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文化大革命”以“四人帮”被粉碎而宣告结束的时候，虽然我国的经济建设在我们党带领全国人民20多年的艰苦奋斗下已经取得了重大的成就：我们告别了旧中国“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的极端落后局面，建立起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尖端科学技术也获得了骄人的进步，一大批又红又专的各类建设人才茁壮成长，但是，由于“大跃进”的失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破坏，我国的国民经济在1960年—1962年和1967年—1968年的五年里都出现幅度较大的负增长；在1957年—1960年间，我国的农业增加值年均下降10.9%；在1966年—1976年间，我国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的实际工资下降了6. 6%；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数据，当时我国的月均收入不足3美元的绝对贫困人口达2.6亿人，占世界贫困人口的25%。除了极其严峻的经济形势之外，“文化大革命”还遗留下了极其严重的政治、思想和组织上的混乱：当时，冤假错案堆积如山，政治、思想极其混乱，党和国家的各级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对外关系也非常紧张。正因为这样，在“文化大革命”的10年内乱结束的时候，中国又一次地面临向何处去的问题：当时，一种思潮主张走“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路，也就是主张继续肯定“文化大革命”及此前毛泽东的“左”的错误，这条路显然不能帮助人们从困境中摆脱出来，而只能使我们在困境中深陷到不能自拔的地步；另一种思潮则借口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主张否定社会主义而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条路显然只能使我们沦为资本帝国主义的附庸；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理所当然地拒绝了这条老路和邪路，而主张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实现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僵化半僵化到全面改革，从封闭半封闭到对外开放的历史性转折中，开辟出一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
一、邓小平开辟新道路的实践根据和时代背景
有些同志往往倾向于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和发展，看成是由毛泽东开创、由邓小平完成那样的直线式的继承和发展，然而，历史的发展却并不是这样地径情直遂的。
（一）从毛泽东的探索到邓小平的开辟新道路，是两个并不直接连续的过程
事实是，毛泽东1956年4月4日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提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的历史任务，并为此而进行艰辛的探索，形成了一些重要的理论成果之后，又在国内外矛盾的干扰和影响下，特别是在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的影响下，逐渐形成和发展出了一个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框架相对立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框架，使他的探索步入歧途，这不仅改变了探索的方向，使之由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转而变成实施以“文化大革命”为最重要形式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还严重地影响了毛泽东在探索中已经形成的重要理论成果，使这些成果或者被废弃、否定，或者被搁置，或者被停留在口头宣示的层面甚至只是停留于瞬间的思想闪光，而在实践中则采取与此相反的行动，如此等等。邓小平在第二次复出以后，曾经试图改变这种局面，在“整顿”的名义下逐渐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回过头来再把毛泽东在1956年开始的探索继续下去。后来，邓小平曾经回顾说：“说到改革，其实在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五年我们已经试验过一段”；“一九七五年我主持中央常务工作。那时的改革，用的名称是整顿，强调把经济搞上去，首先是恢复生产秩序。凡是这样做的地方都见效”[56]。为把这种整顿同毛泽东在1956年开始的探索连接起来，1975年7月13日，邓小平就《论十大关系》讲话整理稿之事，致信毛泽东说：“《论十大关系》稿，已整理好，我看整理得比较成功，现连同原记录两份，以及乔木写的几点说明，一并送上。我们在读改时，一致觉得这篇东西太重要了，对当前和以后，都有很大的针对性和理论指导意义，对国际（特别是第三世界）的作用也很大。所以，我们有这样的想法，希望早日定稿，定稿后即予公开发表，并作为全国学理论的重要文献。此点，请考虑。”[57]如果当年毛泽东认可了邓小平搞的整顿，并同意把它同自己从《论十大关系》开始的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连接起来，使之成为当时全国学理论的重要文献，那么，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显然会和当年的实际发展有所不同了。但令人不禁扼腕长叹的是，当时毛泽东却不能容忍邓小平在整顿的名义下对“文化大革命”所作的系统纠正，因此不仅不同意当即登报公开发表《论十大关系》稿，而且在几个月之后又发动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使全国再度陷入混乱。
所以，尽管邓小平在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吸取和继承了毛泽东在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时所形成的许多重要的理论成果，但邓小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却并不是对毛泽东探索的直接的直线继续，而是两个不同的探索过程的表现和结果。邓小平说过：“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58]，而完成毛泽东所提出、但没有完成和实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的第二次结合，便是其中的首要；至于做和做好这件事情的具体办法，则是“恢复和坚持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根据这条思想路线来探索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里，邓小平特别强调“我们现在干的事业是全新的事业”[59]。既然探索是从毛泽东开始的，邓小平所实现的归根结底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的第二次结合，那为什么又说是“全新的事业”呢？其原因就在于，邓小平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和毛泽东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是两个并不直接连续的过程，这两个过程不仅在内容上有所不同，而且其实践根据和时代背景也是各不相同的。
（二）两种不同的实践根据
从实践根据来看，如果说毛泽东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历史依据，是在苏共二十大揭开了斯大林的个人迷信以后苏联模式的缺陷日益明显暴露，以及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经验的基础上，在同苏联模式的对比中，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话，那么，邓小平开辟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的历史依据，则首先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特别是1966年“文化大革命”以来的经验教训。就是说，它的直接契机是“文化大革命”。
正因为这样，毛泽东在其探索一开始，在《论十大关系》中，就以“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为基本方针，把苏联的经验教训引为鉴戒以少走一些弯路为目的和方法，全面展开同苏联道路的对比，力求找到反映中国客观经济规律的适合中国的路线。例如，在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问题上，毛泽东指出，苏联和一些东欧国家“片面地注重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因而市场上的货物不够，货币不稳定”，“我们……作得好些”，但“还要适当地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在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问题上，毛泽东指出：“苏联的办法把农民挖得很苦。他们采取所谓义务交售制等项办法，把农民生产的东西拿走太多，给的代价又极低。他们这样来积累资金，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极大的损害”，“我们……是兼顾国家和农民的利益。我们的农业税历来比较轻。工农业品的交换，我们是采取缩小剪刀差，等价交换或者近乎等价交换的政策”；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上，毛泽东指出：“我们不能像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而“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在是非关系问题上，毛泽东认为：“正确的态度应当是，对于犯错误的同志，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允许他们继续革命”，而“斯大林……在社会上不要中间势力，在党内不允许人家改正错误，不准革命”如此等等[60]。
而邓小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的开辟，则首先以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为依据，并且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过程中，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不断作出新概括，逐渐形成和开辟出新道路的。
邓小平指出：“在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以后，多年来没有制定出为发展生产力创造良好条件的政策。社会生产力发展缓慢，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条件得不到理想的改善，国家也无法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这种情况，迫使我们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进行改革”[61]。 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所作、实际上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主题报告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报告，是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十一届三中全会在重新确立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指引下，开始了对社会主义的再认识，实现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僵化半僵化到全面改革，从封闭半封闭到对外开放的历史性转折。
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中，提出了“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的目标和任务。
1979年9月30日，在由邓小平主持起草、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叶剑英代表中央发表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的讲话中，提出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并提出“我们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认真研究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努力走出一条适合我国情况和特点的实现现代化的道路”。
