时存在的西欧资本主义生产“给予它以实现大规模组织起来的合作劳动的现成物质条件”[67]。
1882年马克思恩格斯在为《共产党宣言》俄文第二版所写序言中又指出，“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社所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
恩格斯强调必须在和西欧资本主义生产的联结上，来考虑俄国农村公社能否进入社会主义的问题。在1893年10月17日致丹尼尔逊的信中，恩格斯说，“在俄国从原始的农村共产主义中发展出更高的社会形态，也像任何其他地方一样是不可能的，除非这种更高的形态已经存在于其他某个国家并且起着样板作用。这种更高的形态——凡在历史上它可能存在的地方——是资本主义生产形式及其所造成的社会二元对抗的必然结果，它不可能从农业公社直接发展出来，只能是仿效某种已存在的样板。”[68]
在1894年为《论俄国社会问题》所写跋中，恩格斯又就此作进一步的论证说，“对俄国的公社进行这种改造的首创因素只能来自西方的工业无产阶级，而不是来自公社本身。西欧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以及与之俱来的公社管理的生产代替资本主义生产，这就是俄国公社上升到同样的发展阶段的先决条件”[69]，这是因为，只有当资本主义经济在自己故乡和在它达到繁荣昌盛的国家里被战胜的时候，只有当落后国家从这种实例中看到“这是怎么一回事”，看到怎样把现代工业的生产力作为社会财产来为整个社会服务的时候，“只有到那个时候，这些落后国家才能走上这种缩短的发展过程和道路。然而，那时它们的成功则是有保证的”[70]。
与此同时，恩格斯还把马克思和他关于俄国农村公社的观点推广利用，以考察经济文化较不发达的其他国家的命运。例如，在1886年10月9日致伯恩施坦的信中，恩格斯写道，“对于保加利亚人，正如对我们一样，如果他们受土耳其人的统治一直到欧洲革命爆发，那就再好也没有了。民族机构会成为进一步向共产主义发展的很好的出发点，就和现在也正在我们眼前衰亡着的俄国‘村社’完全一样”[71]。而在1894年《论俄国社会问题·跋》中，恩格斯又把这种观点扩展到应用于经济文化较不发达的一切国家。他说，在资本主义西方作出榜样和积极支持的条件下，经济文化较不发达国家可以走上缩短的发展历程的道路，“这不仅适用于俄国，而且适用于处在资本主义以前的发展阶段上的一切国家”[72]。
为什么经济文化较不发达国家必须而且只有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支持和帮助下，才能解决进入社会主义的问题？在恩格斯看来，那是因为，要处在较低的经济发展阶段上的国家去解决只是处在高得多的发展阶段上的社会才能产生的问题和冲突，这在历史上是不可能的。他说，发生在商品生产和私人交换出现以前的一切形式的氏族公社，同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只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一定的东西即生产资料由一定的集团公共所有和共同使用。但是，单单一个共同特性并不会使较低的社会形态能够从自己本身产生出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只能是资本主义社会本身的最后产物。恩格斯强调说，每一种特定的经济形态都应当反映它自己的、从它本身产生的任务，如果要它去解决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经济形态所面临的问题，那是十分荒谬的。“然而，不仅可能而且毋庸置疑的是，当西欧人民的无产阶级取得胜利和生产资料转归公有之后，那些刚刚踏上资本主义生产道路而仍然保全了氏族制度或氏族制度残余的国家，可以利用这些公社所有制的残余和与之相适应的人民风尚作为强大的手段，来大大缩短自己向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过程，并可以避免我们在西欧开辟道路时所不得不经历的大部分苦难和斗争”[73]。
在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时代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首先表现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获得了不同的表现形式，从而也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展带来了不同的前景。
在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表现为，一些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利用近代的科技成就，在经济上以跳跃的速度赶超原先较发达的国家，使得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经济实力的对比，发生了同殖民地、势力范围的原有划分情况不相适应的变化，再加上世界领土已被分割完毕，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要取得与其增长了的实力相适应的殖民地、势力范围，只有通过军事冲突或战争来重新分割世界，这就导致帝国主义阵线分裂，国际资产阶级力量相互削弱，从而造成了帝国主义链条中出现薄弱环节的形势，改变了马克思恩格斯过去提出的社会主义革命要在几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发动才能陆续取胜的预期前景，使社会主义革命在个别国家中首先取胜具有了可能。正是根据这种新情况，列宁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可能在一国首先获得胜利的理论。在1915年发表的《论欧洲联邦口号》中，列宁写道：“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由此就应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74]。在1916年发表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中，列宁又进一步阐述说，“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各个国家是极不平衡的。而且在商品生产下也只能是这样。由此得出一个必然的结论：社会主义不能在所有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它将首先在一个或者几个国家内获得胜利，而其余的国家在一段时间内将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或资产阶级以前的国家”[75]。
列宁还根据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国家工人运动发展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与恩格斯所说无产阶级世界革命“将由法国人开始，而由德国人完成”的预期有所不同的前景。在1918年1月11日的全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所作人民委员会的工作报告中，列宁强调说，“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国际社会主义力量的另一种结合。我们说，比较容易开始革命运动的，并不是那些能够比较容易地进行掠夺和有力量收买本国工人上层分子的剥削国家”，“现在的形势与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预料的不同了，它把国际社会主义革命先锋队的光荣使命交给我们——俄国的被剥削劳动阶级”[76]。
为什么说国际社会主义革命先锋队的使命落到了俄国无产阶级身上呢？“十月革命”前俄国的经济政治情况究竟是怎样的呢？
从19世纪90年代起，资本主义在俄国获得了迅速的发展。1900年，俄国工业总产值还只有31.73亿卢布，到了1913年就翻了一番，达到65.49亿卢布，次于美、德、英、法，居世界第五位，其中石油和木材的产量居世界第二位，棉织品居第四位，钢铁和水泥居第五位，煤炭居第六位，俄国的资本主义生产达到了中等发展水平。在生产和资本集中的基础上，垄断组织也得到了广泛的发展。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大约200个垄断组织控制了全国石油、煤炭、钢铁、橡胶、纺织、制糖和烟草等主要工业部门。最大的冶金工业垄断组织“金属销售公司”1900年就联合了30多个冶金企业，控制了全国冶金工业资本总额的70%以上，生铁总量的80%以上。“煤炭公司”垄断了顿巴斯这一主要矿区煤产量的75%以上。全国90%以上的食糖都控制在糖业辛迪加手里。橡胶辛迪加控制了全国的橡胶生产。随着工业资本的集中，银行资本也迅速集中，1914年，最大的国家银行集中了全国50家股份银行资本的80%，控制了90%的银行业务，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日益融合，形成金融资本，并在此基础上产生出统治俄国经济生活的金融寡头。俄国资本主义这种一定的发展水平，为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准备了经济物质条件。但在另一方面，由于当时的俄国，又存在着严重的农奴制残余，因而它在经济上、技术上还相当落后，在1913年这一战前俄国生产水平最高的年份，其工业总产值也仅占世界工业总产值的2.6%，相当于美国的7%，德国的17%，英国的22%，法国的40%；如按人口平均计算，俄国的人均工业产值为美国的8. 3%，德国的7.6%，英国的7. 1%，法国的12.5%；而从社会经济结构来看，战前俄国工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占42%，而农业则占58%。如从人口构成来看，俄国还是一个农民小生产者占绝大多数的国家：农村人口占了全国人口的82%以上，其中个体农民和小手工业者占67%，城市人口仅占18%弱。
既然俄国的资本主义生产只达到中等发展水平，经济上、技术上还远远落后于主要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那为什么社会主义革命会首先在这里爆发和取胜呢？那首先是因为，俄国的无产阶级力量要比英国、德国都强大。对此，列宁曾经进行分析说，“我们目前正处在一种特殊的情况下，就是说，我们俄国无产阶级在政治制度方面，在工人政权的力量方面，比不管什么英国或德国都要先进，但在组织像样的国家资本主义方面，在文明程度方面，在从物质上和生产上‘实施’社会主义的准备程度方面，却比西欧最落后的国家还要落后”。根据这种情况，列宁论证说，“如果说我们承认我国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不相称，因而就不应该夺取政权，那就犯了不可救药的错误。所谓的‘套中人’就是这么推论的，他们忘记了，‘相称’是永远不会有的，在自然界的发展中，也和在社会的发展中一样，这样的相称都是不可能有的，只有经过多次的尝试——其中每次单独的尝试都会是片面的，都会有某种不相称的毛病——才能从一切国家无产者的革命合作中建立起完整的社会主义”[77]。
然而，根据这个指导思想发动和实现的“十月革命”，却遭到了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以生产力发展水平不足为名义所进行的猛烈抨击。
1917年10月28日，普列汉诺夫在《致彼得格勒工人的公开信》中写道：俄国无产阶级的觉悟分子“应当问问自己：我国的工人阶级是否已经准备好现在就建立起自己的专政？凡是稍微了解无产阶级专政要以什么样的经济条件为前提的人，都会毫不犹豫地以坚决否定的态度回答这个问题。不，我国工人阶级为了自己和国家的利益还远不能把全部政权夺到自己手中来，把这样的政权强加给它，就意味着把它推上最大的历史灾难的道路，这样的灾难同时也会是整个俄国的最大灾难”[78]。“在我国居民中无产阶级不是占多数，而是占少数，然而只有当它占多数时，它才能成功地实行专政”，“如果说我国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后想要完成‘社会革命’，那么我国的经济就会使它遭到最惨重的失败”[79]。
