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邓小平怎样理解社会主义？

1989年—1991年，东欧剧变，苏联解体，10个社会主义国家像多米诺骨牌一样接二连三崩塌了，西方敌对势力急切地期盼着下一个将轮到中国。然而，事实却粉碎了他们的痴心妄想，社会主义的中国不仅在狂风激浪中稳住了，而且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目标和发展战略中，取得了国内生产总值在20年内连翻两番多的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这种令人眼花缭乱的发展，根源于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理解和所采取的相应政策。早在1980年，邓小平就指出：“社会主义是一个很好的名词，但是如果搞得不好，不能正确理解、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那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1]

就我们党来说，对于正确理解社会主义的这种探索，始于对“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总结。1986年底，邓小平在会见一位外宾时回顾说，在“文化大革命”中两次被打倒的经历“使我有机会可以冷静地总结经验。因为有了那段经历，我们才有可能提出现行的一系列政策。特别是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弄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是什么？社会主义一定要体现出优越于资本主义。如果还没有达到这一点，就要朝这个方向努力。努力的标志就是发展生产力和改善人民生活的速度”。他指出，从1957年开始，我国经济处于缓慢发展和停滞状态。“这主要就是不完全懂社会主义。因此，我们提出的课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不光是我们有，苏联也在研究这个问题，他们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总之，贫穷不能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2]

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经过多年的不断探索和反复思考，终于结出了正确理解社会主义的丰硕果实。在理论上、路线上，它表现为：形成了社会主义本质论、整个邓小平理论，确立了我们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在实践上，它表现为：开辟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从而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和实践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

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同过去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有什么相同之处和不同之处？这可以从对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的把握上去加以观察和比较。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曾经对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做过经典的表述，他指出：物质生产力的发展在推动着人们通过社会革命去改变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毛泽东冲破了斯大林无冲突论的束缚，把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社会基本矛盾贯穿到社会主义社会中去。但他在50年代末以后，却把只是出现在社会革命时期的“首先制造舆论、夺取政权，然后解决私有制问题，再大大发展生产力”这种特殊现象，夸大为“一般规律”，从而出现了离开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并超越阶段地去片面追求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一大二公三纯”的情况。在总结这些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邓小平理论，重新把发展社会生产力规定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进而把它置于社会主义本质之列，并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特征之一规定为“不断发展生产力的社会主义”。

恩格斯认为，要把社会主义社会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毛泽东则指出，社会主义社会要不断解决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中同生产力发展相矛盾和不完善的方面和环节；但是，毛泽东把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环节归结为资本主义的残余，以后又把它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混淆不清，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发动了“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文化大革命”，酿成十年内乱。在总结历史经验基础上形成的邓小平理论，则是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具体体制严格区别开来，指出：在实际生活中阻碍生产力发展的首先是高度集中和集权的具体体制；为此，应当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同时坚决对这些体制进行改革，这种改革既是一次革命，又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一种自我完善。

从马克思到列宁都再三强调，在经济文化较不发达的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吸取资本主义的一切先进的东西。但斯大林“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的理论却使苏联的经济建设陷入闭关锁国状态，我国的“四人帮”更把同资本主义国家的正常贸易叫做“崇洋媚外”、“卖国主义”，叫嚷“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这就拉大了我国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科技发展和经济建设方面的差距。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邓小平理论，则强调，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与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

要从事实出发，而不是从原则出发，要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当时当地的客观实际结合起来，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贯要求。“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之所以能够战胜强敌而取得伟大胜利，就是因为列宁、毛泽东不是照搬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语言，而是根据俄国和中国当时的实际情况来决定自己的革命道路。然而，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事业大都不顾本国经济文化较不发达的基本国情，照抄照搬马克思、恩格斯设想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革命胜利后建设社会主义的某些论断或苏联模式，以致出现了离开生产力的现实发展水平和社会主义的实际发展阶段去盲目追求公有化程度的提高和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偏向，从而普遍地再三再四地遭到挫折。邓小平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根据中国的基本国情强调指出，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定规划。这才解开了经济文化不发达国家建设社会主义这个世纪性难题。