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在发展经济方面，正在寻求一条合乎中国实际的、能够快一点、省一点的道路”，其要点“包括扩大自主权和民主管理，发展专门化和协作，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先进技术和中等技术相结合，合理利用外国资金、外国技术等等”。
1980年2月29日，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讲话指出：“一心一意搞四个现代化建设，必须一心一意地维护和发展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1980年5月5日，邓小平在会见几内亚总统杜尔时说：“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只有这样，才能表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头，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
1981年6月，由邓小平主持起草、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
1.“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
2.“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将在实践中不断充实和发展，但是它的主要点，已经可以从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特别是从‘文化大革命’的教训中得到基本的总结”：
（1）“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必须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党的各项工作都必须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
（2）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从实际出发，量力而行，积极奋斗，有步骤分阶段地实现现代化的目标。
（3）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变革和完善必须适应生产力的状况，有利于生产的发展。……一定范围的劳动者个体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必要补充。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
（4）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以后，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既要反对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观点，又要反对认为阶级斗争已经熄灭的观点。
（5）逐步建设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
（6）社会主义必须有高度的精神文明。
（7）改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民族关系，加强民族团结。必须坚持实行民族区域自治。
（8）必须加强现代化的国防建设。
（9）在对外关系，必须继续坚持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维护世界和平。
（10）加强执政党的党风建设，把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为具有健全的民主集中制的党。
1982年9月1日，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的开幕词中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62]。
1987年10月25日，党的十三大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确立了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主要内容的基本路线：“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党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63]并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六条指导方针，必须：①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②坚持全面改革；③坚持对外开放；④以公有制为主体，大力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⑤以安定团结为前提，努力建设民主政治；⑥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努力建设精神文明。
1992年10月12日，党的十四大高度评价邓小平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所作出的历史性的重大贡献，并根据邓小平1992年初南方谈话的精神，把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要内容概括为九个方面：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社会主义建设的外部条件；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保证；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步骤；社会主义的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以及祖国统一[64]。
1997年9月12日，党的十五大把邓小平创立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正式命名为邓小平理论，把它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写入党章，并高度评价和系统总结了其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有两次历史性飞跃”，继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之后的“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它的主要创立者是邓小平，我们党把它称为邓小平理论”。“在当代中国，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的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65]。
邓小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的开辟，也借鉴了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在东欧国家和苏联发生动乱和剧变解体的过程中，邓小平揭示其原因和总结其经验教训说：“帝国主义肯定想要社会主义国家变质。现在的问题不是苏联的旗帜倒不倒，苏联肯定要乱，而是中国的旗帜倒不倒。因此，首先中国自己不要乱，认真地真正地把改革开放搞下去，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希望。这十年的成绩哪里来的？是从改革开放得来的。中国只要这样搞下去，旗帜不倒，就会有很大影响”[66]；“世界上一些国家发生问题，从根本上说，都是因为经济上不去，没有饭吃，没有衣穿，工资增长被通货膨胀抵消，生活水平下降，长期过紧日子。如果经济发展老是停留在低速度，生活水平就很难提高”。“所以，我们要力争在治理整顿中早一点取得适度的发展”[67]。
（三）两种不同的时代背景
如果说毛泽东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是在以战争和革命为时代主题的条件下进行的话，那么，邓小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则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条件下进行的。
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现在的世界，是处在革命和战争的新时代，是资本主义决然死灭和社会主义决然兴盛的时代。”[68]1957年11月18日，他说：“我认为目前形势的特点是东风压倒西风，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力量对于帝国主义的力量占了压倒的优势。”[69]但从那时以来，世界形势发生了变化，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时代主题越来越明显地发生着由战争与革命到和平与发展的转换。1985年3月，邓小平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70]1990年3月，邓小平又说：“现在旧的格局在改变中，但实际上并没有结束，新的格局还没有形成。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和平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发展问题更加严重。”[71]
时代主题的转换，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提出了严峻的挑战。由于1957年以后的若干年中，我们没有制定出为发展生产力创造良好条件的政策，以致在一段时期里经济长期处于停滞徘徊状态。反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却借助于新技术革命和一系列的自我调节、改良和改善，实现了经济的较快增长。例如，在1953年—1973年间，它们的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速度大大超过了1913年—1950年间的增速。以1973年与1950年相比，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28. 1倍，法国增长了11.7倍，意大利、西班牙、西德增长了9倍以上，英国增长了6.2倍，美国增长了4.5倍，这就拉大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上、综合国力上同我国的差距。在此期间，我国周围的一些东亚和东南亚国家与地区也实现了经济的较快发展，在1992年时，它们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都一倍乃至几倍、几十倍地超过我国。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主义怎样在经济上显示出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越性，成了迫切的政治问题。所以，邓小平对我们大声疾呼“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甚至等于倒退”[72]。而且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提出挑战的严峻性，还在于不仅要有超过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速度，而且要的还是由粗放经营转向集约经营基础上的，以产出质量和生产效益为中心，并且注意环境保护的较高的经济发展速度，因为只有这样的快速发展才是健康的，才能够持续。苏联经济发展速度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不断递减，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时代主题转换对社会主义建设提出的另一个挑战，就是西方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和平演变。邓小平强调说：“资本主义是想最终战胜社会主义，过去拿武器，用原子弹、氢弹，遭到世界人民的反对，现在搞和平演变。”在西方资本主义用这个战略促进东欧国家和平演变的时候，邓小平又指出：“可能是一个冷战结束了，另外两个冷战又已经开始。一个是针对南方、第三世界的，另一个是针对社会主义的。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所谓没有硝烟，就是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73]