1918年8月，考茨基在《无产阶级专政》中写道：布尔什维克“他们所宣扬和实行的无产阶级专政，无非是一种想要超越或者用法令来取消那些自然的发展阶段的大规模试验而已。他们认为，这是使社会主义诞生的最无痛苦的方法。是使社会主义‘把生育的痛苦缩短并且减轻’的最无痛苦的方法。如果还想继续用比喻来说明的话，那么这种做法更使我们想起这样一个怀孕的妇女，她疯狂万分地猛跳，为了把她无法忍受的怀孕期缩短并且引起早产。这样生下来的孩子通常是活不成的”[80]。
1922年，俄国的孟什维克苏汉诺夫在《革命札记》一书的第3、4卷中反复唠叨说，“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可以实行社会主义的高度”。
针对诸如此类的攻击，列宁在1923年1月16—17日口授而成的《论我国革命》一文中进行了全面的批驳。这个批驳是从分析“十月革命”所处的国际形势入手的，列宁指出：“这是和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相联系的革命”，“这样的革命势必表现出一些新的特征，或者说正是由于战争而有所改变的一些特征”；这些特征集中到一点就是：“面对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所造成的那种革命形势的人民，在毫无出路的处境逼迫下，难道他们就不能奋起斗争，以求至少获得某种机会去为自己争得进一步发展文明的并不十分寻常的条件吗？”“既然毫无出路的处境十倍地增强了工农的力量，使我们能够用与西欧其他一切国家不同的方法来创造发展文明的根本前提，那又该怎么办呢？”“既然建立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虽然谁也说不出这个一定的‘文化水平’究竟是什么样的，因为这在各个西欧国家都是不同的），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因为“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81]。
这个批驳所集中论证的，是为什么在像俄国这样一个资本主义较不发达的国家会首先爆发社会主义革命和取得胜利的问题。在此之前，在1920年7月26日，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所作《民族殖民地问题委员会的报告》中，又从另一个角度论证了经济文化不发达国家能否在特定条件下跨越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的问题。列宁指出，“目前正在争取解放，而战后已经有了进步运动的落后民族的国民经济必然要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这种说法究竟对不对，我们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如果胜利了的革命无产阶级对落后民族进行系统的宣传，而各苏维埃政府以其所拥有的一切手段去帮助它们，那么，说落后民族无法避免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就不对了。共产国际应该指出，还应该从理论上说明，在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帮助下，落后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过渡到苏维埃制度，然后经过一定的发展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82]
归结起来，在经济文化较不发达国家能否在特定条件下跨越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或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的问题上，列宁和马克思恩格斯的回答是一致地肯定的。但是，他们的论述又有一点是不同的。那就是，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经济文化较不发达的俄国，只有在首先取得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西欧先进国家的示范和帮助下，才能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而进入社会主义；而在帝国主义时代，列宁则认为，特定的主客观条件，使经济文化较不发达的俄国，可以不是在西欧国家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示范和帮助下，而是先于它们而进入社会主义。当然，“要在世界范围内取得彻底的最终的胜利，单靠俄国一国是不行的，这至少需要一切先进国家或者哪怕几个先进大国的无产阶级取得胜利”。这个不同之点，说明列宁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里，向前推进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
在“十月革命”以后，新生的社会主义苏俄既没有像普列汉诺夫所预言的那样被“推上最大的历史灾难的道路”，“遭到最惨重的失败”，更没有像考茨基所预言的那样“活不成”，而是在摆脱了农奴制、资本主义制度的束缚以后，国民经济获得了比较迅速的发展，在短短的20多年时间里，实现了资本主义国家花费了一二百年时间才实现的工业化过程，并使苏联的工业生产水平由1913年时的占世界第五位、欧洲第四位，变成占世界第二位、欧洲第一位。十分明显，这些历史事实已经为列宁同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围绕“十月革命”展开的论战作出了结论；它证明列宁关于经济文化较不发达国家在特定条件下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的观点是正确的，而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以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可以实行社会主义的高度为借口否定“十月革命”的必要性、必然性的观点则是错误的。
为什么根据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同一个原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同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上会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呢？
在这里，问题的关键在于，究竟应该如何观察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如何坚持生产力决定论。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在世界交往普遍发展的情况下，对于一个国家是否具备社会主义革命的总的前提的问题，是要从世界的范围来观察的。反之，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者却不是从广泛的世界范围内去理解，而是从狭隘的、地区的、民族的范围内去理解。事情正如南斯拉夫学者普里比切维奇在论述列宁的社会主义革命论时所指出的那样，由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是在世界范围内，在大多数最发达的国家中，而不一定在每一单个国家中表现出来”，因而“期待在资本主义最强大的地方摧毁资本主义是不现实的，应在资本主义最薄弱地方摧毁资本主义。社会矛盾最尖锐的地方就是资本主义最薄弱地方。这些矛盾在不发达国家可能具有更尖锐得多的形式”；“列宁证明，经济和经济矛盾的发展本身，决不会自然而然地导致社会的改造。经济前提是必需的和重要的，但这并不够，政治因素不可能是仅由经济起着中介作用和决定性作用的推动力的消极反应。它具有非常重要的积极作用，实际是具有决定性作用。”[83]
十分明显，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的观点之所以被实践所否定，恰恰因为他们一方面仅从狭隘的、民族的、地区的范围去理解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另一方面，他们又撇开了政治因素的巨大的积极作用，期待经济矛盾自然而然地导致社会主义革命，期待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会自然而然地使社会和平步入社会主义。
三、在当代，一些非洲国家还不具备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条件
在两次世界大战以后，社会主义革命在欧亚拉一系列国家取得的胜利，以及随后社会主义建设在这些国家取得的成就，极大地鼓舞了全世界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一些非洲国家在赢得民族独立运动的胜利的同时，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社会主义浪潮，试图一举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而进入社会主义，但是没有获得成功。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恩格斯在1894年为《论俄国社会问题》所写跋中，不是说过俄国农村公社可以越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缩短发展历程的事情，“适用于处在资本主义以前的发展阶段上的一切国家”吗，为什么在一些非洲国家就不适用呢？
恩格斯的确这样说过，但在此同时，恩格斯又强调说：“西欧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以及与之俱来的以公社管理的生产代替资本主义生产，这就是俄国公社上升到同样的发展阶段必需的先决条件。”既然在进入帝国主义时代以后，历史的发展并不是使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首先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那么，恩格斯在这里所说的“先决条件”显然就不存在。经济文化较不发达国家为了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就不仅需要具备一定的国际条件，而且还要具备一定的国内条件。在那些不具备必要条件的国家里，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是跨越不过去的，一些非洲国家就属于这种情况。非洲是一个拥有3 000多万平方公里、在陆地面积上仅次于亚洲的世界第二大洲，它拥有3.45亿人口。然而，从15世纪以来，非洲各国一直遭受英、法、比、葡、德、西、意等国殖民主义者的残酷掠夺和压迫，先后沦为这些国家的“殖民地”、“保护国”、“海外省”、“托管地”。葡、英、荷等国的殖民主义者还把非洲人当奴隶买卖，充当廉价劳动力，非洲成了这些殖民国家“猎取黑人的地区”。以后，美国的势力也渗入非洲，罪恶的奴隶贸易一直延续了400年。到了19世纪后期，由于发展成为垄断资本主义的西方国家需要把非洲变成原料产地和工业品销售市场，又在这里开始了争夺殖民地的高潮，使非洲沦为一个殖民统治下的“黑暗大陆”。
四五百年的殖民统治，使非洲各国生产力水平低下，产业结构低级，这是因为殖民主义的残酷统治，摧残和压制了非洲民族资本主义的幼芽，它们既受外国垄断资本的排挤，又受非洲旧的经济结构的阻碍，发展极其缓慢。在非洲内地，在取得独立以前甚至还不存在民族工业，而在非洲广大的农村地区，在生产工具方面的刀耕火种，在生产关系方面的封建的以至原始公社的生产方式，仍大量存在。据世界银行等国际经济单位统计，到1987年时，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为美国的1/56，整个非洲的劳动生产率仅为美国的1/15，在产业结构方面，工业在非洲各国经济中所占比重，仅为10%—15%，在工业中又大都是采矿业，制造业的比重不大。
