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30多年中，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成功地走出了一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使社会主义在中国显示出蓬勃生机和活力，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回顾这30多年的发展历程，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些成就的取得，是和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和丰富发展了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分不开的，特别是和邓小平坚持不懈地把它应用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和研究以及理解和把握，从而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分不开的。

自从一个半世纪以前，马克思恩格斯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以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直把马克思主义当作自己行动的指导思想，从而使社会主义在20世纪上半叶经历了由理想到现实、由一国实践到多国实践的胜利进军。但在另一方面，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这个过程中所遭遇到的种种挫折，特别是在20世纪80年代—990年代发生的像东欧剧变、苏联解体那样的严重曲折，又说明了对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人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事情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那样：“多年来，存在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解问题”，“马克思去世以后100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我们总结了几十年搞社会主义的经验，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1]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30多年中，我们党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运用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研究和理解把握的过程，就是逐步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的过程。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道路，就是在马克思主义的这种新境界中开辟出来的。

一、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科学体系同其个别论断明确区分开来，既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又科学地评价毛泽东，维护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

在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以后，对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搞不清楚的一个突出表现，便是对于应该如何认识和理解毛泽东思想，没有搞清楚。当时的中央领导提出要用“两个凡是”去对待毛泽东思想的方针，即所谓“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从政治上说，它企图打着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号去坚持毛泽东晚年的错误，阻碍我们党和广大人民拨乱反正的强烈要求的实现；从思想上说，它不是从实际出发，而是从本本出发，企图照抄照搬毛泽东晚年的个别论断，以此去剪裁现实。

针对“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邓小平先是从要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角度提出批评。他强调，“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的各项工作”^[2]。在这里，邓小平立论的基础，是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科学体系，同它们的个别论断明确地区分开来，强调要从基本原理和由基本原理构成的科学体系上来把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不应该把它们肢解、割裂开来，把它们的个别论断绝对化、神圣化。他指出：“至于个别的论断，那么，无论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同志，都不免有这样那样的失误。但是这些都不属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所构成的科学体系。”^[3]即使这些个别论断就当时当地的条件来说是正确的，“但是在不同的时间、条件对同样的问题讲的话，有时分寸不同，着重点不同，甚至一些提法也不同。所以我们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理解”^[4]。

接着，邓小平又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实事求是的角度去批评“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

1971年，由姚文元修改、张春桥定稿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以下简称《纪要》），曾经提出过“两个估计”：估计“文化大革命”前17年的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估计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尽管这样的“两个估计”明显地不符合客观事实，但由于《纪要》是经毛泽东画了圈的，教育部的主要负责同志就背上了包袱，在拨乱反正中不敢大胆说实话，针对这种情况，在同教育部主要负责同志谈话时，邓小平指出：“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中央党校题词，就是‘实事求是’四个大字，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两个估计’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如果反对实事求是，反对从实际出发，反对理论和实践相结合，那还说得上什么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呢？那会把我们引导到什么地方去呢？很明显，那只能引导到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只能引导到工作的损失和革命的失败”^[5]。邓小平从这个角度对“两个凡是”批评从逻辑到历史地直接启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

十分明显，在这里，解放思想，把人们的思想从迷信、禁锢中解放出来，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是实事求是地观察问题的根本前提。正是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指引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果断地作出了把国家工作重点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中心，从停滞封闭转到改革开放等战略决策，这才为开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奠定了基础。