但是，在另一方面，时代主题的转换，又为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机遇。这首先表现在它给我们提供了和平的环境，使我们有可能把人力、物力、财力集中到经济建设上去。和平的国际环境是我们一心一意发展经济，逐渐摆脱贫困落后状况的大好时机。这种机遇也表现在它使我们有可能置身于世界经济发展的大潮中，积极利用世界先进的成果，包括世界可能提供的资金、资源和技术，来加快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科学技术革命日新月异的发展引起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变化，也促使世界经济日趋一体化，从而为经济比较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发展良机，使它们可以不必拘泥于西方发达国家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老路，而可以通过加速发展某些新的技术部门，用高新科技对传统产业进行技术改造，同时利用自身的劳动力低廉和有广阔市场等方面的有利条件，引进外国的先进技术和资金，来加速发展本国的经济，迅速缩短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在历史上，有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就是抓住这样的机遇实现经济的跳跃发展，而把原先比自己更发达的国家落在后面的，这方面的典型实例就是美国之于英国。 目前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同样面临这样一种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要是我们能够抓住时机，发展经济，我们同样能较快地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逐步赶上发达国家。所以，邓小平强调说：“现在我们国内条件具备，国际环境有利，再加上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在今后的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出现若干个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比较好的阶段，是必要的，也是能够办到的。我们就是要有这个雄心壮志。”[74]
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在内容上的主要创新
邓小平开辟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被称为新道路，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它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发展变化着的时代特征、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的过程中，顺应时代潮流，从中国当前的实际出发，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提出并实践了一系列重大创新；而后继的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又一代接一代地不断发展着这条新道路，不断地拓宽、加深和继续推进着这种创新。这种创新就其主要之点来说，表现在以下一些方面：
第一，顺应时代主题的转换，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明确地定义为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和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
邓小平指出：“我们搞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社会主义，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只有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国家才能一步步富强起来，人民生活才能一步步改善。只有争取到和平的环境，才能比较顺利地发展。”[75]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明确定义为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社会主义，是邓小平在总结我国多年来离开生产力抽象地谈论社会主义，把许多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并不具有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东西，当作“社会主义原则”加以固守，又把许多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东西，当作“资本主义复辟”加以反对，以致社会生产力发展缓慢，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条件得不到理想的改善，国家也无法摆脱贫穷落后状态历史教训的基础上而提出来的；也是对于只有使生产力迅速发展，才能回答资本主义的严峻挑战、表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才能在此基础上，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本质的深刻揭示。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反映时代精神的重大发展。此后，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胡锦涛在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第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中，又指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并从这个高度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这就进一步拓展和深化了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
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明确定义为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则意味着邓小平在敏锐觉察和牢牢把握时代主题转换的基础上，把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同社会主义牢牢地联结和统一起来。它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将充分利用世界和平的大好时机努力发展和壮大自己，又以自身的发展更好地维护世界和平，实现中国的发展与和平国际环境的良性互动；我们参与维护和建设现存国际体系，又积极推动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的建立；我们坚持独立自主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又积极参与世界经济一体化、全球化发展进程，趋利避害；我们反对霸权主义，也严格约束自己永远不称霸。
在2004年8月22日纪念邓小平诞辰100周年大会上，胡锦涛正式提出了“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策宣示；2005年12月，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政策性文件《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白皮书。这实际上是把邓小平所揭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内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根本战略和对外主张和平的根本战略联结和贯通起来，从发展道路的高度上加以集中的概括和宣示。之后，胡锦涛又在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内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指导方针，拓展成用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贯穿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过程的指导方针；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外主张和平的指导方针，拓展成和世界各国一道，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际战略新理念。
第二，根据我国基本国情，确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方位。
在总结新中国建立以后，我们在认识基本国情、认识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问题上曲折经历的基础上，1987年8月29日，邓小平在《一切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党的十三大要阐述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76]党的十三大据此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77]邓小平反复强调：“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78]在党的十五大上，江泽民在总结十几年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和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经验基础上，提出了从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展开基本路线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使这条基本路线在指导我们各项工作中更便于操作。
在结合着反思和总结我国“大跃进”的经验教训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毛泽东曾经谈话指出：“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79]。邓小平也说过“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毕竟是一项重大的理论创新，它和毛泽东当年的社会主义可分为两个阶段的谈话的区别在于：首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并不是从毛泽东当年的那个设想中延伸演绎出来的，而是从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在实际生活中胜利和挫折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中，在不同社会思潮的交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结束“文化大革命”、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抉择的时刻，右的社会思潮借口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多次发生失误，不承认中国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阶段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主张退回去“补资本主义的课”；“左”的社会思潮则认为不经过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就可以越过社会主义的初始阶段，乃至向共产主义过渡。正是在反对这两种错误思潮的过程中，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有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探索：在邓小平主持起草、叶剑英代表党中央发表的在国庆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指出，同已经有了三四百年历史的资本主义相比，社会主义还处在幼年时期；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还是处在初级的阶段”；党的十二大确认了这个提法；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的决议论述了这个初级的阶段实行的分配、流通和所有制等方面的政策；一直到党的十三大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立论基础。而毛泽东当年的论述，只是一时的设想，并没有成为党据以制定路线、方针和政策的指导思想，其后更湮没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框架之中。其次，在具体内容上也有所不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说的是这个阶段以及在此期间实行的路线、方针、政策都要经历相当长的时期，而毛泽东当年所说却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要比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可能经历更长的时间。
