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的社会主义观：解放思想与国际经验结合

论邓小平的社会主义观

1985年4月5日，邓小平在会见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副总统姆维尼时指出：“我们冷静地分析了中国的现实，总结了经验，肯定了从建国到1978年30年的成绩很大，但做的事情不能说都是成功的。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个好制度，必须坚持。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过去闹革命，就是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崇高理想而奋斗。现在我们搞经济改革，仍然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年轻一代尤其要懂得这一点。但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16]

1985年8月25日，邓小平在会见津巴布韦政府总理穆加贝时，又提到什么是社会主义是个连苏联也没有完全搞清楚的问题^[17]。直到1988年5月18日，邓小平在会见莫桑比克总统希萨诺时才指出：“我们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不过，什么叫社会主义的问题，我们现在才解决。”^[18]

一、邓小平重新探索什么是社会主义问题的动因和方法

邓小平上述关于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论述，乍看起来似乎难以理解：在1985年的时候，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已经36年，苏联建设社会主义已经68年，怎么会连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都没有完全搞清楚呢？反过来说，如果连什么是社会主义都没有完全搞清楚，人们又是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呢？再从邓小平讲话的语境来看，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和道路显然是十分肯定的，如果说“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个好制度，必须坚持”；“现在我们搞经济改革，仍然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等等，那怎么又说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还没有完全搞清楚呢？

应该说，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还没有完全搞清楚的问题，邓小平并不是从抽象的推理上、概念定义上提出问题的，而是从实践中、从总结历史经验中提出问题。因此，也只有在实践的脉络中，在历史经验的脉络中，才能全面把握它的确切含义。

经过多年的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思想路线的认真探索，发现我们过去对于社会主义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的情况，从大体上说有以下三类：

一是在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坚持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在坚持这四个基本原则的问题上是十分清楚的。正是由于有了这种清醒，我们取得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绩。但在如何坚持这四个基本原则的问题上还不清楚，以致导致工作中的失误和挫折。例如，在公有制的问题上，离开了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去盲目追逐公有制的“一大二公三纯”，而没有从如何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着眼，去解决所有制的结构和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在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上，存在片面强调它的专政方面而忽略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问题；在党的领导问题上，把党是工人阶级先锋队同党包揽一切混为一谈，导致以党代政、政企不分；在意识形态的问题上，存在忽略意识形态、精神生活多样化的问题，甚至把思想领域中的一切矛盾统统上纲为要用群众性的政治运动去解决阶级斗争、政治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

二是在社会主义国家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经济文化较不发达国家在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后要经历一个很长的初级阶段去解决生产的社会化问题；社会主义不仅同资本主义相矛盾、对立，而且还要吸取和借鉴资本主义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才能取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社会主义社会要以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环节作为自己的发展动力。在诸如此类的一系列问题上，虽然有时在原则上表现出清楚的认识，但在行动上基本上还是模糊不清的。

三是在计划与市场的相互关系问题上，虽然在实践中一再感到完全没有市场调节的社会主义经济是不可行的，但在理论上对于社会主义为了发展生产力不仅可以，而且必须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却是完全不清楚的。

社会主义国家在实践中发生的种种曲折和失误，就根源于人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并没有完全搞清楚。这样，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就十分自然地成了世界社会主义历史经验中首要的、基本的理论问题。怎样解决这个问题？用什么方法解决这个问题？邓小平强调指出：“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于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19]而在什么是社会主义问题上解放思想，就是要从中国的和世界的历史经验出发，从时代发展和世界科技进步的实际出发，联系在实际生活中不同发展道路，重新审视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各种不同的观念，使人们的思想观念从那些不合实际、不合时代发展、不合经济社会发展客观规律、偏离社会主义本质的框框中解放出来，从那种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一国模式神圣化的僵化、扭曲和空想的框框中解放出来，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过程中进行新的探索。在坚持传统社会主义观念中合乎实际的、科学的成分的同时，既同借口社会主义的曲折失误而根本否定科学社会主义原理、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错误倾向划清界限，又同墨守不适合国情和时代发展要求的具体模式而忽略社会主义本质、拒绝社会主义改革的错误倾向划清界限，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