有的国家，在其总收入中少数几种原料出口的收入所占比重达90%。不发达的经济状况决定了非洲特定的阶级状况：非洲工人阶级产生于19世纪末，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有了迅速扩大，但直到20世纪60年代初还仅占总人口的5%，而且极大多数属于非熟练的季节工，真正的产业工人很少，而参加工会组织的工人又仅占总数的10%，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组织更处在萌芽状态。非洲民族资产阶级的产生晚于工人阶级，人数也更少，在争取民族独立运动中，大多不能发挥领导作用，在独立后又由于缺少资金、技术和管理能力而无力与外国垄断资本抗衡。与此相对照，非洲的小资产阶级、非洲的民族知识分子却异常活跃，他们充当了革命的领导力量。在非洲政治舞台上充当先锋和领导的，有许多原来是教员、医生、药剂师、邮局职员、新闻记者、殖民政府雇员等等。
十分明显，非洲国家的情况，不仅和在“十月革命”前资本主义发展已达中等程度，有强大的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共产党的俄国不同，也和在二次世界大战后相继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欧亚社会主义国家不同。从经济上来说，这些国家的工业生产都在国民经济中占有相当比重。例如，捷克的工业产值在1948年时已占国民经济的75%；波兰的工业产值在1938年时占国民经济的46%，工人阶级占全国人口的12%；匈牙利工业建筑业产值，在1939年时占国民收入的38%，工人占全国人口的22%；罗马尼亚的工业产值在1938年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5%，工人有80多万；朝鲜的工业产值在1946年占全国总产值的28%，其工厂工人在1940年就达40万。我国的工业产值由于连年内战在1949年时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7%，经过恢复，到1952年已达41.5%，有组织工人在1949年为300万，到1952年全国职工人数已达1 600万。更重要的是在革命主观力量方面的差别。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社会主义制度在东欧一系列国家的建立，一方面固然是和苏联红军在1944年至1945年追击法西斯、进军东欧，彻底摧毁那里的反动势力分不开的，但在另一方面，它同时又是东欧各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进行反法西斯斗争的结果，在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共产党更是反法西斯斗争的唯一领导力量。在亚洲，社会主义在朝鲜和越南的胜利，都是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进行长期的反对帝国主义殖民统治斗争的结果；在拉丁美洲，社会主义在古巴的胜利，也是卡斯特罗领导古巴人民同美国扶植下的反动政权进行了胜利的武装斗争的结果。特别是在中国，社会主义的胜利，更是因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革命实践结合起来，从实际出发，开辟了一条不同于欧洲（以城市为中心）的，由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道路的结果。
从这些情况来看，应当说，非洲国家是并不具备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主客观先决条件的：在国际上，不存在恩格斯所说的，获得了对资产阶级的胜利的西欧无产阶级的示范和帮助；在国内，不存在又不具备像欧亚拉已经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那些国家所具有的，相当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强大的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共产党在社会生活中的领导作用。
所以，早在1959年，毛泽东在同喀麦隆人民联盟代表，几内亚、肯尼亚、马达加斯加青年代表谈话时，就针对生产力发展非常落后的一些非洲国家，在民族解放运动中把反帝国主义及殖民主义的民族命运和社会主义前途直接联系起来的做法大声疾呼，告诫说：“整个非洲的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跟着帝国主义走的人，而不是反对资本主义，不是建立社会主义，在非洲提出建立社会主义社会，要犯错误”[84]。
但是，非洲一些民族独立国家由于深受资本帝国主义的剥削和欺凌，亲眼目睹其诸多弊端，对它深恶痛绝，决心摒弃资本主义；由于误认为社会主义的某些原理和理想同它们的社会历史乃至宗教信条似乎有某些吻合之处；由于误以为越是落后的国家越是容易用政治上集中统一的手段去实现社会主义，于是，在社会主义国家的革命和建设的巨大成就的吸引下，不顾自己的主客观条件，在赢得民族独立运动的胜利之后，紧接着就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掀起一波又一波的社会主义浪潮，卷入这股浪潮的国家前后达数十个之多。
“非洲社会主义”无论就名目还是从内容来看，都是繁纷复杂的，除了有以伊斯兰教为思想基础，以追求阿拉伯统一为目标的“阿拉伯社会主义”，以非洲传统村社制原则为基础，实行“全民党”一党领导的“村社社会主义”，标榜政治上的多党制、实行有限制的自由经济、在政治上倾向西方的“民主社会主义”之外，还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自诩、实行革命先锋党一党领导、强调与社会主义国家的特殊关系的“科学社会主义”，如刚果、贝宁、埃塞俄比亚、莫桑比克、安哥拉、津巴布韦、索马里和前也门等等。
应当指出，这些国家在实行社会主义以后，确曾在巩固政治独立和促进政治民主化，争取经济独立和实行土地改革，发展民族文化教育和社会福利事业等方面发挥过积极作用，但它在加剧经济困难等方面的消极影响则更大，就总体来说是不成功的。
这些非洲国家在实行社会主义方面的特点，主要表现为照抄照搬苏联模式，不顾本国特点地推行国有化、集体化和计划化，严厉打击私人民族工商业等等。
非洲国家在独立初期，在有节制地对部分外资企业采取接管、入股等国有化措施以后，紧接着就搞全行业地收归国有和大规模的国有化运动，这种典型，在20世纪60年代有埃及和坦桑尼亚，70年代有刚果、贝宁和安哥拉。埃及从1961年7月起，就在全国开展大规模的国有化运动，先后将银行、保险公司及42家大的工业、运输业、商业企业和土地开垦公司收归国有，在60年代初，埃及政府就掌握了国内工商企业的85%，直接和间接控制着工业生产的95%。坦桑尼亚在1967年开始在全国广泛实行国有化，先后将所有银行、保险公司、主要工商企业、运输和经营对外贸易的进出口公司、批发商行统统收归国有。刚果在1974年把几家外国石油公司的财产、股票、权益移交给国营公司后，随后就掀起了席卷全国的“国有化风潮”。贝宁在1974年实行广泛的国有化政策，将4家银行、5家保险公司、7家石油公司以及交通运输、水电、大商业企业统统收归国有，到1982年，国营、合营企业占工业总产值的70%。安哥拉在从1977年到1979年间，政府就控制了80%的国内重要企业。
但由于这些非洲国家是在严重缺乏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和技工的条件下大规模实行国有化的，因而在国有化以后，反而因经营管理不善、缺乏监督机构而造成严重亏损。据世界银行统计，坦桑尼亚11个主要国营农业公司，1980年—1981年亏损6. 8亿先令，1981年—1982年亏损10亿先令。刚果的60个国营企业除少数例外，都严重亏损，原法资刚果工农业公司，在实行国有化的1969年产糖9.4万吨，到了1981年只产糖1.4万吨，在1968年—1980年间，刚果60个国营企业的总产值平均递减30%，除国家补贴790亿非洲法郎外，企业还欠债80亿非洲法郎。
这些非洲国家在推行国有化的同时，还大搞农业集体化运动，如加纳在1961年至1962年间，把国有合作农场从361个猛增至1 165个，在1960年至1964年间，把机械化国营农场从30个猛增到105个。突尼斯在1963年颁布的土改法规定，分配到土地的农民必须参加合作社，否则便没收其分得的土地。坦桑尼亚在1967年把分散的农民集中到新建的或其他一些村子居住，以实现农业集体化，在1974年运动高潮时，政府甚至动用军队和民兵，在耕种收割的大忙季节强迫农民搬迁。这种强制推行的运动，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破坏了农业生产。在突尼斯，由于合作社经营管理不善，生产下降，平均每公顷土地的产值要亏损两个第纳尔，因此，强制农民入社的结果带来了严重的灾难，一部分人沦为乞丐，一部分人被迫自杀，同时也使农民的反抗斗争愈演愈烈，有的农民纷纷把土地退还给政府，在萨赫尔地区还酿成农民和政府军之间的流血冲突。在坦桑尼亚，农业生产也因强制集体化而连续减产，在1981年—1983年间，农业生产为负增长，达到-7.6%，-8.2%，-8.7%。
这些非洲国家还严厉打击民族工商业，如加纳在1962年的第一个七年计划中规定，“不允许公众意志与个人致富同时并存”，在“反对剥削”和“防止资本主义发展”的口号下，指令民族私人工商业只能停留在小型规模上，“不得继续扩大他们的设备和经营规模”，而且经营得好的要变为合营或国营企业。几内亚在1964年11月规定进出口贸易和批发业只能由国家经营，私人只能经营少量的零售业，在1975年的“反奸商运动”中又宣布完全取缔私商，关闭农村集市贸易，取消县人民商店，商品由政府经由地方革命政权的经济处，根据农民上交农产品的品种和多寡来进行分配。坦桑尼亚在1975年关闭了农村私人商店而代之以合作商店，并在提供贷款、分配外汇等方面，限制私人民族工商业，使之无利可图，不愿增加投资、扩大再生产。阿尔及利亚在1966年颁布投资法，规定只许私人资本在手工业、农业、商业和服务性行业等次要部门投资，并严格限制其投资额，以致在1967年—1972年间，私人资本投资额只占投资总额的5%，1976年通过的《国民宪章》，更进而要求“严格限制”和尽快“消灭”私人民族资本。在利比亚，1978年提出要在经济领域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消灭私营经济，它先是发动工人接管私人资本家的工厂企业，随后又勒令大、中和私人商店自行关闭，并对受基层人民委员会管辖的商店实行更严格的监督。非洲国家这样地限制和消灭私人民族工商业的结果是，阻碍了城乡商品流通和国民经济发展，使市场凋敝，人民生活困难和不便。
归结起来，非洲国家在不具备条件的情况下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并脱离实际地实施超越阶段的过“左”政策的结果，使它们越来越穷。如莫桑比克在摆脱殖民统治以后的20年中农业生产没有得到什么发展，有60%的居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埃塞俄比亚在1984年—1985年饥荒中有100万人饿死，1987年的粮食产量又从1979年的750万吨降为530万吨，而人口却年均增长2.9%，阿尔及利亚以国民生产总值的30%去片面发展重工业，结果是留下了一堆残缺不全、利用率极低的生产机器和占劳动力总数20%的失业人口，同时又以每年20亿美元去进口食品。有的国家则债台高筑，如拥有700万人口的赞比亚欠外债50亿美元，人民生活水平比独立时还低；刚果人均负外债2 500美元，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好多倍。严重的经济困难还在一些非洲国家导致动乱、骚乱、政变，反政府的武装活动猖獗。