第三，坚持实行改革开放。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的指引下，从农村到城市，从经济领域到其他各个领域，全面改革的进程势不可当地展开了，改革开放成为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性抉择，成为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邓小平曾经说过：“从一九七八年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确定了我们的根本政治路线，把四个现代化建设，努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在这个基础上制定了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主要是改革和开放政策。”[80]从这场改革广泛而深入地重新选择政策和构建体制，以解放生产力、扫除发展生产力的障碍来说，它是一场革命性变革，而从这场改革是要坚持和巩固，而不是要否定和抛弃社会主义制度来说，它又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社会主义的改革所涉及的，首先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动力问题。应当充分肯定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所作出的奠基性贡献，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阐明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指出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发展是相适应的，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也是相适应的，但是，社会主义制度中的不完善的方面、某些环节上的缺陷又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矛盾的，因而在社会主义制度基本适合需要的情况下，仍然需要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调整和解决这些相矛盾的方面。但毛泽东在对这些基本矛盾的具体表现的判断上却出现了失误，他认为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根本原因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存在，国家机构中某些官僚主义作风的存在，国家制度中某些环节上缺陷的存在”，在实际生活中更把它归咎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公有化程度还不够高，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因而离开了生产力发展的实际去盲目追求生产资料公有化程度的提高，不断地发动“兴无灭资”、“割资本主义的尾巴”的斗争，结果遭到严重挫折。邓小平在这个问题上的重大创新在于，他在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围绕着在实际生活中到底是什么在束缚生产力发展的问题，而不是离开了生产力的发展抽象地谈论社会主义，去寻找社会主义制度中的不完善方面和有缺陷环节，并由此得出结论说：“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81]这就找到了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适应需要的情况下，用改革去不断地解决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矛盾的正确途径，也表明我们已经开始找到一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路子，实践已经并将继续证明，只要我们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就能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就会使中国社会永远充满生机和活力。江泽民把改革开放称作“是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从未有过的崭新创造”，认为这是邓小平“创造性地发展毛泽东思想、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理论的最突出贡献”[82]。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同改革一起被列为我国的基本国策的还有对外开放。这既是总结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闭关自守只能导致长期停滞的历史经验得出的结论，又是以宽广的眼光观察世界，顺应世界潮流而采取的重大决策；其根本着眼点在于，在当前世界条件下，我们要更好地利用人类文明成果，去加快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83]由于在对外开放条件下，我们吸收资本主义中一些有用的方法来发展生产力，有的舆论就以为我们这是在搞资本主义，或者以为这样搞最终要走到资本主义。然而，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却清楚地说明，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中一些有用方法去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这既不是在搞资本主义，也不会导致资本主义，“因为我们在改革中坚持了两条，一条是公有制经济始终占主体地位，一条是发展经济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始终避免两极分化”[84]；同时，因为我们要求刹住自由化的歪风，教育人民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就使对外开放会带来一些资本主义腐朽东西和消极影响的风险，比起对外开放加速发展的积极效果要小得多。
邓小平在20世纪70年代作出了必须把我们的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又要充分利用世界的先进成果来加快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决策，并在世界范围内新科技革命、产业结构调整和资金流动浪潮蓬勃兴起时，敏锐地把握住这一发展趋势，作出了要与经济全球化相联系而不是相脱离的决策。20世纪90年代，在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逐渐显现，发生了亚洲金融危机，又出现了反全球化抗议运动时，江泽民又在全面分析经济全球化的正面和负面因素的基础上，果断地确定了以“趋利避害”为方针进一步参与经济全球化，并采取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全方位扩大对外开放的战略举措。
第四，实行由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
多年的经验说明，我国全国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虽曾在全国财经统一、社会主义改造和我国初步工业化建设中起过重要作用，但随着经济规模不断扩大，经济联系日益复杂，它统得过多过死的弊端也日趋明显，如再把发挥市场作用、发展商品经济当作“资本主义”来加以排斥，就会使本应生机盎然的社会主义经济逐渐失去活力。反之，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乡镇企业、特区经济的发展，对外开放的扩展等等事实却说明，在市场作用发挥得比较充分的地方，经济活力就比较强、发展态势比较好；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和世界范围经济发展的实践更说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市场经济，是社会化大生产所必需的。早在1979年11月，邓小平就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产阶级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这是社会主义利用这种方法来发展社会生产力。把这当作方法，不会影响整个社会主义，不会重新回到资本主义”[85]；1985年10月，邓小平说“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86]；在1992年初的“南方谈话”中，邓小平明确提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87]；江泽民据此主张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我们要建立的社会主义新经济体制，1992年党的十四大明确确定了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控制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这就使它具有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所不具备的优势。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又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同，它在所有制结构、分配制度、宏观调控上具有鲜明的社会主义特征，因而也就具有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所不可能具有的优势。这就是说，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我们既要坚持和发扬我们自己的优势，重视自己创造的经验，又要结合中国实际，积极吸收和借鉴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用市场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有益经验，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长处都得到充分发挥。
第五，在所有制结构和分配制度方面进行改革。
由于《关于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规定“总路线的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88]，再加上1955年下半年以后，社会主义改造中存在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过于划一等缺点，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又盲目追求所有制上的“一大二公三纯”，以致长期以来，我国的所有制形式过于单一，不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此，1981年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指出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是我国基本的经济形式时，又正式提出一定范围的劳动者个体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必要补充。1985年，邓小平指出：“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现在占整个经济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同时，发展一点个体经济，吸收外国的资金和技术，欢迎中外合资合作，甚至欢迎外国独资到中国办工厂，这些都是对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89]“吸收外资也好，允许个体经济的存在和发展也好，归根到底，是要更有力地发展生产力，加强公有制经济。只要我国经济中公有制占主体地位，就可以避免两极分化。”[90]党的十五大更以邓小平关于所有制的理论为指导，总结我国改革的实践经验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并强调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实践证明，只有这样，才能使我国的经济充满生机和活力，促进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