但是，解放思想，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和束缚，毫不含糊地批评和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还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毛泽东又毕竟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不可磨灭的功勋。就毛泽东的一生来看，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毛泽东创造性地把马列主义运用到中国革命的各个方面，指出了中国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而且老一辈革命家都参与了毛泽东思想的建立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不仅过去引导我们取得革命的胜利，现在和将来还应该是中国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所以，对毛泽东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仅涉及毛泽东个人，而且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分不开，实事求是、恰如其分地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就必须科学地评价毛泽东，维护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邓小平指出：“对毛泽东同志晚年错误的批评不能过分，不能出格，因为否定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意味着否定我们国家的一段重要历史。这就会造成思想混乱，导致政治的不稳定。”^[6]“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荣历史”；“我们不会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主席”^[7]。正是由于邓小平坚持不懈地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运用于毛泽东思想，把它的基本原理、科学体系同个别论断明确区分开来，这才正确地解决了既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又维护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这个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反观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全盘否定斯大林，给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严重的思想混乱和政治不稳定，最终导致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更加凸现出邓小平运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所作出的这个历史性贡献的伟大意义。

二、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解开不发达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世纪性难题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问题上，对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的一个重要表现，是对于应该怎样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本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结合起来的问题，没有搞清楚。

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因而对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列宁不是在书本里，而是在实际生活中，找到革命道路，在落后的俄国干成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毛泽东也不是在书本里，而是在实际生活中，找到在落后的中国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途径的，这些，本来是一些耳熟能详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知识和典型实例。然而，翻开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来看，不难发现，除了列宁在1921年实行新经济政策等少数场合以外，几乎全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不顾本国经济文化较不发达的基本国情，去照抄照搬马克思恩格斯设想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革命胜利后建设社会主义的某些论断，从而离开了本国生产力的现实发展水平，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盲目地追求公有化程度的提高的偏向。

在这方面，领头的是斯大林。就方法论来说，斯大林只承认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而不承认列宁主义同时又是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他认为承认这一点“就是把列宁主义从国际无产阶级的学说变成俄国特殊情况的产物”^[8]。这说明他不知道普遍性是和特殊性相互联结的，虽然普遍性存在于一切过程中，并贯串一切过程的始终，但这种普遍性却只存在于特殊性之中，共性包含于一切个性之中，无个性即无共性。所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各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这句话本身就是普遍真理，是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的关键，哪里没有实行这种结合，哪里的社会主义事业就遭到挫折和失败。然而，在斯大林那种只要普遍性，不要特殊性的形而上学的影响下，苏联共产党长期以来一直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本国革命实际的结合、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多样性当做是“反共的民族主义”来胡砍乱批。而就从本国的基本国情出发，来确定自己所处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和应当采取的相应政策来说，斯大林又存在超越阶段，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思想。早在1936年宣布建成社会主义的时候，斯大林就用生产资料的公有化程度去顶替生产力和生产社会化方面的标准。二战结束以后，斯大林再次不顾苏联生产力发展还不高的水平，提出要建设无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和逐渐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任务；在1952年的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又把这规定为苏共的主要任务。不仅如此，斯大林还推行大党大国主义，把自己的经验写进作为世界共产党人“必读教科书”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把苏联模式强加于兄弟党和兄弟国家。赫鲁晓夫虽然全盘否定斯大林，却又照搬了斯大林的这个超越生产社会化、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错误方针，在1959年苏共二十一大和1961年的苏共二十二大上，赫鲁晓夫甚至提出了到1980年苏联要基本建成共产主义社会，以及各社会主义国家大致同时过渡到共产主义的设想。在苏共领导的带领下，东欧国家的领导也滋长和发展了这种超越生产社会化、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错误思想。在我国，毛泽东虽曾提出以苏为鉴，力图找到一条适合中国的工业化道路，但却并没有从苏联离开了本国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盲目追求公有化程度的提高的错误倾向中吸取教训。相反地，还把这种错误倾向和所谓越穷越要革命的想法结合在一起，一度认为“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遥远将来的事情了”。结果是使生产关系人为地超越了生产力的发展，从而使得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不能得到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国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普遍地、再三再四地遭到挫折。这些挫折又转过来使一些人对经济文化较不发达的国家能够在一定条件下跨越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时期去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客观事实产生动摇和怀疑，使它成为20世纪的一个世纪性难题。