有一位日本记者在对“非洲社会主义”进行多年的实地考察后，把它拿来和苏联、中国和东欧的社会主义进行对比，得出了非洲不存在实现社会主义的条件的结论。在发表于日本《世界》杂志1987年10月号上的《“非洲社会主义”使国民挨饿》的文章中，日本记者松本仁一写道：“在苏联、中国、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中，也有经济停滞和分配不平衡的问题。但是，一般国民并没有挨饿。为什么唯独非洲的社会主义国家，竟糟糕到使国民挨饿的地步呢？”“也许由于60年代在相继宣布独立的非洲，并不存在古典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才招致今天这种事态的出现”；“在没有成熟的资本方面，也许可以说苏联和中国也是一样的。不过，革命前的苏联和中国，还有公路、铁路这种最起码的社会资本。但是，在非洲，可以实行国有化并分配的财富是微不足道的。像安哥拉和莫桑比克那样，在宣布独立时，当地居民曾经毁掉房屋，切断电线，使之变成无用之物。国民缺少那种与国家同心同德的思想——民族主义思想。没有资本主义积累，没有明确的阶级对立，也没有足够的管理计划经济的专家。非洲的社会主义是在一无所有的情况下开始的。碰壁也是明摆着的。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为什么非要实行社会主义不可呢？非洲的社会主义是在开展‘解放’斗争时实行的。并不是经过‘阶级’斗争，‘瓜熟蒂落’实现的。在非洲国家，几乎不存在实现社会主义的条件”；他们也来不及使社会主义适合本国的国情而“原封不动地采取苏联式的政治体制和生产方式”。
正是基于上述种种情况，邓小平早在1980年4月21日会见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团时就特别强调说，“要研究一下，为什么好多非洲国家搞社会主义越搞越穷。不能因为有社会主义的名字就光荣，就好”[85]；而在1988年5月18日会见莫桑比克总统希萨诺时，又建议他们“根据自己的条件，可否考虑现在不要急于搞社会主义。确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方向是可以的，但首先要了解什么叫社会主义，贫穷绝不是社会主义”[86]；在1989年3月23日会见乌干达总统穆塞韦尼时，再次强调，“我很赞成你们在革命胜利后，不是一下子就搞社会主义。我和许多非洲朋友谈到不要急于搞社会主义，……那样搞不会获得发展”[87]。
也正因为一些非洲国家在不具备必要条件的情况下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并脱离实际地用超越阶段的过“左”政策造成了经济严重困难和政治动荡不稳，因而，1989年—1991年的苏联东欧剧变解体就给它们带来了极大的冲击：有些国家的领导人在反对派的枪口威胁下被迫交出了政权，如索马里、埃塞俄比亚、塞拉利昂；有的国家的领导人在内乱中被迫辞职下台，如阿尔及利亚；有的在多党选举中被赶下台，如佛得角、圣多美和普利西比、贝宁、赞比亚和刚果；有的不得不放弃原来宣称信奉的科学社会主义，如莫桑比克解放阵线党在1989年7月在党章中删去了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条文，也不再提“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党的性质由“工农联盟先锋党”改为“人民先锋党”，1990年10月公布的新宪法把“莫桑比克人民共和国”改为“莫桑比克共和国”，1991年8月，该党又正式改名为社会民主党，加入非洲社会民主党联盟；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劳动党在1990年12月决定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1991年4月通过了一个带有社会民主党性质的党章，1992年5月又取消了劳动党的称号；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在1991年3月同意以社会民主主义代替马克思主义，1991年7月正式宣布放弃马克思主义，成为非洲社会民主党联盟的成员党。
四、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教训说明：生产的社会化是在任何条件下都不能超越的
如果说，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社会主义由一国实践到多国实践的胜利进军，使得一些非洲国家在不具备必要条件的情况下去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话，那么，1989年—1991年的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则被一些人当作证据去论证已经被它们跨越过去的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还是不可跨越的。
例如，美国的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在《大失败》中把“十月革命”说成是列宁这个“外科手术师”把“一种基本属于西欧的思想，移植到一个相当遥远的准东方的专制传统之中”，“其结果必然是荒诞不经的”。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在转入改良主义营垒以后，也说“十月革命”是错误的，因为它依据的是未经证实的假定云云。
波兰科学院院士沙夫也在《共产法西斯主义——起源和社会职能》一文中说，“十月革命”以来的社会主义革命都不具备马克思所表述的“非常具体的条件”。他指责说，“虽然不具备所提出的条件，虽然没有得到居民的支持，仍然进行了革命，必须把这种革命看成是严重错误”，“随心所欲地建立社会主义会造成它的失败，这就是这些国家发生危机的主要原因”[88]。俄罗斯有些前共产党人也把“十月革命”说成“原罪”，把由此开始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说成“企图在不具备建设社会主义的主客观条件下建立社会主义”，因而是“病态的早产儿”，乃至“人工流产儿”。
然而这种种指责和非难，不仅不符合前引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经济文化较不发达的国家在特定条件下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论述，而且更被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这些国家经济文化的迅速发展的历史事实所彻底驳斥。在“十月革命”以后，苏联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使其国民生产总值由原来占美国的6.9%，发展成占美国的80%，清楚地说明了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并不是什么不可跨越的障碍。
在后来，社会主义国家之所以会在与资本主义国家的较量中渐渐地败下阵来，其原因并不在于它们跨越了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而在于把在特定条件下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同在任何条件下都不能超越生产社会化这样两件不同的事情混为一谈，超越阶段，在所有制的问题上不顾生产力发展水平盲目地追逐“一大二公三纯”的缘故。
所谓生产社会化，是指的由分散的小规模的个体生产变为集中的大规模的社会生产的过程，随着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协作范围越来越广，生产过程也越来越具有社会性质。生产社会化主要表现为：首先，生产资料在使用上的社会化，即由单个人使用的生产资料变为社会的、只能由大批人使用的生产资料；其次，生产过程的社会化，即生产本身由一系列的个人行动变成一系列的社会行动，产品也从单个人的产品变成社会性的产品；再次，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和社会分工的发展，地方市场汇合成为国内市场，国际市场迅速发展，整个社会经济活动联结成为一个整体，生产为满足社会需要而进行。生产社会化过程是从资本主义登上历史舞台时开始的，它是现代化大生产的发展趋势，又标志着生产力水平；在资本主义社会，正是生产的社会化过程在发展中同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发生矛盾冲突，从而决定了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和实行社会主义公有的必要性。正因为这样，恩格斯指出，“废除私有制甚至是工业发展必然引起的改造整个社会制度的最简明扼要的概括。所以共产主义完全正确地强调废除私有制是自己的主要要求”，因为“社会制度中的任何变化，所有制关系中的每一次变革，都是产生了同旧的所有制关系不再相适应的新的生产力的必然结果”[89]。
但是，在另一方面，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化，又并不等同于生产社会化，而且还是受生产的社会化过程制约的，而生产的社会化过程又是不能一蹴而就、不能超越的。要是超越了生产社会化的发展程度去搞过大范围、过高程度的社会主义公有化，那就不仅不能促进，而且还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所以，早在1847年的《共产主义原理》中，恩格斯就指出，“只有创造了所必须的生产资料之后，才能废除私有制”[90]；在1878年的《反杜林论》中，恩格斯再次强调，“只有在生产资料或交通手段真正发展到……国有化在经济上成为不可避免的情况下，国有化——即使是由目前的国家实行的——意味着经济上的进步，才意味着达到了一个新的为社会本身占有一切生产力作准备的阶段”[91]。恩格斯还谆谆教导说，自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历史上出现以来，由社会占有全部生产资料，常常作为未来的理想隐隐约约地浮现在个别人物和整个派别的头脑中。“但是，这种占有只有在实现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具备的时候，才能成为可能，才能成为历史的必然性”，正如其他一切社会进步一样，“这种占有之所以能够实现，并不是由于人们认识到阶级的存在同正义、平等等等相矛盾，也不是仅仅由于人们希望废除阶级，而是由于具备了新的经济条件”[92]。列宁也十分重视生产社会化问题，早在1918年4月的《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中，列宁就强调说，建立苏维埃国家，只是解决了“十月革命”以后俄国所面临的困难任务的小部分，“主要的困难是在经济方面：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实行最严格的普遍的计算和监督，提高劳动生产率，使生产在事实上的社会化”[93]。在1918年5月的《论“左派”幼稚病和小资产阶级性》中，列宁在批评“左派共产主义者”提出的所谓“最坚决的社会化”时，更把社会主义国家没收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和实行国有化，同生产社会化明确地区别开来。列宁说，“所谓‘最坚决的社会化’，这是什么意思呢？在国有化问题和没收问题上，可以有坚决的或者是不坚决的态度。关键却在于：要从国有化和没收过渡到社会化，即使有世界上最大的‘坚决性’也是不够的。我们的‘左派’的不幸，就在于他们天真地、幼稚地把‘最坚决的……社会化’这些字眼联系在一起，从而暴露了他们对问题的关键完全无知，对目前形势的关键完全无知。‘左派’的不幸，就在于他们没有看到……从没收（在实行没收时，政治家的主要品质就是坚决性）到社会化（要实行社会化，就要求革命家有另一种品质）的过渡的实质”[94]。
