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成果分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和发展的思想前提——我们党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探索和回答

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把我们党30年来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不断探索和回答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由“三个”重新概括为“四个”，即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三个问题的前面，冠以创造性地探索和回答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

胡锦涛的这个新概括，其意义远远超出了把我们党30年来探索和回答的重大问题由“三个”增加为“四个”，因为它通过这一增加，彰显了确立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确立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极端重要性。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我们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的根本思想保证，但长期以来，人们对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却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导致种种失误和偏差的产生。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通过创造性地探索和回答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在思想路线和党风学风上进行拨乱反正，确立了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和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这就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创造了思想前提。

一、搞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是首要的基本的理论问题

在领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革命过程中，邓小平不断提出和反复思考的首要的基本的理论问题，便是对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人们并没有搞清楚的问题。如，在1985年8月28日的《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中，他说：“我们总结了几十年搞社会主义的经验。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1]；在1989年5月16日的《结束过去，开辟未来》中，他指出：“多年来，存在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解问题”，“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2]；在1988年6月22日会见埃塞俄比亚总统门格斯图时，邓小平指出：“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什么叫社会主义，没有搞清楚，什么叫马克思主义，也没有搞清楚。现在，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从经验教训中我们已经了解到什么叫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个名字叫共产主义，这仍然是我们永远要坚持的信条。”^[3]

邓小平在这里反复提到的马克思主义是什么、什么叫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包含有两个含义：一个含义，在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个名字叫共产主义的意义上，搞清楚马克思主义是什么、什么叫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也就是要探索和弄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另一个含义，在马克思主义又指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意义上，搞清楚马克思主义是什么、什么叫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就是要探索和回答怎样用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运用于马克思主义学习和研究、理解和把握，确立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问题。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以邓小平为核心的我党中央的第二代领导主要地探索和回答了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我国存在的这方面的三个问题：怎样认识和理解马克思主义？怎样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本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怎样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二、怎样认识和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为什么说多年来对于马克思主义是什么、什么叫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人们没有完全搞清楚呢？这个问题抽象地看来似乎难以理解，可是，把它放到实际生活中去，就一目了然了。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历来强调，他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革命的科学，是行动指南。毛泽东也指出，不应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书本上的个别字句看作是包医百病的灵丹圣药。可是在实际生活中，在毛泽东在世的时候，林彪就大搞个人迷信，以“毛主席最亲密战友”的名义鼓吹毛泽东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在毛泽东去世以后，又有人提出要用“两个凡是”去对待毛泽东言论的方针，企图照抄照搬毛泽东晚年的个别论断去剪裁现实，打着“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号去坚持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所以，问题的关键在于要创造性地探索和回答应该怎样认识和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通过先后两次、从两个角度批评“两个凡是”来阐明问题：一次是邓小平把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科学体系，同毛泽东的个别论断明确地区别开来，强调要从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和由此构成的科学体系上去把握毛泽东思想，而不应该把它肢解、割裂开来，把毛泽东的个别论断绝对化、神圣化。邓小平指出：“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的各项工作”，“至于个别的论断，那么无论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同志都不免有这样那样的失误，但是，这些都不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所构成的科学体系”^[4]，“所以，我们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5]。

又一次是邓小平从实事求是的角度指出，毛泽东画了圈的“两个凡是”不符合客观实际。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教育部某主要负责同志因受“两个凡是”方针的影响，对于1971年由张春桥、姚文元修改定稿、毛泽东画了圈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所提出的，“文革”前17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的“黑线专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两个估计”，不敢大胆说实话、拨乱反正。为此，邓小平根据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我国教育界实际情况，强调指出：即使是“毛泽东同志画了圈，不等于说里面就没有是非问题了”，因为“‘两个估计’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如果反对实事求是，反对从实际出发，反对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还谈得上什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呢？”^[6]

这样，邓小平就从基本原理、科学体系与个别论断的关系，理论与实际的关系两个角度回答了应该怎样认识和理解马克思主义的问题。

三、怎样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本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

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社会主义没有像马克思恩格斯当年设想的那样首先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取得胜利，而是首先在资本主义较不发达的俄国取得胜利，在这种国家取胜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应该说，对此，除了列宁在1921年实行新经济政策等少数场合外，几乎全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不顾本国经济文化较不发达的具体国情，去照抄照搬马克思恩格斯设想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取胜以后建设社会主义的某些论断，把它们硬套到本国实际上去，离开了生产力发展的现实水平，盲目追求公有化程度提高的偏向，致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不能得到充分发挥，使社会主义建设再三再四地遭遇挫折，影响所及，又使一些人对在经济文化较不发达国家能否在一定条件下跨越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阶段去建设社会主义产生怀疑和动摇，使之成为一个世纪性难题。

《共产党宣言》早就指出，对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但从斯大林和其后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大都滋长和发展着超越阶段、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情况来看，对于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问题，人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在我国，毛泽东较早地觉察到苏联模式的一些弊端，并提出要以苏为鉴，力图找到一条适合中国的工业化道路，但却并没有从苏联模式离开了本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超越阶段地盲目追求公有化程度的提高的错误倾向中吸取教训；相反地，他还把这种错误倾向和所谓越穷越要革命的想法结合在一起，在1958年发动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的“大跃进”，在1966年又脱离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轨道，发动“文化大革命”，使我国经济濒临崩溃边缘。

正是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指出：“我们多次重申，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离开自己国家的实际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7]。而在这个问题上，最大的实际就是对我们所处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基本国情，要有一个准确的把握。为此，在1987年8月的一次谈话中，邓小平强调说：“我们党的十三大要阐述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8]据此，党的十三大指出，我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而另一方面，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远远落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就决定我们必须经历一个很长的初级阶段，去实现别的国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已实现的工业化、商品化、现代化。党的十五大又进一步明确规定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对此，江泽民指出：“确立这项基本经济制度是由两个方面决定的：一是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二是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一切符合‘三个有利于’的所有制形式都应当用来为社会主义服务。”^[9](www.xing528.com)