相应地，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个人收入分配制度，也必须与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相适应，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规则相适应。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逐步实行了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方针，党的十五大报告更明确规定“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实行按劳分配，这是由社会主义社会的客观经济条件决定的，它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重要体现、坚持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体分配方式，也是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有效途径；但在另一方面，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和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多样化，又决定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必然存在按劳分配以外的多种分配方式。党的十五大明确规定要“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按生产要素分配，就是资本、技术、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所有者按其直接或间接投入生产经营活动的数量和质量或贡献率获取收益的分配方式。这种分配方式源自对生产要素所有权的承认，它是一种能把生产要素所有者的权益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统一起来的分配规则。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为把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这两种分配原则结合起来提供了现实基础。
早在1978年底，邓小平就提出了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政策。他说：“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91]。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议从理论上阐释了这一政策的正确性和合理性，指出如果把共同富裕这个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理解为完全平均或同步富裕，不但做不到，而且势必导致共同贫穷。而且由于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产生的差别，是全体社会成员在共同富裕道路上有先有后、有快有慢的差别，而绝不是那种极少数人变成剥削者，大多数人陷于贫穷的两极分化。所以，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是符合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是整个社会走向富裕的必由之路。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又指出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即“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解决的办法之一，就是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什么时候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在什么基础上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要研究。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92]。 1993年9月，邓小平再次强调说：“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93]
第六，发展社会主义的政治文明。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也把政治体制改革提上议事日程。实际上，早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邓小平就指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场革命既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使之适应现代化大经济的需要”[94]。这里所说的“改变上层建筑”就包含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意思，所以，邓小平后来解释说“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95]。他在总结“文化大革命”中党的民主制度遭到严重破坏，个人崇拜、家长制、“一言堂”盛行，无政府主义思想泛滥的基础上，把发展民主政治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和目标提出来。他强调说：“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96]但这种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或人民民主，而不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民主，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制度，这是我国政治制度的优点和特点，政治体制改革要保持自己的优势，避免资本主义社会的毛病和弊端。“政治体制改革包括民主和法制。我们的民主和法制是相关联的”[97]，是实现民主的法制化。所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坚定不移的基本方针。
党的十五大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在认真总结改革开放以来民主法制建设经验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任务。这就意味着我们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在这种有机统一中，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因为中国共产党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领导核心；人民当家做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出发点和归宿，也是我们党执政的根本目的和可靠基础，离开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当家做主，党的领导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社会主义的政治法律制度就失去了前提和基础；而依法治国则是我们党领导国家的基本方略，因为民主与法治相互依赖、相互促进，密不可分，社会主义民主是社会主义法治的前提和基础，社会主义法治则是社会主义民主的体现和保障。
第七，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
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时又是全面的现代化。早在1979年10月，邓小平就指出：“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98]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特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和重要保证；只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协调发展，这几个文明都建设好，才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982年党的十二大根据邓小平的思想，系统地论述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问题，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和十四届六中全会的决议都重申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特征的论断。邓小平还强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搞四个现代化建设，一定要有两手，只有一手是不行的”，“一手要抓改革开放，一手要抓严厉打击经济犯罪，包括抓思想政治工作。就是两点论”[99]。在深化改革、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更要注意形成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共同理想、价值观念、道德规范和文化条件，防止和遏制腐朽思想和丑恶现象的蔓延；这才能在扩大对外开放、经济全球化和新科技革命的情况下，既吸收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先进文明成果，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和革命文化传统，防止和消除文化垃圾的传播，抵御敌对势力对我“西化”、“分化”的图谋。
面对着21世纪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综合国力剧烈竞争和世界范围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的形势，面对着我国进入小康社会的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要，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全面地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任务。就主要内容来说，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建设社会主义文化是相一致的。这意味着我们要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改造、发展和超越传统文化、外国文化，形成一种崭新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而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深入，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和差异性的不断增长，建设社会的共同思想基础、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积极开展这个体系教育具有越来越迫切的重要意义，胡锦涛在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上，明确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形成全民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和团结和谐的精神纽带；在党的十七大上提出要使广大党员、干部成为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模范；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更把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学习教育列为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一项重要任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包括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以及社会主义荣辱观。其中，重中之重则是理想信念教育。