经济文化较不发达国家在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之后，无疑已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但是，它所处的发展阶段，却显然低于在大工业占优势的基础上、在大农业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同时，较低的生产社会化的发展程度还决定了它不能在过大的范围、过高的程度上实行公有化。国际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说明，在经济文化较不发达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长期以来未能正确认识它所处社会主义社会的阶段，脱离客观实际、超越生产社会化的发展程度而去追逐所有制问题上的“一大二公三纯”，乃至盲目冒进、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是它们没有能够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以致在与资本主义的较量中渐渐败下阵来的一个重要原因。
斯大林在担任苏共领导以后，开始时曾继续坚持列宁从小农经济在俄国占优势的客观实际出发所制定的新经济政策，如在1928年2月13日的《收购运动的初步总结和今后党的任务》一文中，他强调“新经济政策是我们经济政策的基础，而且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不会改变”[95]；即使当他在1930年6月—7月的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宣布新经济政策进入“最后阶段”时，斯大林也还认为，“我们离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和消灭阶级差别还很遥远”[96]。但事隔不久，他似乎就忘记了苏联是在经济文化较不发达的基础上，在生产的社会化水平较低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的这一客观事实，在1933年1月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总结》中宣布：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在苏联已经建成了”[97]；在1934年1月的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再次强调，“我们在苏联已经建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剩下的只是建成它的上层建筑，这件事无疑要比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容易得多”[98]；在1936年11月全苏苏维埃第八次非常代表大会上所作《关于苏联宪法草案》的报告中，斯大林宣布，“我们苏联社会已经做到在基本上实现了社会主义”[99]；在1939年苏联完成了第二个五年计划、为第三个五年计划规定基本经济任务时，斯大林又说，“我们已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已进入社会主义逐渐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时期”[100]。第三个五年计划由于战争的爆发而中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在1952年的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又再次在《苏共章程》中提出“现在，苏联共产党的主要任务是：从社会主义逐渐过渡到共产主义，最后建成共产主义”。
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是建立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的基础上的社会，在生产社会化方面、在生产力的发展方面，它无疑地都要高于资本主义社会。即使在预示俄国公社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时候，马克思也没有忘记紧接着就强调要“把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的成就用到公社中来”，要“享用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果”。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要吸取、享用资本主义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就、成果，显然包括了在科学技术和生产力高度发达基础上的生产社会化。当列宁领导俄国人民取得“十月革命”的胜利，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时候，列宁也丝毫没有要俄国同时也超越生产力发展和生产社会化方面的必经阶段的意思；恰恰相反，在《论我国革命》一文中，列宁强调指出，俄国不同于西欧国家的特点只是在于“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建设社会主义所需要的】这个一定【经济文化】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101]。列宁历来把“生产力的状况”，看作是“整个社会发展的主要标准”[102]，他在“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即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中指出，“在任何社会主义革命中，当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任务解决以后，随着剥夺剥夺者及镇压他们反抗的任务大体上和基本上解决，必然要把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的根本任务提到首要地位，这个根本任务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103]，因为“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只能是同时也能改造农业的大机器工业”，而“适应最新技术水平并能改造农业的大工业就是全国电气化”[104]，所以，列宁反复强调说，“我屡次说过，与各先进国家相比，俄国人开始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是比较容易的，但是把它继续到获得最后胜利，即完全组织起社会主义社会，就比较困难了”[105]。
但是，斯大林在1936年宣布建成社会主义时，他所依据的主要根据，却不是生产力、生产社会化方面的标准，而是生产关系方面的兴“社”灭“资”；也就是说，他用生产资料的公有化顶替了生产的社会化。斯大林说，建成社会主义“最主要的，就是资本主义已经从我国工业范围中完全驱逐出去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形式现在是在我国工业中独占统治的体系”，在农业方面，“富农也被消灭”，形成了“无所不包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体系”，“个体小农经济成分只占很小的地位”，总之，“人剥削人的现象已被铲除和消灭，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已经作为苏联社会不可动摇的基础而奠定了”。虽然在生产力方面，斯大林也提到了苏联的工业“现在建立在丰富的现代新技术的基础上，十分发达的重工业以及更发达的机器制造业的基础上”，农业也已“有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机械化的、用新技术武装起来的生产”[106]；但在实际上，苏联当时的生产力发展状况与马克思提出的要吸收和享用资本主义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就、成果相比，与列宁提出的适应最新技术水平、同时也能改造农业的大机器工业即全国电气化相比，还有一段相当遥远的距离。在斯大林宣布建成社会主义一年以后的1937年，苏联主要工业的产量，粗钢只有1 770万吨，钢材1 300万吨，煤炭12 800万吨，石油2 850万吨，发电量3 617 300万度，金属切削机床4.85万台，锻压机3 100台，汽轮发电机56. 1万千瓦，汽车19.99万辆，拖拉机5. 1万台（折合成15马力台为6. 65万台），谷物联合收割机4.39万台，水泥545.4万吨。在生产力的这种发展水平的基础上宣告建成了社会主义，显然超越了生产的社会化，超越了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降低了马克思和列宁提出的社会主义标准。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斯大林再次提出“要建设成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逐渐向共产主义过渡”，在1952年的苏共十九大上还把它当成了苏共的主要任务。继斯大林之后执政的赫鲁晓夫，继承了斯大林的这个超越生产社会化、超越发展阶段、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方针。为此，他首先在苏共二十大的总结报告中，严词批评了莫洛托夫在1955年2月的最高苏维埃会议所作对外政策报告中关于苏联“已经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的说法，是在使苏共党员和苏联人民“在关于我国的发展前景这样紧要的问题上迷失方向”[107]；接着，在苏共二十一大上，赫鲁晓夫也提出说，在1959年苏联已进入“一个新的、极重要的发展时期——全面展开共产主义社会建设的时期”[108]；而在1961年的苏共二十二大上，赫鲁晓夫又把其“全面展开共产主义社会建设”具体化为“在20年内（到1980年）基本上建成共产主义社会”，在第一个10年（1961年—1970年）建立共产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时，按人口平均计算的工农业产量超过美国，在第二个10年（1971年—1980年）建立起共产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接近实现按需分配原则，过渡到单一的全民所有制，基本建成共产主义社会时，“把美国远远抛在后面”。在勃列日涅夫取代赫鲁晓夫以后，他在1967年宣称苏联已建成了发达社会主义社会……
在苏联共产党领导的带领下，东欧国家的领导也滋长和发展了超越生产社会化、超越社会发展阶段、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错误思想。例如，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在1958年的十一大决议中指出，“建成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为将来向共产主义过渡创造物质和文化条件，是我国国民经济在以后七年内最重要的任务”；保加利亚共产党在1962年的八大决议中指出，“ 1980年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将建设社会主义”。在勃列日涅夫宣称已经建成发达社会主义社会以后，保加利亚共产党在1971年十大通过的《保共纲领》中，也称“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现在已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建设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的阶段”，并在今后近20年内大体建成发达社会主义社会，以后将开始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盖莱克在1975年波兰统一工党七大上所作报告中也说，波兰正“跨入建设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阶段”；德国统一社会党说，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民主德国就已进入发达社会主义社会阶段，它的九大通过的党纲规定的目标是“继续在民主德国建立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从而为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创造基本的前提”；罗马尼亚共产党也规定从1971年开始到2000年，是罗马尼亚“建设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向共产主义过渡阶段”。