这些，就是邓小平重新探索什么是社会主义问题的动因和方法。

二、邓小平社会主义观的若干基本点

邓小平首先是在总结我国“文化大革命”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他的社会主义观的。例如，他说：“现在的方针政策，就是对‘文化大革命’进行总结的结果。最根本的一条经验教训，就是要弄清什么叫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怎样搞社会主义”^[20]，“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什么叫社会主义，没有搞清楚，什么叫马克思主义，也没有搞清楚”（1988年6月22日邓小平会见门格斯图时的讲话）；“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中不能叫社会主义。人民生活长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总不能叫社会主义”^[21]；“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22]。与此同时，邓小平的社会主义观，又是在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对此，邓小平曾多次提及。例如，早在1980年，邓小平就提出：“要研究一下，为什么好多非洲国家搞社会主义越搞越穷。不能因为有社会主义的名字就光荣，就好。”^[23]“苏联搞社会主义，从1917年十月革命算起，已经63年了，但是怎样搞社会主义，他也吹不起牛皮”^[24]，“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但并没在完全搞清楚”^[25]。

邓小平在总结我国和国际经验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社会主义观，有以下一些基本点：

（一）邓小平的社会主义观最突出的地方就是他从什么是社会主义问题的最根本、最深刻的层次上规定，“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26]。

发展生产力本来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观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内容，但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中，却一再出现忽视生产力的发展的情况，西方有些人把社会主义人本主义化，把社会主义归结为合乎人的本性的条件，苏联模式则片面地从生产关系上去规定社会主义特征，我国“文化大革命”中甚至出现所谓“宁要穷的社会主义”的谬论。所以，邓小平把发展生产力确定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把它置于社会主义本质之列，这首先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观的恢复和发展。与此同时，它又反映了在时代主题从战争与革命转换为和平与发展，世界科技革命推动生产力迅速发展的条件下，发展生产力对社会主义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极端重要性。邓小平强调说：“坚持社会主义，首先要摆脱贫穷落后状态，大力发展生产力，体现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的特点。”^[27]

与发展生产力密切相连的是，邓小平把解放生产力也列入社会主义本质之中。过去，马克思主义者都强调要从资本主义的剥削和压迫下解放生产力，而认为在社会主义的条件下只有发展生产力的任务。但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经验却表明：即使在社会主义社会，不适合生产力发展需要的经济体制，也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因此，为了发展生产力，还需要通过改革经济体制把生产力解放出来。邓小平在总结这个经验的基础上指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28]十分明显，邓小平提出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改革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具体体制以解放生产力的观点，是对毛泽东关于在社会主义社会还要及时调整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中不完善的方面和某些环节上缺陷的论点的继承，又是它的发展，邓小平的观点比毛泽东的更准确、具体，因为毛泽东是以完全纯粹的社会主义为尺度，以公有化程度和是否还有资本主义残余的存在，来衡量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的不完备方面和某些环节上的缺陷的，而邓小平则突出了这种调整和改革必须以解放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为标准，而不是离开了生产力的发展，以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本身更大更公更纯为标准。

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还把解放生产力的要求，同生产关系方面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以及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目标紧密联系在一起，这就阐明了社会主义社会这些目标的实现必须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基础，又指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生产力同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生产力在目的上的根本区别。

（二）邓小平认为，像我国这样的经济文化较不发达的国家，在革命胜利以后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

列宁、毛泽东都曾谈到过社会主义社会的“低级阶段”和“不发达的社会主义”，但又都还没有把它上升到制定政策的实际出发点的高度。而在实际生活中，社会主义国家在大多数的时候，却都离开了经济文化较不发达的基本国情，去照抄照搬马克思、恩格斯在发达资本主义的基础上提出的社会主义的设想，从而使社会主义建设再三遭受挫折。正是在总结国内外在这方面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定规划。”^[29]这就是说，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起来，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同时，又必须正视而不能超越初级阶段。所谓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既是指这个阶段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建立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的基础上，又是指建立在这种发展水平的生产力的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制度必然还是不完善、不成熟的。这就突破了那种从抽象的公式出发，片面追逐“一大二公三纯”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从而阻碍了生产力发展、危害社会主义本质的不科学观念。

（三）邓小平坚持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又依据是否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为转移来强调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和所有制的具体结构。