从以上的简单对比中，可以清楚地看出：邓小平理论在形成新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的同时，又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脉相承，它既继承了前人，又突破了成规。事实证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是正确的，符合社会主义的本质和发展规律的。正是这种理解和政策，赋予了社会主义以新的活力；也正是这样的理解和政策，使得中国的社会主义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之后巍然屹立、再造辉煌。有一位美国学者这样描述说：“1989年—1991年期间，全球各地的共产党政权相继垮台，这使邓小平认识到，只有物质上的发展才能挽救社会主义”，“如果没有物质上的发展，无论什么手段都不可能保证党的继续存在。”^[3]

自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诞生以来，特别是自从“十月革命”使社会主义由理想变成现实以来，人们就在实践的基础上对社会主义的发展不断进行反思和总结，有的还曾对以后的发展产生过巨大的影响。例如，在20世纪20年代初，列宁在对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经验教训进行总结时曾经指出：“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4]由此形成了列宁的新的社会主义观和新经济政策。但为什么在事隔几十年之后，直到邓小平开始，才在总结历史经验中形成对社会主义的正确理解呢？

从客观上说，这同社会主义建设运动中各个矛盾和矛盾的各个侧面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展开有关，也同社会主义在二次大战前后一系列的胜利进军掩盖了这些矛盾有关。就我国来说，在“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造成灾难性后果之前，就苏联来说，在僵化的苏联模式不适应于世界主题的转换，导致在70年代以后经济发展速度不断下降，终于在同资本主义的竞争中败下阵来之前，对于社会主义的正确理解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具有决定意义的重要性，还没有提到应有的地位，没有引起人们的充分重视。

就主观上说，人们对于总结历史经验所采取的态度不同，也在理解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导致了不同的结果。为什么邓小平在总结历史经验中，能够解决长期没有得到解决的正确理解社会主义的问题呢？我认为在这里有四点特别重要：(www.xing528.com)

一是把坚持从实际出发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统一起来。

继毛泽东之后，邓小平历来强调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强调马克思主义必须与本国实际相结合，否则就算你用的公式是马克思主义的，也没有意义，没有生命力，难免犯错误；与此同时，邓小平又始终强调要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作为指针来观察形势、解决问题，他坚持说“永远丢不得老祖宗，就是马克思主义”^[5]。他在总结“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探索对社会主义的正确理解时，就牢牢抓住“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发展生产力”^[6]不松手。反之，在回顾我们过去工作中出现重大失误的时候，却总是可以看到没有把这两个坚持统一起来的痕迹：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当我们照搬苏联模式的时候，往往从本本出发、从别人的经验出发，而没有从自己的实际出发；而当我们发现苏联模式的弊端，力图以苏为鉴、走自己的路的时候，又往往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有所淡忘。例如，1958年，在“大跃进”中，之所以会出现从更快地发展生产力的良好愿望走向反面的结果，其原因在于忘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实行一条无视客观条件的盲目发挥主观能动性的方针的缘故；与此相连接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之所以会失败，其原因在于在变革生产关系的问题上采取了一条无视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方针，一条企图超越阶段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方针，忘记了我们是在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国情，忘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生产力的发展阶段无法逾越等基本原理；而“文化大革命”之所以会带来更大的灾难性后果，则是因为它完全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轨道。

二是强调要从实际出发，大胆探索，勇于创新。

邓小平在强调从实际出发时，特别强调要“从现在的实际出发来提出问题，解决问题”^[7]，强调“要根据新的情况来确定新的政策”^[8]，并反复申明“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9]。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的诞生就是对总结历史经验采取这种态度的产物。