解开这个世纪性难题的关键在于，要从本国的国情出发去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而不是从理论、原则出发，让客观现实削足适履地去适应理论和原则。邓小平说：“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离开自己国家的实际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9]。而在这个问题上，最大的实际就是对我们所处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基本国情，要有一个准确的把握。

1987年8月，邓小平在会见意大利客人时指出：“我们党的十三大要阐述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定规划。”^[10]党的十三大以此为立论基础，展开了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系统论述，强调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说，我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而另一方面，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远远落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就决定了我们必须经历一个很长的初级阶段，去实现别的许多国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实现的工业化和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在党的十五大上，江泽民又总结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历史经验，指出：“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中出现失误的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提出的一些任务和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近二十年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之一，就是克服了那些超越阶段的错误观念和政策，又抵制了抛弃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错误主张。”^[11]总之，必须把我国已是社会主义社会，又还处在初级阶段这两种国情统一起来认识和把握，不因社会主义而忘记初级阶段，也不能因为初级阶段而背离社会主义。在为什么必须实行现在这样的路线和政策而不能实行别样的路线和政策的问题上，我们必须用这样的认识去解决种种矛盾，澄清种种疑惑。

20世纪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说明，经济文化发达的国家，在特定的政治经济形势下，用与西方国家不同的方法创造出发展文明的根本前提，跨越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历史时期而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列宁说：“既然建立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追上别国人民呢？”“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12]

然而，对于资本主义充分发展历史时期的这种跨越，又终究只是一种用革命手段建立“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从而为发展文明创造出根本前提的局部跨越，而并不是把生产的社会化等等也包括在内的全面跨越。正因为这样，据此进入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只能是建立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的基础上的，不完善、不成熟、不发达乃至“不够格”的社会主义社会。忘记这一点，正是产生超越阶段、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认识论根源。在总结我国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积累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邓小平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运用来给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定位时，把经济文化不发达国家在特定条件下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历史时期，同在任何条件下生产社会化的经济发展阶段都是不可超越的这样两件不同的事情，既明确区分开来，又有机联系起来，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这就是说，经济文化不发达国家在革命取得胜利以后，因为是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的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的，为此，就必须经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以发展生产力为根本任务，去实现西方国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实现的工业化和经济的社会化、现代化、市场化。准确地把握了这个理论，既可以克服那些超越阶段的错误观点和政策，又可以抵制那种抛弃社会主义制度的错误主张，这就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解开了经济文化不发达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世纪性难题。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是针对中国的基本国情而提出来的，但又有巨大的国际意义。 日本《读卖新闻》曾经发表丹藤佳纪撰写的文章说：“中国的‘初级阶段论’对苏联和东欧国家也会产生刺激。对越南、埃塞俄比亚、坦桑尼亚等第三世界的社会主义国家将直接产生重大的影响。在这些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多数都忽视国情，匆匆忙忙地实现了国有化和集体化。结果，连人类最基本的‘吃的权利’也难以得到保障。”^[13](www.xing528.com)

三、立足于现在的实际，把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统一起来，提出社会主义本质论和改革论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开辟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对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的又一个表现，是没有搞清楚究竟怎样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说明，有些人往往把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割裂开来，或把继承看作是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针对彼时彼地情况提出的某些论断，教条主义地照抄照搬到此时此地，或者在新情况、新问题面前迷失方向，忘记了要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分析情况和问题以及指导自己行动的指南。这样相反的两极，还是相通的：有些人在教条主义地照抄照搬失灵之后，就跳到另一端去鼓吹“马克思主义危机论”或“马克思主义过时论”，抛弃马克思主义。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代表就是戈尔巴乔夫，在1985年—1987年搞的“加速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和企业改革方案因为继续苏联模式使农轻重比例失调等错误而遭到失败，戈尔巴乔夫使其改革由“完善社会主义”转到按照民主社会主义的方向去“更新社会主义”的时候，就宣扬什么：“从19世纪下半叶以来所产生的‘社会主义—资本主义’那种两律背反论，我总觉得现在已经过时，我们面临的完全是另一种选择：是要一个走向毁灭的社会，还是一个充满希望和生机的社会？”^[14]

