划清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界限

划清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要求加强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引导党员、干部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自觉划清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等四个重大是非界限，坚决抵制各种错误思想影响，始终保持立场坚定、头脑清醒。这对于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作为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严密而完整的科学的思想体系，它蕴含着揭示社会发展规律、引领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科学真理，蕴含着代表人民利益和愿望、体现人类发展正确方向的理想信念，蕴含着统一马克思主义政党思想和意志的精神力量；尽管现在世界上的情况发生了很多变化，但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并没有越出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基本规律。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是党和人民团结一致、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的根本思想保证。邓小平曾经说过：“为什么我们过去能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奋斗出来，战胜千难万险使革命胜利呢？就是因为我们有理想，有马克思主义信念，有共产主义信念”，“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一种精神动力”^[45]。在今天我们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时候，我们同样需要坚定不移地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我们的世界观和行动指南。历史的经验反复说明，没有先进理论武装的党，不可能是先进的党，没有先进理论武装的共产党员，不可能发挥先进战士的作用。只有大力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我们才能在错综复杂的环境中，把握世界发展大势，驾驭全局，掌握主动权；才能立足当前，放眼未来，增强历史责任感，坚定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才能在不断总结人民群众在实践中创造的新鲜经验的基础上，作出理论创新去进一步指导新的实践，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胜利地推向前进；才能牢牢地把握住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而不被历史长河中的漩涡和逆流所迷惑。

由于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是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的条件下进行的，是在世界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的背景下推进的，这就使我们在面临有利于我国发展的良好的历史机遇的同时，又面临严峻的挑战。在国际上，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科技领先，控制着国际市场，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国际敌对势力千方百计地对我国进行渗透和颠覆活动；在国内，我们在前进中还面临着许多复杂的新矛盾新问题，需要我们去处理。我们要继续开拓前进、取得新的胜利，就需要进一步提高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地位、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筑牢思想防线，自觉划清一系列重大是非界限，特别是划清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

在当今中国，马克思主义就是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中占据主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反马克思主义就是敌视、攻击、背弃和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种种社会思潮。虽然在我国，这些思潮并不占据主导地位，却力图诱使我们改旗易帜，把中国引上资本主义道路。从出现的时机来说，这些反马克思主义思潮有的利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在苏东剧变解体后进入低谷，鼓吹时代变了，马克思主义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有的利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的暂时困难和挫折，鼓吹马克思主义不适用于中国；有的则利用我国进行改革开放的时机，推出资本主义的方案冒充社会主义。而从其具体内容来说，则是新自由主义鼓吹“自由平等人权是人类共有的普世价值”，中国的改革发展也要以此为准则，并否定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国家实行宏观调控的必要性，宣扬绝对自由化、完全市场化、全面私有化，主张实行全球经济、政治、文化一体化。新自由主义在拉美国家、俄罗斯、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中造成的灾难，清楚地说明，要是按照这种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政策去推进“改革”，必将使我国沦为国际资本主义的附庸。

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反对改变生产资料私有制，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倡导指导思想多元化而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一元化指导，力图把马克思主义逐出自己的思想体系而又自诩为马克思主义的正统，并狂妄叫嚷“只有民主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惨痛教训说明，要是把这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引入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实践，只能导致复辟倒退。

历史虚无主义以虚无主义的态度贬低传统、歪曲历史，把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历史描绘成漆黑一团，认为革命只能起破坏性作用而没有任何建设性意义，为此而鼓吹“告别革命”，并把“五四”以来中国人民选择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看作误入歧途，同时又以客观评价为名，美化反动统治者、侵略者和汉奸，企图借否定历史来达到否定现实的目的。

除此之外，在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中，还有以“非中心”去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以“非本质”去否定历史规律、否定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后现代主义”；把矛头指向近代以来的启蒙与革命，妄图把儒教意识形态化，以儒教去代替马克思主义的“新文化保守主义”等等。

十分明显，这些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和马克思主义是根本对立的，要是听任其自由泛滥，就会在人们心目中颠倒黑白、混淆视听，造成精神涣散、离心离德的情绪，就会腐蚀人们的灵魂和意志，助长一部分人当中怀疑和否定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的情绪，因此，必须坚决同这些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划清原则界限。

那么，在深刻变动的国际国内环境中，面对着人们思想观念多样、多元、多变的新情况，怎样才能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筑牢思想防线，自觉划清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原则界限呢？打牢马克思主义的主心骨，团结和凝聚全国各族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去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显然是我们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地位，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发展的根本保证。而为此，就必须在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研究中贯穿三条基本原则：

