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真理标准与邓小平理论的重要性

真理标准和邓小平理论

回顾1978年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真是越来越显示出它的重要性。由邓小平领导和支持的市场讨论，最初是针对着企图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条化的“两个凡是”的，随着讨论的发展和深入，邓小平迅速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由一个哲学认识论的原则发展成为党的思想路线的一个重要环节；接着，针对着“两个凡是”设置的思想禁锢和导致的思想僵化，邓小平又把真理标准的讨论和解放思想联系起来，从而使党的思想路线不仅得到了重新确立，而且还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随后，邓小平又根据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原理，提出在改革开放中勇于探索、善于总结、不断纠错的指导方针，从而极大地推动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迅猛发展。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重要环节的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是贯穿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整个事业的精髓和灵魂，也是贯穿于邓小平理论全部观点的精髓和灵魂。

一、邓小平从两个角度批评“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从此开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本来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条基本原理。

早在1845年《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这个包含着新世界观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中，马克思就指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思维——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29]

为什么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呢？那是因为实践具有着直接的现实性，能使理论变成现实，从而能够成为检验认识的真理性标准的根据。

尔后，恩格斯、列宁、毛泽东对于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这一原理，又从各个角度进行了反复的阐述。应当说，对于每一个学过马克思主义基本知识的人来说，这都是一条耳熟能详、毋庸置疑的基本原理。

那为什么在马克思阐明了这条原理130多年以后，在我国还要就此展开一场讨论呢？

其原因在于，在毛泽东逝世、“四人帮”被粉碎、广大群众强烈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的关键时刻，当时担任中央领导的人提出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1976年10月26日他对中央宣传部门负责人布置任务说，在揭批“四人帮”中，“凡是毛主席讲过的、点过头的，都不要批评”；1977年2月7日，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发表题为《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中，公开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方针。

这样，究竟怎样对待毛泽东的决策、指示，乃至点过头、画过圈的东西，就成为拨乱反正中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摆在人们面前。

正是针对着“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邓小平在1977年4月10日写给中共中央的信中，第一个旗帜鲜明地提出意见说：“我们必须世世代代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1977年5月24日，邓小平又针对“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提出尖锐批评说：“‘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这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邓小平还指出：“毛泽东同志自己多次说过，他有些话讲错了。他说，一个人只要做工作，没有不犯错误的。……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情”，“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应该像毛泽东同志说的那样对待这个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30]。

1977年7月21日，邓小平又在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上，针对着“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进一步指出：“我说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作指导的意思是，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损害毛泽东思想。”^[31]

邓小平提出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的事业，他从这个角度对“两个凡是”所作的批评，无疑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意义，而且对于当时正在各条战线上进行的拨乱反正，也无疑地起到了巨大的理论先导作用，这是大家经常提到的。

然而，还有一个不是经常被人们提到的事实是，邓小平对于“两个凡是”错误方针的批评，并没有仅仅局限于这个角度。在1977年9月19日，在同教育部主要负责同志谈话时，邓小平又从另一个角度，从实事求是的角度去批评“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而且正是从这个角度所作的批评，直接开始了真理标准的大讨论。

当时，教育界正在就1971年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中提出的“两个估计”问题进行讨论。所谓“两个估计”是指：“文化大革命”前17年的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由姚文元修改、张春桥定稿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所作的这“两个估计”，明显地是不符合客观事实的。可是在当时管教育的同志，却因为它是经毛泽东画了圈的，就背上了“两个估计”的包袱，不敢大胆说话，这实际上正是“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在作祟的表现。

正因为这样，邓小平在同教育部主要负责同志谈话时就指出：“《纪要》是毛泽东同志画了圈的。毛泽东同志画了圈不等于里面就没有是非问题了”，“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为中央党校题词，就是‘实事求是’四个大字，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两个估计’是不符合实际的”^[32]。因为实际情况是，全国教育战线17年的工作，主导方面是红线，在17年中，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不管是科学工作者还是教育工作者，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在党的正确领导下，辛勤劳动，努力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如不作这样的估计，就无法解释我们所取得的一切成就。至于就知识分子的世界观改造方面来说，应当指出，世界观的重要表现是为谁服务，而我国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自觉自愿地为社会主义服务的。

正是邓小平从实事求是角度对“两个凡是”错误方针所作的这个批评，从逻辑到历史地直接启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

1977年10月9日，在胡耀邦为叶剑英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的讲话所准备的稿子中指出：“一定要从实际出发，如果理论不能联系实际，不受实际检验，那算什么理论！”