邓小平对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始终给以高度重视。他指出，“社会主义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二是不搞两极分化”^[30]；“在改革中，我们始终坚持两条根本原则，一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一是共同富裕”^[31]。但是，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的社会主义观又和那种离开了生产力的发展孤立地抽象地去看待公有制，认为公有制越大越公越纯就越是社会主义的观点不同，他以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为标准，来观察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和所有制的具体结构，认为在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上，生产力的落后和发展不平衡，不仅决定了多种形式的公有制的存在，而且还决定了各种非公有制的存在，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既要坚持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又要允许和鼓励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在所有制问题上又提出一系列的新的思想和观点：一是把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确定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二是提出要全面认识公有制经济的含义，公有制经济不仅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还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三是指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主要体现在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四是强调要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通过资产重组和结构调整，以加强重点，提高国有资产的整体质量；五是指出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大胆利用，要努力寻找能够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形式；六是指出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关键看控股权掌握在谁手中。社会主义的国家和集体控股，具有明显的公有性，有利于扩大公有资本的支配范围，增强公有制的主体作用。要支持和引导股份合作制经济，尤其要提倡和鼓励劳动者的劳动联合和劳动者的资本联合为主的集体经济。

（四）邓小平主张吸收资本主义的一些有用方法来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

马克思早就根据资本主义的追逐高额利润而开拓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趋势，提出“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的“世界历史”的思想；列宁反复强调在社会主义俄国与资本主义共存的条件下，必须学习和吸取资本主义国家的成就来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并在执行新经济政策期间把这种思想付诸实践；但在斯大林执政以后却开始收缩与西方的经济联系，在二战以后斯大林更提出了所谓“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理论，从而使苏联的经济建设逐步陷入关门建设的状态，而没有能够抓住世界新的科技革命浪潮的机遇，以致在同资本主义的竞赛中，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逐渐地败下阵来。邓小平在总结这些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再三强调社会主义国家要坚持社会主义制度，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最根本的是要发展社会生产力。而要发展生产力，就要在保持和发挥社会主义固有的优势的同时，又吸收和利用资本主义的一些有用的方法，并把这当作“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他强调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32]针对那种认为引进资本主义的有用方法就会引进资本主义制度的疑虑，邓小平着重指出：“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某些好东西，包括经营管理方法，也不等于实行资本主义。这是社会主义利用这种方法来发展社会生产力。把这当作方法，不会影响社会主义，不会重新回到资本主义。”^[33]

（五）邓小平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但已不再是主要矛盾。

针对毛泽东在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以后，否定党的八大一次会议的正确分析，重新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沉痛教训，我们党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指出，在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阶级斗争不是主要矛盾，但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的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可能激化，我们既要反对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观点，又要反对认为阶级斗争已经熄灭的观点。正是根据对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这种分析，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才坚定不移地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并在此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

（六）邓小平认为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

正因为在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因此，邓小平把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列入作为立国之本而必须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之中，并强调指出：“在阶级斗争存在的条件下，在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存在的条件下，不可能设想国家的专政职能的消亡，不可能设想常备军、公安机关、法庭、监狱等等的消亡。”但与此同时，邓小平又根据社会主义国家过去对社会主义民主重视不够，并且在这方面犯过错误的经验教训，强调要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他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34]，“社会主义愈发展，民主也愈发展”^[35]。并引证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事例，来论证“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36]，强调社会主义国家必须适应于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积极推进政治体制的改革。

（七）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

社会化大生产同市场经济有密切的联系，但由于给市场经济打上资本主义烙印的传统观念的束缚，社会主义国家无论在建设中还是改革中，一直不敢理直气壮地利用市场经济去发展生产力。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高屋建瓴地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本质区别的高度，强调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37]以后他又指出：“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为资本主义服务，就是资本主义的。”^[38]这就为我们党在十四大上正式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八）邓小平主张经由一部分人和地区先富起来，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邓小平认为，和资本主义社会贫富两极分化的情况相反，“社会主义最大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39]；但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经验说明，平均主义地搞同步富裕只能陷于共同贫穷而挫伤人民群众的积极性，破坏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所以，邓小平强调说：“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40]同时，可以让先富起来的发达地区“通过多交利税和技术转让等方式大力支持不发达地区”^[41]，这样就可以防止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九）邓小平提出要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国家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的同时，还必须坚持社会全面进步的方针，因此，就“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42]。精神文明说到底是由物质文明为它的发展提供物质条件的和实践经验的，但是，精神文明建设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对于物质文明建设巨大的制约作用，它为物质文明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为它的正确的发展方向提供有力的思想保证。对于精神文明建设的任何忽视和疏漏都会严重影响物质文明建设的进展乃至使之失去意义，进而关联着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所以，邓小平多次强调说，要是“不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破坏，走弯路。光靠物质条件，我们的革命和建设都不可能胜利”^[43]；“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44]。所以，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必须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两手一起抓，而且两手都要硬。