第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邓小平在开辟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的过程中，十分重视社会建设问题，他要求按照统筹兼顾的原则，来调节各种利益的相互关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并认为没有安定团结的政治环境，没有稳定的社会秩序，什么事情也干不成。江泽民提出要坚持稳定压倒一切的方针，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把不断改善人民生活作为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重要结合点。党的十六大以后，胡锦涛更在新世纪新阶段新的历史起点上，根据加快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现实需要，解决当前影响社会和谐的突出矛盾和问题的迫切需要，把社会建设列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体布局，提出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任务，以及一系列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的重要举措。
自从党的十六大把使“社会更加和谐”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以来，我们党一直在不断深化着关于社会和谐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地位和作用的探索：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将“不断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作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2005年2月，胡锦涛指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强调“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保证”；党的十七大则就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进行了全面部署。在这些部署中，包括：促进教育公平，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扩大就业，促进以创业带动劳动就业；合理调节收入分配，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加快建设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保障人民基本生活；建立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提高全民健康水平；完善社会管理，维护社会安定团结。
第九，把建设生态文明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
我们党在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指导下，历来重视自然环境的保护，为维护自然界的生态平衡进行了不懈的探索，随着生态环境的保护问题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性日益凸现，党的十六大把“促进人和自然的和谐，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列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在党的十七大上，胡锦涛更从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全局的高度，把建设生态文明当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
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生态文明是一种崭新的文明形态；是人类对工业文明进行深刻反思，决心在发展物质生产的过程中，努力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的宝贵成果。它以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宗旨，以建立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模式、健康合理的消费模式以及和睦和谐的人际关系为主要内容，倡导人类在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的基础上追求物质和精神财富的创造与积累。建设生态文明的思想，是我们党在领导和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借鉴国外发展经验和理论，吸取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而提出的。它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顺应世界发展潮流，走出一条不同于传统工业化和现代化，人类创造文明的新路的决心和信心。
第十，用“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祖国的构想解决香港、澳门、台湾问题。
如何和平解决香港、澳门，特别是台湾回归祖国的问题，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一段时期以来，一直是我们的党中央所认真思考和探索的一个重大问题。1958年10月，毛泽东曾经表示，蒋介石“同美国的连理枝解散，同大陆连起来，枝连起来，根还是他的，可以活下去，可以搞他的一套”，“他的军队可以保存，我不压迫他裁兵，不要他简政，让他搞三民主义”。后来周恩来把这些思想概括为“一纲四目”，即台湾必须回归祖国（一纲），除外交之外的所有军政大权、人事安排由蒋决定；所有军政及建设经费不足之数，由中央拨付；台湾的社会改革可以从缓，协商解决；双方互约不派人进行破坏对方团结之事（四目）。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考虑到，如果台湾保留其资本主义制度，使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在一个国家里和平共处和长期共存，不仅有利于保持台湾的稳定和发展，而且有利于祖国大陆对外开放，加速大陆的现代化进程，使大陆和台湾的经济发展取长补短，互助互利，共同发展。同时建立包括台湾地区在内的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有利于更快地实现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使中国更快地进入世界强国之林。因此，在1982年1月11日，邓小平提出了“在国家实现统一的大前提下，国家主体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一个国家，两种制度”[100]。
“一国两制”的构想适用于香港、澳门与台湾，1984年6月，邓小平在会见香港人士时指出：“我们的政策是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具体说，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十亿人口的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101]但台湾与港、澳现状形成的背景有所不同：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其核心是祖国统一；港、澳问题则涉及英国、葡萄牙的殖民主义统治。因此，在那里实行“一国两制”的具体办法也不尽相同。在港、澳问题的解决办法中，体现的主要原则是：必须由中国恢复行使主权、派驻军队；随后50年内现行的社会经济制度、生活方式不变，现行法律基本不变；那里的国防、外交权属中国。而台湾则可维持与外国的民间关系，享有一定的外事权，可拥有自己的自卫力量、军事力量，大陆不派驻军队，有充分的自治权。现在，香港、澳门已经在20世纪末先后回归祖国，与台湾的和平统一还有待继续努力。邓小平强调说：“我们搞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以才制定‘一国两制’的政策，才可以允许两种制度存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个特色，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对香港、澳门、台湾问题的处理，就是‘一国两制’。这是个新事物。这个新事物不是美国提出来的，不是日本提出来的，不是欧洲提出来的，也不是苏联提出来的，而是中国提出来的，这就叫中国特色”[102]。
第十一，调整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和我国的对外政策。
邓小平不仅敏锐地揭示了时代主题由战争与革命到和平与发展的转换，而且据此调整了我们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和我国的对外政策。
首先是根据世界形势的变化，改变了战争不可避免的观点，作出了世界大战是可以避免的论断。邓小平明确指出“我们多年来一直强调战争的危险。后来我们的观点有点变化”；“现在看来第三次世界大战短时期内不会打。当然战争的危险仍然存在，但是可以争取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和平。如果世界和平的力量发展起来，第三世界国家发展起来，可以避免世界大战”[103]。“从全局看，在本世纪和下一个世纪相当一段时间里仗打不起来，我们不要丧失这个时机，而要利用这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的和平时间好好发展自己”[104]。
自从新中国建立以来，我国一直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但是，在面对不同时期的主要威胁，我国在过去又曾先后主张建立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的国际统一战线和反对苏联霸权主义扩张的国际统一战线。到了20世纪80年代，这种组织国际统一战线的战略，显然已经不适合当代和平与发展的要求了，必须加以调整和改变。邓小平指出，过去一段时间，针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威胁，我们搞了“一条线”战略，现在，我们改变了这一战略，这是一个重大的转变，是顺应国内外形势发展的重大决策[105]。这就确定了“真正的不结盟”战略，向全世界表明，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决反对超级大国争夺霸权，决不依附于任何大国或者国家集团。对于一切国际事务，我们都要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自己的立场和政策，不屈从于任何外来压力，不同任何大国或国家集团结盟，不搞军事集团，不参加军备竞赛，不进行军事扩张，不搞政治游戏，不打别人的牌，也不允许别人打中国牌。这样才能不受制于人，才能有效地阻止任何国家和国家集团干涉中国内政、侵害中国的独立和主权，才能同谁都来往，同谁都交朋友，从而在国际关系中发挥积极而独特的作用。
第十二，实施和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反复证明，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而用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来保证党所领导的伟大事业，则是我们党的一条基本经验。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成功地实施了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把党的建设完全纳入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轨道，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因而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在社会上出现一股怀疑和否定党的领导的思潮。对此，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指出，在整个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必须始终坚持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核心的四项基本原则，动摇了这个原则，中国就要倒退到分裂和混乱的状态。而“为了坚持党的领导，必须努力改善党的领导”[106]。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就要自觉地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他指出，要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把我们党建设成为有战斗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成为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坚强核心”[107]，由此开创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它要求我们围绕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条件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个基本问题，从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全面加强党的建设，解决好提高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