1978年1月18日，中央党校有关单位根据胡耀邦提出的指导思想和设计框架在所写《党史教育方案》中明确指出：“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路线的正确与否，不是理论问题，而是实践问题，要由实践的结果来证明。”

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发表了由胡耀邦审阅定稿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5月11日此文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在《光明日报》公开发表。

所以，事情正如邓小平在1982年9月18日陪同金日成去四川访问途中谈话时所说的：“我出来以后，提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从此开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33]。

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讨论的深远意义，首先在于它解决了党的思想路线的问题。邓小平曾经把这场讨论说成是基本建设，因为要是不通过这场讨论解决思想路线问题，那么，正确的政治路线也制定不出来，制定了也贯彻不下去。只有解决好思想路线问题，才能提出新的正确政策，才能实现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四化”建设为中心，以及从停滞封闭到改革开放的转移，还有农村政策、对外关系的政策，以及相应的一整套建设社会主义的政策，也是在解决思想路线的过程中提出来的。

二、邓小平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作为一个重要环节纳入党的思想路线之中

邓小平高度评价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讨论。在1979年7月29日接见中共海军委员会常委扩大会议全体同志时，他指出：“就全国范围来说，就大的方面来说，通过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和‘两个凡是’的争论，已经比较明确地解决了我们党的思想路线问题，重新恢复和发展了毛泽东同志倡导的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34]邓小平不仅领导和支持了这场有关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而且还在讨论的基础上，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作为一个重要环节，直接纳入到党的思想路线之中。

1980年2月29日，邓小平在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的讲话中，第一次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作为一个重要环节，列入党的思想路线。他说：“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35]接着，党的十二大在1982年9月6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中，根据邓小平关于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这一完整表述，开始把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列入党的思想路线。它明确指出：“党的思想路线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对我们党的思想路线的这个表述，在1997年9月18日党的十五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还在延续着。

这样，我们党的思想路线就包含有四个相互联系的重要环节。

“从实际出发”，是党的思想路线的出发点。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历来就有那种一切只从主观愿望出发、只从本本和上级指示出发，而不从实际出发的错误倾向，它曾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与此相对立，由毛泽东倡导、邓小平重新确立的我们党的思想路线则强调要一切从实际出发。党的思想路线之所以必须从实际出发，而不能从主观愿望出发、从本本出发，根本的原因在于，正确的认识只能来自社会实践，而且一点也不能离开社会实践，一切否认实践的重要性、使认识离开实践的观点，都是错误的，都只能把革命和建设事业引向失败。因此，我们看问题决不能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中引出方针、政策、办法来。

“理论联系实际”，是党的思想路线所遵循的基本原则。强调从实际出发，丝毫也不意味着否认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我们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实践的巨大指导作用。但是，马克思主义从来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它要求人们根据它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不断结合变化着的实际，去探索解决新问题的答案。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产生的两次历史性飞跃：领导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进而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毛泽东思想，以及领导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夺取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胜利，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的邓小平理论，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和时代发展相结合的产物。所以，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总结历史经验说：“离开本国实际和时代发展来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同它在现实生活中的生动发展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没有出路。”^[36]

“实事求是”，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和根本态度，也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所确立的根本观点和根本态度。对此，毛泽东曾经作过精辟的阐述：“‘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37]党的思想路线确立实事求是的根本态度，就是要求我们从客观存在着的实际情况出发，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分析问题，从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邓小平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强调说：“‘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38]

在党的思想路线中，之所以还要列入“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这个重要环节，首先是因为从实践开始、经过实践而得到的认识，究竟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不是以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要由客观的社会实践的结果来决定，由社会实践中产生的思想（包括理论、政策、计划、办法）是否正确地反映了客观外界的规律，在这时还是没有得到证明的，所以，还必须回到实践中去接受检验，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的认识的真理性标准，只有在社会实践过程中人们达到了思想中所预想的结果时，人们的认识才得到证实。我们必须坚持经过实践检验证明是正确的认识和理论，而抛弃那些错误的认识和观点，抛弃那些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原则、某些本本的教条式理解，抛弃那些对社会主义不科学的甚至扭曲的认识，抛弃那些超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不正确思想，坚决反对那些根本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观点。

在党的思想路线中，之所以还要列入“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这个重要环节，更重要的是因为实践在不断发展着，我们的认识也要随着历史的前进、时代的发展、实践的深化而不断提高，这里涉及到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要搞清楚在世界上发生了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