超越生产社会化、超越发展阶段、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思想也曾影响我国。这种思想和毛泽东本人认为越穷越要革命的想法结合在一起，使他在阅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得出结论说，“事实证明，在资本主义有了一定发展水平的情况下，经济愈落后，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愈容易，而不是愈困难，人愈穷，才愈要革命”。
而当“左”的指导思想占据上风的时候，这种急躁思想更发展成为“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例如，1958年8月《中共关于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指出，“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遥远的事情了，我们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虽然在四个月以后党的八届六中全会就指出了这个偏差，但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理论和实践却已带来了三年经济困难。这个挫折曾经使毛泽东认识到：社会主义要经历一个比较长的时期，要经历不同的发展阶段。例如，在建设社会主义需要有较长时期的问题上，毛泽东在1961年曾对来访的英国元帅蒙哥马利说，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在中国，50年不行，会要100年，或者更长的时间；在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问题上，毛泽东在1959年的一次讲话中曾经谈到农业机械化、电气化、国家工业化等等，这还只是第一阶段，以后还有第二、三个提高的阶段，才算完成社会主义建设……但由于这些正确认识没有上升到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的高度，只停留在偶发、随感的状态，因而到了“文化大革命”，就被冲击得烟消云散。
综观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可以看到，由于对生产社会化在任何条件下都是不可超越的道理认识不足，致使社会主义国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普遍地而且再三地招致挫折，这些挫折又转过来使一些人对经济文化较不发达的国家究竟能不能在一定条件下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产生怀疑和动摇，似乎这些国家摆脱困难的出路只能是回去“补资本主义的课”，这种情况在1989年—1991年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时达到了顶峰。
这样，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来阐明和解决经济文化不发达国家既可以在一定条件下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又在任何条件下都不可超越生产的社会化这个世纪性难题，就成为我们时代的呼声。
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解开了世纪性难题
虽然在社会主义思想史上，曾多次出现过初级形式、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的提法，但其涵义同我们今天说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尽相同。
早在1919年12月的《关于星期六义务劳动》中，列宁提到过，“我们在剥夺了地主资本家以后，只获得了建立社会主义那些最初级形式的可能性”。但这里所说“社会主义……最初级形式”，实际上就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意思，因为在这句话的前面，列宁就明确说过，“如果我们问一下自己，共产主义同社会主义的区别是什么，那么我们应当说，社会主义是直接从资本主义长出来的社会，是新社会的初级形式”[109]。
布哈林在《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一文提到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他说，“在发达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是无产阶级的统治”，“社会主义的这个初级阶段的特点是阶级的等级制依然存在”，“在初级阶段，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是无产阶级”。很明显，布哈林说的初级阶段，只是指的过渡时期。
毛泽东在阅读苏联《政治经济学笔记（社会主义部分）》时，曾经指出，“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毛泽东所说的第一阶段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只是他没有对这个概念的内容进行展开的论述。
我们今天所说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最初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拨乱反正，倡导正确认识我国基本国情，正确认识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时候，作为制订和执行正确的路线和政策的根本依据而提出来的。当时，持右的观点的人借口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多次发生失误，不承认中国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而持“左”的观点的人则认为不经过生产力的巨大发展，我们的社会就可以成为成熟、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正是在反对这“左”右两种错误观点的过程中，以邓小平为核心的我党第二代领导集体展开了有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的探讨和论述。
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叶剑英在国庆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指出，同已经有了三四百年历史的资本主义相比，社会主义制度还处在幼年时期。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在初级阶段”。党的十二大确认了这个提法。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指出，在这个初级阶段“不但必须实行按劳分配，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和竞争，而且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还要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在共同富裕的目标下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1987年8月，邓小平在一次讲话中指出，“我们党的十三大要阐述中国社会主义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他特别强调，“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110]。党的十三大以此为立论根据，展开了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系统论述：它强调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说，我国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而另一方面，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于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远远落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就决定了我们必须经历一个很长的初级阶段，去实现别的许多国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实现的工业化和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在1992年初视察南方的谈话中，邓小平又指出，“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111]。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我党第三代领导集体继续了有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阐述。在党的十四大上，江泽民在报告中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之一；他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问题上，作出了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强调这是一个至少上百年的很长的历史阶段，制定一切方针政策都必须以这个基本国情为依据，不能脱离实际，超越阶段”。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的提出，首先是对我国国情认识深化的结果，是对我国现时基本国情的本质概括。我们在努力实现中国现代化的时候，至少要看到两个重要特点：一个是底子薄，一个是人口多，特别是农民多而耕地少，这就使我们这个人多地少的泱泱大国，在经济上还是一个贫穷的发展中国家。就生产力的发展状况来说，一方面，我们已经有了占主导地位的现代化大生产，这说明我国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是建立在社会化生产力的物质基础上的。但在另一方面，就整体来说，我国的物质生产力还处在由手工工具向普遍的机械化发展时期，不仅在广大农村中仍以手工工具为主，而且在城市中，装备上比较先进的工业企业也只占少数，而且商品化、社会化发展程度很低，我国农产品的商品率在1979年只有15%；就人民的生活水平来说，1986年时我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为300美元，在世界上129个国家和地区中占倒数第22位；而就文化、教育和科学技术来说，在1980年时文盲半文盲占了我国人口的1/4，而在每万人中大学生所占比重在1982年时还仅为11.4人，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而且还低于发展中国家印度的每万人中58.4人。