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和各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对于一切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进行战斗的人来说，都是一条耳熟能详的基本原理，但为什么只是到了邓小平，才在总结前人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解开经济文化较不发达国家建设社会主义这个世纪性难题呢？这是因为邓小平抓住了问题的关键，即马克思主义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要求人们从本国的国情出发去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而不是从理论、原则出发，削足适履地让客观现实去适应理论和原则。邓小平说过：“各国的情况千差万别，人民的觉悟有高有低，国内外阶级关系的状况，阶级力量的对比又很不一样，用固定的公式去硬套怎么行呢？就算你用的公式是马克思主义的，不同各国的实际结合，也难免犯错误。”^[10]为什么用了马克思主义的公式还难免犯错误？原因在于这种用法就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一切要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公式出发的基本原理的。

四、怎样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在变化了的条件下，应该怎样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有些人往往把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割裂开来，或者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针对彼时彼地情况提出的某些论断，教条主义地照抄照搬到此时此地，或者在新情况新问题面前迷失方向，忘记了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当作分析情况和问题、指导自己行动的指南。这样相反的两极还是相通的，有些人在教条主义地照抄照搬失灵之后，就跳到另一端去鼓吹“马克思主义失灵论”或者“马克思主义过时论”，抛弃马克思主义。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代表就是戈尔巴乔夫，他在从1985年开始搞的“加速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和企业改革方案因为继续苏联模式的错误使农轻重比例失调更加严重等原因而遭到失败后，就使其改革由“完善社会主义”转到民主社会主义的方向上去“更新社会主义”，结果导致苏联剧变解体。

针对这些错误倾向，邓小平先是否定了倒退和停滞，强调要解放思想，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去创新。他在1979年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指出：“我们当然不会由科学的社会主义退回到空想的社会主义，也不会让马克思主义停留在几十年前或一百年前的个别论断的水平，所以我们反复说，解放思想就是要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11]；接着，他又主要致力于回答怎样在变化了的条件下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在1985年的全国党代表会议上，他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要求人们根据它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不断结合变化着的实际，探索解决新问题的答案，从而也发展马克思主义本身”^[12]；而在1989年的《结束过去，开辟未来》中，他又强调“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因而“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13]。

这样，邓小平就把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统一到了同一个过程之中：

一是“根据现在的情况”，就是说要立足于现在的实际，而不是立足于过去，因而也就不能指望到马列的本本里去找到他们去世之后几十年、上百年所产生问题的现成答案；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立足于现在的实际，根据现在的情况，自己去探索解决新问题的答案。这就从根子上破除了躺在老祖宗身上的懒汉式教条主义。

二是“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本原理，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也就是“根据它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不断结合变化着的实际，探索解决新问题的答案”。这就是说，在探索解决新问题的答案时又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和基本原理作为思想指导和行动指南，从而就没有丢马克思主义的老祖宗，也体现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继承观；但这种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又是和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因为在研究新情况、探索解决新问题的答案的过程中，说出了马克思主义老祖宗所没有说过而又符合客观实际、反映发展趋势的新话来。

三是这就“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因为正是在“人们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不断结合变化着的实际，探索解决新问题的答案”的过程中，人们“也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

所以，这是一个把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融为一体的过程，一个以继承为依托、不断向前发展的过程，又是一个寓继承于发展之中的过程。邓小平把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统一起来、融为一体，这就为顺利地解决把两者割裂开来以及由此产生的种种问题指明了方向。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央第三代领导和以胡锦涛为核心的党中央都始终坚持和不断向前推进这种把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统一起来的传统。

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江泽民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同时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离开本国实际和时代发展来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同它在现实生活中的生动发展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没有出路。”^[14]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江泽民又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任何时候都要坚持，否则，我们的事业就会因为没有正确的理论基础和思想灵魂而迷失方向，就会归于失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道理所在。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如果不顾历史条件和现实情况的变化，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针对具体情况作出的某些个别论断和具体行动纲领，我们就会因为思想脱离实际而不能胜利前进，甚至发生失误。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始终反对以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道理所在。”^[15]

胡锦涛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理论创新必须以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前提，否则就会迷失方向，就会走上歧途，而坚持马克思主义又要以根据实践的发展不断推进理论创新为条件，否则马克思主义就会丧失活力，就不能很好地坚持下去；最广大人民改造世界、创造幸福生活的伟大实践是理论创新的动力和源泉，脱离了人民群众的实践，理论创新就会成为无源之水，就不能对人民群众产生感召力、对实践发挥指导作用。”^[16]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指出：“《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近一百六十年的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只有与本国国情相结合、与时代发展同进步、与人民群众共命运，才能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感召力。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③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胡锦涛又指出：“30年来，我国改革开放取得伟大成功，关键是我们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根据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发展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和发展了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

③《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1—12页。主义理论体系，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勃勃生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是党和人民团结一致、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的根本思想保证。同时，马克思主义只有同本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紧密结合，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才能更好发挥指导实践的作用。”^[17]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所主张的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科学体系同其个别论断明确区别开来，把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以及在新的变化了的条件下，要立足于现在的实际把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统一起来等观点，创造性地探索和回答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它们确立了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创造了思想前提，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等重要战略思想，正是我们党沿着这条思想路线，在这个思想前提下，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创新、不断提出的。所以，胡锦涛总书记把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概括为我们党30年来创造性地探索和回答的第一个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具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它推动着我们从思想路线、思想前提的高度去加深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和发展的认识和把握，进一步增强我们坚持这个理论体系的自觉性和坚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