和这种态度相反，邓小平从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一开始，就强调要从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的继承观中解放出来。早在1979年初，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他就指出：“我们当然不会由科学的社会主义退回到空想的社会主义，也不会让马克思主义停留在几十年前或一百多年前的个别论断的水平上。所以我们反复说，解放思想，就是要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15]

这样，邓小平就把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统一了起来，融为一体，使它们成为同一个过程的不同侧面。因为没有继承，就会失却根本，当然也就谈不上发展；而没有发展，就会僵化，也就谈不上继承。在这里，关键在于要立足于现在的实际，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研究层出不穷的新情况，解决不断出现的新问题。正如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所指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同时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应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16]

这是一个以继承为依托、不断向前发展的过程，又是一个寓继承于发展之中的过程。当主要从继承马克思主义的侧面来看问题的时候，这个过程就表现为：马克思主义“要求人们根据它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不断结合变化着的实际探索解决新问题的答案，从而也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17]；而当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侧面来看问题的时候，这个过程就表现为：“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们“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18]。

这是一个既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既没有丢马克思主义老祖宗，又不断说出一些老祖宗没有说过而又符合时代特征和客观实际的新话来。

而这些“新话”的典型，当首推社会主义的本质论和改革开放论，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

马克思恩格斯把社会主义由空想变成科学的一个重要标志，便是把生产力的发展作为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引入社会主义理论之中，并把共产党的理论概括为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消灭私有制。但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却出现了一种忽视了生产力的发展，盲目追求更大更高更纯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乃至把社会主义仅仅归结为公平，从而把社会主义看做是一种搞平均主义的平等乐园、实际是共同贫困的错误倾向，这种错误倾向在我国的“文化大革命”中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当世界主题从战争与革命转换为和平与发展的时候，这种错误倾向对于社会主义的危害尤其明显：在“文化大革命”中，它使我国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在苏联和东欧国家，它成为在同资本主义的竞赛中渐渐败下阵来，最终导致1989年—1991年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的深层次的体制原因。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从社会主义要赢得对资本主义优势的高度，大声疾呼发展生产力对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极端重要性，并在1992年初的“南方谈话”中，把社会主义的本质概括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9]。

邓小平把发展生产力列入社会主义本质中，是对马克思主义历来重视发展生产力的基本原理的继承和反映时代特征的发扬；而把解放生产力也列入社会主义本质中，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并为社会主义的改革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恩格斯曾经说过：“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20]但在后来，斯大林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状况完全适合”论^[21]，堵塞了社会主义社会改革的道路。毛泽东冲破了这种无冲突论的束缚，提出了社会基本矛盾理论，并且十分有见地地主张及时调整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某些环节上的缺陷，去解决社会主义基本制度适合需要情况下的矛盾，但在“左”的指导思想的支配下，他对这个基本矛盾的具体表现却作出了错误的判断并提出了“兴无灭资”的调整办法，招致了事与愿违的结果。邓小平在总结社会主义发展中这些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指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22]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30多年中，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所以能够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党坚持不懈地实行了邓小平倡导的这种体现社会主义还要解放生产力的本质的改革，这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基础上对束缚生产力发展需要的体制的改革，它既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又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对此，俄罗斯《真理报》曾经发表评论说，中国改革“最重要的经验是中国领导人并没有打破以前的制度，也不是绞尽脑汁要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而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中溶进已成为改革社会主义体制动力的一系列重要成分”，“中国的经验表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不仅可以进行改革，而且可以建立一种比震惊全世界的‘亚洲四小龙’那样的资本主义社会更快地推动经济发展的机制”^[23]。