邓小平的社会主义观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观是一脉相承的，但邓小平又从当代中国的实际出发，适应于时代发展的需要，重新定义了社会主义，从而赋予了社会主义新的生机和活力，实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主义观的理论创新。

三、邓小平社会主义观的深远影响

自从马克思、恩格斯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发展成科学以来，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有过几次重新探索，其中有两次具有较大的影响：一次是列宁在俄国实行新经济政策期间的重新探索，一次是邓小平在我国改革开放期间的重新探索。

列宁的社会主义观，大体上经历了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在实行新经济政策之前，列宁的社会主义观，基本上是把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设想运用于俄国。由于这种社会主义观的许多方面以及在其指导下实行的战时共产主义，并不完全符合俄国的客观实际，因而它在应付战争和经济破坏方面取得成功的同时，又导致严重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动乱。于是，从1921年3月开始，列宁决定从俄国是一个小农占优势的国家这一客观实际出发，实行新经济政策，把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改变为迂回过渡到社会主义。并在这个过程中，实现了“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45]，形成了新的社会主义观。由于这种新的社会主义观符合俄国的客观实际，因而苏维埃国家的经济得到迅速的恢复和发展：1925年—1926年度的国民收入比1920年增加一倍多；在1925年，大工业总产值比1920年增加2.9倍。苏维埃国家的财政状况好转，生产结构和社会经济结构得到了改善，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得到了提高，为苏联尔后的社会主义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邓小平的社会主义观产生了更加深远的影响。由于邓小平的社会主义观是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也是在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不仅切合中国实际，而且具有时代特色。因此，在这种社会主义观指导之下，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了通往富裕和繁荣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我们不仅在短短的20年时间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更重要的是在邓小平的社会主义观指导下开辟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着世界范围内的深远影响。邓小平说过：“只要中国不垮，世界上就有五分之一的人口在坚持社会主义”^[46]；“我们的改革……如果成功了，可以对世界上社会主义事业和不发达国家的发展提供某些经验”^[47]。如果到21世纪中叶实现了我们的第三步发展目标，就“不但是给占世界总人口四分之三的第三世界走出了一条路，更重要的是向人类表明，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48]。

【注释】

[1]《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3页。

[2]《邓小平思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69—370页。

[3] 大卫·香博：《一位激发了中国不断增高的期望的人》，载1997年2月21日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

[4]《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3页。(www.xing528.com)

[5]《邓小平思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458页。

[6]《邓小平思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88、314页。

[7]《邓小平思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67页。

[8]《邓小平思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86页。

[9]《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1页。

[10]《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8—149页。

[11]《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

[12]《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2页。

[13] 转引自《伟大的实践，辉煌的篇章》，载1992年10月24日《人民日报》。

[14]《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5页。

[15]《邓小平思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68—169页。

[16]《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5—116页。

[17]《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7页。

[18]《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9页。

[19]《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2页。

[20]《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1页。

[21]《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2页。

[22]《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3页。

[23]《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3页。

[24]《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50页。

[25]《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6页。

[26]《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9页。

[27]《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

[28]《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0 页 。

[29]《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0页。

[30]《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2页。

[31]《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8页。

[32]《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2页。

[33]《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36页。

[34]《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8页。

[35]《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9页。

[36]《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3页。

[37]《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36页。

[38]《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

[39]《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03页。

[40]《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4页。

[41]《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4页。

[42]《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08页。

[43]《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4页。

[44]《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54页。

[45]《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3页。

[46]《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21页。

[47]《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5页。

[48]《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