马克思、恩格斯根据他们所处时代的状况，运用抽象方法预测未来社会发展的总趋势，曾经设想市场经济将被计划经济所取代。一方面由于当时的自由资本主义社会，商品生产和市场机制运用得还不完善，不断发生严重的经济危机，加剧了贫富两极分化，因而他们就倾向于把市场经济连同资本主义私有制一起加以否定；另一方面，由于社会化大生产的复杂性在当时尚未充分展开，因而他们就对计划调节在资源配置中所起基础性作用估计偏高。从那以后，现实生活的发展，不断地冲击着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是从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概念：首先是资本主义在进入国家垄断阶段以后，国家通过计划形式对经济进行的干预大大加强；其次是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计划经济管得过死，难以调动基层和群众积极性的弊端日益暴露，甚至导致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物质匮乏和消费品不足等问题。从列宁到斯大林、毛泽东，到东欧一些国家的经济学家，都曾对此进行过探索，但都没有能够解决问题。

邓小平在探索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答案时，勇敢地直面现实，他指出：“多年的实践证明，在某种意义说，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10]；“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11]。这从理论上根本解决了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问题。

三是集中群众的智慧，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

邓小平在强调从实际出发时还特别强调要集中群众的智慧，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我国的改革首先在农村获得成功，这要归功于家庭联产承包制的成功确立，而事情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那样：“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的，我们把它拿来加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12]在1992年7月，邓小平在审查党的十四大报告的送审稿时又指出：“改革开放中许许多多的东西，都是由群众在实践中提出来的。报告中讲我的功绩，一定要放在集体领导范围内，绝不是一个人的脑筋就可以钻出什么新东西来，是群众的智慧，集体的智慧。我的功劳是把这些新事物概括起来，加以提倡。”^[13]

应该指出，20世纪50年代初期，在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广大农民和基层干部探索合作化条件下新的生产经营管理形式时，就创造了田间管理个人负责制和包产到户的责任制形式，以解决集体统一经营管理与农业分散劳动、劳动付出与劳动所得结合得不够紧密的矛盾，但由于“左”的思想的作怪，以致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一直把包产到户同集体统一经营割裂开来和对立起来，错误地把这种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内部的生产责任制形式当作闹单干、势必引起两极分化的农民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一而再、再而三地压制下去。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包产到户这种责任制形式才得到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正确理解和充分尊重。邓小平强调指出，认为包产到户会影响集体经济的“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可以肯定，只要生产发展了，农村的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发展了，低水平的集体化就会发展到高水平的集体化，集体经济不巩固的也会巩固起来”，他特别强调“关键是发展生产力，要在这方面为集体化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14]。

四是把“三个有利于”作为正确理解社会主义的判断标准。

在强调从实际出发时，邓小平又把“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即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的判断标准，贯穿到整个过程和过程的各个方面，这就为正确理解社会主义扫清了种种障碍。长期以来，传统的社会主义观念一直把优胜劣汰的竞争原则排斥在外，而把社会主义归结为平均主义吃大锅饭，这就使社会主义陷入缺乏效率和活力的落后状态。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坚持把“三个有利于”作为判断正确理解社会主义的标准，这就有效地破除了陈腐观念。1980年在一次会见日本客人的谈话中，邓小平指出：我国改革的“试验证明，各个企业、各个生产单位必须有比较多的自主权，并且要有相互竞争，看怎样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促进改革，促进技术和管理水平的提高”。他说：“改革就是要充分调动职工包括管理人员的积极性，培养和选拔科学技术和管理等各个方面的人才。通过改革，克服吃大锅饭的弊端。”因为吃大锅饭就是干不干一个样，干得好干得不好一个样；没有比较就调动不了积极性，而一有比较、一有竞争，就必然要淘汰一些落后部门。邓小平强调说：“这不是一个什么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问题。社会主义也必然要像现在这个样才行。”^[15]事实说明，正是引进了竞争机制，才给社会主义增添了生机和活力，增添了证明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的现实可能性。

邓小平理论为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正确理解社会主义，开辟了一条光明大道。但是，社会主义是在不断变化的，在实践中不停地向前发展，对社会主义的正确理解也需要继续深化。让我们以科学的态度，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伟大事业推向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