对此，邓小平在批评“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时，就明确地指出：“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就要在每一时期，处理各种方针政策问题时，都坚持从实际出发”，“就是从现在的实际出发，充分利用各种条件，实现毛泽东同志提出、周恩来同志宣布的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如果只是毛泽东同志讲的才能做，那我们现在怎么办？马克思主义要发展嘛！毛泽东思想要发展嘛！否则就会僵化嘛！”^[39]

以后，邓小平用这种科学态度和创造精神来阐明怎样看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他指出：“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40]

归结起来，在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上，老祖宗不能丢，又要从现在的实际出发，说出一些老祖宗没有说过而符合实际的新话，在新的实践基础上继承创新而又突破陈规，这就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

三、邓小平把真理标准的讨论和解放思想联系起来，丰富和发展了党的思想路线

针对着“两个凡是”所设置的思想禁锢，邓小平把真理标准的讨论，同解放思想联系起来。在1978年12月13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所作《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这个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中，邓小平指出：“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41]

为什么说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在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其原因在于，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多年中，林彪、“四人帮”大搞禁区、禁令，把人们的思想封闭在他们假马克思主义的禁锢圈内，不准越雷池一步。而“两个凡是”则在粉碎“四人帮”以后还要继续设置禁锢。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公开发表以后，有人在许多场合指名谴责这篇文章，指责它“实际上是把矛头指向主席思想的”，指责刊登它的报社负责人没有党性，并针对当时全党全国人民要求拨乱反正、彻底肃清“四人帮”流毒的潮流，提出一不要砍旗，二不要丢刀子，三不要来180度大转弯。十分明显，在这种情况下，解放思想，把人们的思想从这些迷信、禁锢中解放出来，已经成为实事求是，把实践当作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根本前提。因为只有思想解放了，才能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实事求是地面对千变万化的客观现实，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并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反之，事情就会像邓小平所告诫的那样：“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42]

什么叫解放思想？“四人帮”制造迷信、设置思想禁锢，导致了思想僵化的后果。而思想一僵化，条条框框就多起来了，不从实际出发的本本主义也严重起来了，书上没有的，文件上没有的，领导人没有讲过的，就不敢多说一句话，多做一件事，一切照抄照搬照转，把对上级负责和对人民负责对立起来。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强调说：“什么叫解放思想？我们讲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43]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毛泽东领导我们党克服了党内曾经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使人们的思想从这种精神枷锁下解放出来，开创了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中国自己的革命道路；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邓小平又领导我们党克服“两个凡是”继续维护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倾向，使人们的思想再次从精神枷锁下解放出来，开辟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

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把思想从迷信、禁锢、精神枷锁下解放出来，就是为了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所以，邓小平从这个角度界定解放思想说：“解放思想，就是要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44]这就要求我们使思想适应于发展变化的新形势，研究新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办法。反之，如果只是把过去一些文件逐字逐句地照抄一遍，那就不能解决任何问题，更谈不上正确地解决问题。

我们做一切工作的目的，都是为了要解决问题。但是，我们所做的工作究竟能否正确地解决问题，又得看它是否符合客观情况而定。所以，邓小平又针对这种情况指出：“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45]在这里，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达到了完全的统一：一方面，只有解放思想才能达到实事求是；而另一方面，又只有实事求是才是真正的思想解放，这说明它们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相互依存的方面。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相统一，也可以使我们的解放思想避免成为像1958年“大跃进”时期那种脱离现实、凭主观想象办事的头脑发热。

在党内外思想活跃，出现了努力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生动景象以后，社会上有极少数人散布、党内也有个别同志直接间接地支持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时候，邓小平又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和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四项基本原则，并强调“解放思想绝不能够偏离四项基本原则的轨道，不能损害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这就是说，“解放思想，也是既要反‘左’，又要反右。三中全会提出解放思想，是针对‘两个凡是’的，重点是纠正‘左’的错误。后来又出现右的倾向，那当然也要纠正。”^[46]

自从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特别是从理想变成实践以后，历史的经验反复证明，社会主义制度是个好制度，必须坚持；但是，社会主义国家在发展历程中所遇到的犹疑和困惑，所经历的曲折和失误，又归根到底地说明了人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并没有完全搞清楚。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又把解放思想用于对这个问题的探索和解决。他指出：“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于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47]实际上，新时期的思想解放，关键就是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解放。邓小平在领导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拨乱反正，全面改革的过程中，逐步解决了这个问题，创立了以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改革开放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为主要内容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一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把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