所谓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既是指这个阶段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建立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的基础上的；又是指建立在这种发展水平的生产力的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制度，必然还是不完善、不成熟的。邓小平强调说，“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112]。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的提出，为我们党根据基本国情，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提供了理论根据。例如，掌握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我们就会看到，在社会主义的这个阶段上，追逐所有制关系上的“一大二公三纯”，只能阻碍乃至破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了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我们必须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方针。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上发表的《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若干重大关系》中，江泽民阐释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坚持的这个方针说，“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方针。它是由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和现阶段发展水平决定的。实践证明，只有坚持这条方针，才能使我国经济充满生机和活力，促进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为什么必须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因为“只有确保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才能防止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任何动摇、放弃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做法，都会脱离社会主义的方向”；但与此同时，我们又要“允许和鼓励个体、私营、外资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并正确引导、加强监督、依法管理，使它们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国家对各类企业一视同仁，为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参与市场竞争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是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的，旨在解决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种种问题的理论，但与此同时，它又具有巨大的国际意义。这是因为，自“十月革命”以来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基本上都是一些经济文化在不同程度上较不发达的国家，这些国家在发展顺利的时候，往往容易滋长超越生产社会化、超越社会发展阶段、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急躁情绪，而在发展中遇到困难、挫折、发生危机的时候，又往往容易受社会民主党人否认在特定条件下经济文化较不发达国家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思潮的困扰，受社会上种种要退回到资本主义去补课的思潮的困扰。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由于既肯定经济文化较不发达国家在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后，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不论遇到什么困难、挫折，都必须坚定信念，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又强调这样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其初级阶段上，还是不成熟、不完善，乃至不够格的社会主义，因此，不论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了多大成绩，都必须确立戒骄戒躁、长期奋斗的决心，踏踏实实地去发展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和现代化，这就把经济文化较不发达国家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和在任何条件下都不可超越生产社会化这样两件不同的事情既区别开来又联系起来，从而解开了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世纪性难题。在这个理论的指导下，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
所以，在我们党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的理论以后，日本《读卖新闻》当即发表评论说，“它将对第三世界的社会主义国家产生重大影响”；“中国的‘初级阶段论’对苏联和东欧国家也会产生刺激。对越南、埃塞俄比亚、坦桑尼亚等第三世界的社会主义国家将直接产生重大的影响。在这些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多数都忽视国情，急急忙忙地实现了国有化和集体化。结果，连人类最基本的‘吃的权利’也难以得到保障”[113]。
由于一再受到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和在任何条件下都不可超越生产社会化这个世纪性难题的困扰，社会主义在20世纪的发展历程中，没有能够始终一贯地充分发挥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反而不时遇到挫折、发生危机，甚至发生了像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那样的暂时复辟。现在，在总结中国和世界社会主义历史经验基础上，邓小平和中国共产党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终于解开了这个难题，因而，正如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所证明的那样，人们完全可以预期，世界社会主义将沿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从而在21世纪迎来伟大的复兴！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5—116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620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31 、431—436 、444 、451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48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500、502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503页。
[6]普列汉诺夫：《在祖国的一年》，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464、465页。
[7]《考茨基言论》，三联书店1973年版，第295页。
[8]《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9页。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9页。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3 页 。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31—632页。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1—332页。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1页。
[14]《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1—92页。(www.xing528.com)
[15]《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54页。
[16]《斯大林文选》上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84页。
[17]《苏联国民经济建设计划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3、478页。
[18]《斯大林文选》上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239页。
[19]《斯大林文选》下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624—626页。
[20]《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5分册，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93页。
[21]《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0、142页。
[22]《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2页。
[23]《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9页。
[24]《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2页。
[25]《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9—380页。
[26]丹藤佳纪：《中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将对第三世界产生影响》，载1987年11月12日日本《读卖新闻》。
[27]《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3—164页。
[28]《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2页。
[29]《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2页。