在世纪之交，江泽民继续推进着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他指出：“只要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我们党就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永远得到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拥护并带领人民不断前进”[108]。他要求按照“三个代表”要求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在党的十七大上，胡锦涛提出要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改革创新的事业。党要站在时代前列，带领人民不断开创事业发展新局面，必须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自身建设，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为此，党的十七大报告要求必须把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作为主线，要求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贯彻为民、务实、清廉的要求，加强五个方面的建设，这就是：以坚定理想信念为重点加强思想建设，以造就高素质党员、干部队伍为重点加强组织建设，以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为重点加强作风建设，以健全民主集中制为重点加强制度建设，以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为重点加强反腐倡廉建设。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又作出了把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作为党的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抓紧抓好的战略部署。
三、邓小平对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的开辟同毛泽东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一脉相承、与时俱进
尽管邓小平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同毛泽东探索的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相比，实践根据、时代背景不同，在内容上更有很多的创新，但它们却并不是互不相干、完全不同的两回事。邓小平说过：“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109]这清楚地说明了它们是一脉相承、与时俱进的关系。这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七个方面：
（一）两者都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所奠定的根本政治前提下和制度基础上进行的。毛泽东的探索始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邓小平的开辟则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期，这两者都是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我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新中国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根本政治前提下和制度基础上进行的。
（二）两者有共同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强调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邓小平指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一种精神动力”[110]，强调“我们现在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就更要求我们努力针对新的实际，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111]。
毛泽东最早倡导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他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112]。邓小平则指出：“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这条思想路线，有一段时间被抛开了，给党的事业带来很大的危害，使国家遭到很大的灾难，使党和国家的形象受到很大的损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准确地说是重申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113]。
（三）两者都遵循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的基本原则。毛泽东指出“一定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本国的具体情况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114]，“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115]。邓小平则在党的十二大的开幕词中强调：“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116]
（四）两者都以人民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毛泽东说：“我们一切工作于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117]。邓小平反复强调要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判断我们想的事情对不对、做的工作好不好的“根本的衡量尺度”[118]，并把人民利益标准与生产力标准和综合国力标准一起作为判断改革和各方面工作是非得失的根本标准。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要求“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把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看作是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胡锦涛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119]；他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把以人为本奉为核心，要求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的成果由人民共享。
（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毛泽东确立的一些重要思想和制度奉为自身发展的基础。在经济建设方面有：要正确处理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关系的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思想等等；在政治建设方面有：邓小平所说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中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社会主义道路、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的领导、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脱胎于毛泽东所说判断我们的言论和行动的是非的六条标准（是否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巩固民主集中制、巩固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其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毛泽东确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致力于实现毛泽东提出的“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在文化建设方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毛泽东提出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理论以及文艺为人民大众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以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等繁荣科学文化事业的方针；在社会建设方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毛泽东提出的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方针等等；在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方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毛泽东规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人民军队的唯一宗旨，是党指挥枪而不是枪指挥党的建军原则，一整套军队政治工作的方针方法，以及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等等；在国际战略思想和外交方针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毛泽东提出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他制定的维护世界和平、反对霸权主义、中国属于第三世界、中国永远不称霸的基本原则；在党的建设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牢记毛泽东提出的“两个务必”（务必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保持党同人民的血肉联系，保持马克思主义先进政党的本色，防止和平演变。
（六）毛泽东在探索中形成的积极成果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来源或给它提供思想启示。如关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和实现步骤；关于适合我国国情的中国工业化的道路和方针；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发展阶段、经济体制以及民主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等等的方针。
（七）毛泽东在探索中的失误为邓小平开展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积累了经验教训。在1963年9月，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谈到“我们有两种经验，错误的经验和正确的经验，正确的经验鼓励了我们，错误的经验教训了我们”[120]。邓小平则指出：“我们现在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在总结了成功时期的经验、失败时期的经验和遭受挫折时期的经验后制定的。历史上成功的经验是宝贵的财富，错误的经验、失败的经验也是宝贵财富”[12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就是邓小平在不仅吸取了毛泽东在探索中形成的积极成果，而且更加认真研究和总结了毛泽东在探索中的失误的基础上开辟和开创的。例如，邓小平正是在总结“以阶级斗争为纲”导致阶级斗争扩大化乃至“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文化大革命”的教训中，更加强调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应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为此就必须实行改革开放等一系列方针政策的；邓小平正是在总结离开了生产力的发展抽象地谈论社会主义，盲目追求“一大二公三纯”导致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失误的教训中，深刻反思“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问题，提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进而提出社会主义本质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的；邓小平正是在总结经济建设中的急躁冒进、急于求成导致“大跃进”的失误中，强调要正确判断我国的基本国情，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和根据这个实际来制定规划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的。