在1992年“南方谈话”这个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进到新阶段的又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中，邓小平又要求我们增强和提高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坚定性和自觉性，一切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48]。这“三个有利于”为根本判断标准，不断开拓我们事业的新局面。

这样，邓小平就通过把实事求是和解放思想统一起来而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我们党的思想路线。

四、邓小平根据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原理，提出在改革开放中勇于探索、善于总结、不断纠错的指导方针

1981年3月28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客人时指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这是一件很重要的必须做的事，尽管是有风险的事”，“我们的方针是胆子要大，步子要稳，走一步，看一步”，“重要的是走一段就要总结经验”，“关键是要善于总结经验，哪一步走得不妥当，就赶快改。”^[49]

1986年9月2日，邓小平在答美国记者问时，再次指出：“我们也讲现在我们搞的实质上是一场革命，从另一个意义来说，我们现在做的事都是一个试验。对我们来说，都是新事物，所以要摸索前进。既然是新事物，难免要犯错误。我们的办法是不断总结经验，有错误就赶快改，小错误不要变成大错误。”^[50]

邓小平提出的这个指导方针，包含有三个环节：

一是勇于探索。为什么在改革开放中，要提倡大胆地试、大胆地闯的勇于探索精神？那是因为我们的改革开放事业是决定中国社会主义命运的一招，既为振兴中华所必须，又需要摸索前进。在这里，要是没有胆量、没有勇气，就会坐失良机，一事无成，搞不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因此，就要坚定不移地搞下去。

二是善于总结经验。总结经验就是用实践的结果来检验我们的认识是否符合实际，检验改革开放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否正确，以便坚持对的，改正不对的。在这里，所谓善于总结，就是既要及时总结，还要不断总结。及时总结，体现了我们在改革开放事业中要避免蛮干，“步子要稳，走一步，看一步”的小心谨慎精神；而不断总结，则反映了由于社会实践都是一定的历史的实践，对于真理的检验都有一定的局限性，对于一个较为复杂的发展过程来说，个别的实践还不足以成为检验真理的可靠标准，因此需要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不断地从实践的总体性上，从各个方面、各个层次上，全面地严密地检验我们认识的真理性。

三是不断纠错。既然我们的改革开放事业是一项试验，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就难免会犯错误，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关键是要在及时、不断的实践检验的基础上用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赶快改正错误、不断改正错误，务使小错误不致酿成大错误。

正因为邓小平在重新确立、丰富和发展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同时，又根据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原理，提出了勇于探索、善于总结、不断纠错的指导方针，这就给我们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使我们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获得一个又一个的辉煌胜利。

1988年5月25日，邓小平在会见捷克客人时，曾经指出：“我们中国常说一句话，叫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经过10年来的实践检验，证明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制定的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是正确的，我们实行改革开放是正确的。”^[51]实际上，这也是邓小平运用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原理，胜利地推进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的一个总结。

我们一定要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坚持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前进。(www.xing528.com)

【注释】

[1]《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1、137页。

[2]《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2页。

[3]《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1页。

[4]《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3页。

[5]《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66—67、118页。

[6]《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84页。

[7]《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8、341页。

[8]《斯大林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14页。

[9]《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3、191页。

[10]《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2页。

[11]《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4页。

[12]《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7、776页。

[13] 丹藤佳纪：《中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将对第三世界产生影响》，载1987年11月12日日本《读卖新闻》。

[14] 戈尔巴乔夫：《难以决断的岁月（选集1985—1992）》。

[15]《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9页。

[16]《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3—14页。

[17]《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6页。

[18]《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1—292页。

[19]《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

[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443页。

[21]《斯大林文选》上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202页。

[22]《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0页。

[23]　1996年4月5日俄罗斯《真理报》。

[24]《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8、142页。

[2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70页。

[26]《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36页。

[27]《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

[28] 载1995年8月30日俄罗斯《真理报》。

[2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5页。

[30]《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8—39页。

[31]《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2页。

[32]《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66—67页。

[33]《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0页。

[34]《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90页。

[35]《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78页。

[36]《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4页。

[37]《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1页。

[38]《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2页。

[39]《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7—128页。

[40]《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1—292页。

[41]《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3页。

[42]《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3页。

[43]《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79页。

[44]《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9页。

[45]《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64页。

[46]《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79、379页。

[47]《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2页。

[48]《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2页。

[49]《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3页。

[50]《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4页。

[51]《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5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