[30]《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9—380页。
[31]《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9页。
[32] 布哈林：《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载《布哈林文选》上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3页。
[3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5—116页。
[3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502—503页。
[3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9页。
[3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3页。
[3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31—632页。
[3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1—332页。
[3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6页。
[4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1页。
[41]《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31页。
[42]《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9页。
[43]《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6—777页。
[44]《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1—92页。
[45]《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54页。
[46]《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84页。
[47]《苏联国民经济建设计划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3页。
[48]《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478页。
[49] 见1946年9月26日苏联《真理报》。
[50]《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624—626页。
[51]《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上分册，第293页。
[52]《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0、142页。
[53]《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4—235页。
[54]《江泽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13页。
[55]《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95页。
[56]《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4页。
[57]《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4页。
[58]《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0—111页。
[59]《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9页。
[60]《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8、142、149页。
[61]《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文件》，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9—20页。
[62]《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文件》，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页。
[6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5—116页。
[6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620页。
[6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31页。
[6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44页。
[6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51页。
[6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48页。
[6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500页。
[7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502页。
[7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535页。
[7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502—503页。
[7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502页。
[74]《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54页。
[75]《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2页。
[76]《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16—417页。
[77]《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31页。
[78] 普列汉诺夫：《在祖国的一年》，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464页。
[79] 普列汉诺夫：《在祖国的一年》，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465页。
[80]《考茨基言论》，三联书店1973年版，第295页。
[81]《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6—777页。
[82]《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9页。
[83] 普里比切维奇：《社会主义是世界进程》，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53—55页。
[84]《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369页。
[85]《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3页。
[86]《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1页。
[87]《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0页。
[88]《未来的社会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1、334页。
[8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7—238页。
[9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9页。
[9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28页。
[9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31—632页。
[93]《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54页。
[94]《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73页。
[95]《斯大林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5页。
[96]《斯大林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268页。
[97]《斯大林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92页。
[98]《斯大林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288—289页。
[99]《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90页。
[100]《苏联国民经济建设计划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3页。
[101]《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7页。
[102]《列宁选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2页。
[103]《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90页。
[104]《列宁选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页。
[105]《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93—794页。
[106]《斯大林文选》（上），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84页。
[107] 见《人民日报》1956年2月18日。
[108] 见《人民日报》1959年2月1日。
[109]《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2、91页。
[110]《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2页。
[111]《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9—380页。
[112]《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5页。
[113] 丹藤佳纪：《中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将对第三世界产生影响》，载1987年11月12日日本《读卖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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