一是必须从基本原理所构成的体系上去把握马克思主义，而不能把马克思主义肢解和割裂开来，把它的一些个别论断绝对化、神圣化。早在1916年，列宁就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精神，它的整个体系，要求人们对每一个原理都要（a）历史地， （b）都要同其他原理联系起来，（r）都要同具体的历史经验联系起来加以考察”^[46]。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强调要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准确地而不是随意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20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在批评“两个凡是”的错误时，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提出了要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科学体系，同它们的个别论断明确地区分开来的原则。他说：“我们坚持的和要当作行动指南的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或者说是由这些基本原理构成的科学体系，至于个别的论断，那么，无论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同志，都不免有这样那样的失误，但是这些都不属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所构成的科学体系”，“所以我们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47]。在我们致力于划清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时，邓小平所确立的这条原则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历史上，种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一个惯用手法，就是歪曲、肢解和割裂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摘取和曲解其中的片言只语，去代替和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基本方法和基本精神。当前，有一些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也是靠断章取义地曲解马克思主义和我们党的政策中的个别词句来鱼目混珠的。

二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也就是说，要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贯穿到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研究中去。恩格斯曾经说过：“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48]。列宁则指出，要是忽视了恩格斯所强调的这个方面，“就会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一种片面的、畸形的、僵化的东西，就会抽掉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会破坏它的根本的理论基础——辩证法即关于包罗万象和充满矛盾的历史发展的学说，就会破坏马克思主义同时代的一定实际任务，即可能随着每一次新的历史转变而改变的一定实际任务之间的联系”^[49]。所以，毛泽东强调“应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的方针，废除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50]。邓小平则指出：“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51]。所以，用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就必须按照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要求，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分析新情况，研究新问题，勇于突破前人囿于历史条件仍然带有空想因素的个别论断，突破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和附加到马克思主义名义下的错误观点，突破那些已被实践证明是不正确的、不适合变化了的新情况的判断和结论，根据新的情况和新的实践创造新的理论。这条原则对于划清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同样具有重要意义。这是因为，从伯恩施坦以来，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一直以世界发生了变化为借口，把马克思主义说成“过时了”、“不起作用了”而加以否定。为了同它划清界限，揭露其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显然是必要的，而推进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推进马克思主义在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以此去揭穿反马克思主义掩盖在“世界发生了变化”的幌子下的真面目，则是同样重要，甚至是更加重要的。它能使人们认识到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从来就是同坚持马克思主义相统一的，只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去不断探索和解决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的新问题，从而把革命和建设一步一步地向前推进，才能既坚持又发展马克思主义；反之，借口什么世界发生了变化而妄图否定马克思主义，这只能是反马克思主义的空想。

三是要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地位，是使我们党和国家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的根本思想保证，但马克思主义又只有在同各国的具体情况和时代特征紧密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发挥指导实践的作用。在20世纪20年代末期和30年代前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我们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曾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为此，毛泽东在总结中国革命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必须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造性论断。他强调说：“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52]。邓小平也指出：“我们多次重申，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离开自己国家的实际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准确地说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样才是真正地坚持了马克思主义”^[53]。我们党的十五大指出了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的基本原则和具体途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同时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54]。党的十七大进而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确立为我国改革开放十条宝贵经验中的首要经验，并指出：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化的最新成果，是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55]。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这条原则，对于划清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自我推销的时候，往往以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为借口，因而，当我们从中国的具体实际出发，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指导下，创造性地探索和回答了我们所面临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不断地把党带领人民创造的成功经验上升为理论，不断地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以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的时候，我们也就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放射出的灿烂的真理光芒，粉碎了反马克思主义所谓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的谬论与诡辩，从而也同它彻底划清了界限。

【注释】

[1]《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7页。

[2]《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1页。

[3] 中共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编：《邓小平哲学思想（摘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20页。

[4]《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2、171页。

[5]《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3页。

[6]《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66—67、118页。

[7]《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3、191页。

[8]《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2页。

[9]《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613页。

[10]《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8页。

[11]《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9页。

[12]《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6页。

[13]《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1—292页。

[14]《江泽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2页。

[15]《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82—283页。

[16] 胡锦涛：《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0—11页。

[17]新华社北京2008年12月18日电。

[18]《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7、65—66页。

[19]《邓小平思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06页。

[2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48页。

[21]《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00页。(www.xing528.com)

[22]《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58—259页。

[23]《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1页。

[2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11—312页。

[2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419—420页。

[2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58页。

[2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318页。

[2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318页。

[2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93—94页。

[30]《列宁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1页。

[31]《列宁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61页。

[32]《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页。

[33]《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1—292页。

[34]《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2页。

[35]《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1—802页。

[36]《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1—43页。

[37]《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79页。

[38]《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64页。

[39]《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9页。

[40]《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9页。

[41]《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1页。

[42]《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3页。

[43]《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91页。

[44]《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6页。

[45]《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0、63页。

[46]《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3页。

[47]《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1、43页。

[4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91页。

[49]《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7页。

[50]《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2页。

[51]《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1—292页。

[52]《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707页。

[53]《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3、191页。

[54]《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3页。

[55]《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8、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