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还为我们既坚持、又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指出了明确方向。邓小平继承了《共产党宣言》把共产党人的理论概括为“消灭私有制”的传统，强调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是社会主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和我们在改革中要始终坚持的“根本原则”之一^[24]。与此同时，邓小平又总结我国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几十年来离开了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去盲目追求更高形式和程度的公有化，反而阻碍了生产力发展的历史经验，在谈到社会主义本质时，把社会经济制度方面的公有制和按劳分配蕴含在消灭剥削和消除两极分化之中，从而使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和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结构，可以根据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的实际要求以及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实际进程去具体确定。党的十五大在这个问题上的一系列规定和论述，又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

在计划和市场的问题上，马克思恩格斯根据他们所处时代的状况，运用抽象方法预测未来社会发展的总趋势时，曾经设想在资本主义以后的未来社会里，最终将走向统一的全社会公有制，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也将随之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计划经济。他们之所以作出这样的预测，根本的原因在于在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运行机制还很不完善，呈现出有严重破坏后果的经济危机、无产阶级贫困化等多种弊端，因而，他们就倾向于把市场机制连同资本主义私有制一起加以否定。另一方面，由于在当时，现代社会大生产的复杂性尚未充分展开，因而他们对计划调节在资源配置中所起基础性作用估计偏高。

但是，现实生活的发展，却在不断冲击着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从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概念。一方面是资本主义进入国家垄断阶段以后，资本主义国家通过计划的形式对经济进行的干预和调节大大加强，对此，恩格斯在晚年已经有所觉察，为此，在1891年批判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时，他就针对纲领所说“根源于资本主义私人生产的本质的无计划性”一句，强调指出“这一句需要大加修改”，因为“如果我们从股份公司进而来着那支配着和垄断着整个工业部门的托拉斯，那么，那里不仅私人生产停止了，而且无计划性也没有了”^[25]。列宁也指出“现在资本主义正直接向它更高的、有计划的形式转变”^[26]。

另一个方面，则是社会主义国家在把消灭商品市场经济的思想付诸实践以后，计划经济本身管得过死，难以调动基层和群众积极性的弊病日益暴露出来，而且还会导致经济增长速度下降，难以解决物资匮乏和消费品不足等问题，从列宁到斯大林、毛泽东，到东欧一些国家的经济学家，都曾为此而进行过探索，但都没有能够解决问题。邓小平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牢牢抓住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根本上解除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是从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这才高屋建瓴、势如破竹地解决了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问题。邓小平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27]我们党的十四大正式确立了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虽然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项极其宏伟的长期事业，到本世纪末才能在我国初步实现，但它使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的优越性，却已在其形成过程中日益引人注目地显现出来。俄罗斯科学院研究员、莫斯科大学教授布坚科在题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四条经验》一文中说，俄国的自由派“硬说不搞私有化就摆脱不了危机。但中国却证明，这是误解。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并不是一回事，建立同西方资本主义有原则区别的成功的市场经济是可能的”，“中国经验表明，不搞资本主义不等于不搞经济改革，以妥善的方式，不引起较大痛苦，从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是完全可能的，搞市场经济照样可以保持着眼于多数人利益的社会方针。这表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完全是可行的，以中国经验为依据的这一理论，需要认真研究”^[28]。

邓小平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运用于马克思主义，通过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科学体系同其个别论断明确区分开来，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以及立足于现在的实际，把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统一起来，解决了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样一个多年来在我国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没有搞清楚的重大问题，这就不断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开辟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而以江泽民为核心的我们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则在坚持、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邓小平理论的过程中，继续不断地开拓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

当前，无论在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方面，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搞好结构改革方面，在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实现两个文明协调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方面，还是在加强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建设、坚持不懈地开展反腐败斗争方面，我们都面临着许多新课题。我们要坚持邓小平理论，在实践中继续丰富和创造性地发展这个理论，就要学习邓小平的榜样，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就要像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把坚持邓小平理论、在实践中继续丰富和创造性地发展这个理论作为自己的庄严历史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