邓小平曾经说过：“我们搞改革开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老祖宗不能丢啊！”[122]不丢老祖宗，体现了坚持、继承，体现了一脉相承；而结合社会主义建设新的实践经验和新的时代要求，说出诸如“改革开放”这样一些老祖宗所没有说过而又符合客观实际的新话，用这样一些新的思想观点去发展马克思主义，则体现了与时俱进。综观邓小平对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的开辟同毛泽东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先行探索的全部关系，正是这样一种一脉相承、与时俱进的关系。
【注释】
[1] 参见吴冷西：《十年论战》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23—24页。
[2] 参见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082页。
[3]《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9页。
[4]《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2页，第223页。
[5]《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0页。
[6]《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3页。
[7]《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5页。
[8] 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579页。
[9]逢先知：《毛泽东在领导新中国的建立和建设中给我们留下哪些遗产》，参见《毛泽东与当代中国》，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44页。
[10]《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81—182页。
[11]《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99页。
[12]《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23页。
[13]《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2页。
[14]《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7页。(www.xing528.com)
[15] 转引自《三中全会以来的重大决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22页。
[16]《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
[17]《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0页。
[18] 引自吴冷西：《十年论战》（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23—24页。
[19]《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页。
[20]《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69—370页。
[2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修订），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46页。
[22]《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6页。
[23]《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8、80页。
[24]《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3页。
[2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33页。
[26]《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4页。
[27]《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4页。
[28]《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5页。
[29]《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6页。
[30]《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40、439页。
[31]《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页。
[32]《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31页。
[33]《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5页。
[34]《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70页。
[35]《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9页。
[36]《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4页。
[37]《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29页。
[38]《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3页。
[39]《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9页。
[4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论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8页。
[41] 引自《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修订），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45页。
[42]《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81—182页。
[43]《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55页。
[44]《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83页。
[4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页。
[46] 引自《新中国60年研究文集（一）》，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9—10页。
[47] 引自《36位著名学者纵论新中国发展60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86页。
[48]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21—122页。
[49] 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539页。
[50]《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49页。
[51] 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修订），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47页。
[52] 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修订），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45—246页。
[53]《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0页。
[54]《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4—235页。
[55]《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2、223页。
[56]《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5页。
[57]《邓小平年谱1975—1997》 （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68页。
[58]《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0页。
[59]《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4页。
[60]《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44 页。
[61]《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4页。
[62]《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页。
[63]《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5页。
[64]《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3—14页。
[65]《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9—10页。
[66]《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20页。
[67]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54页。
[68]《毛泽东著作选读》（上），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68页。
[69]《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1页。
[70]《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5页。
[71]《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53页。
[72]《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5页。
[73]《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26、344页。
[74]《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7页。
[75]《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28页。
[76]《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2页。
[77]《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5页。
[78]《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0—371页。
[79]《毛泽东文集》第8集，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6页。
[80]《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7页。
[81]《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0页。
[82]《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52—353页。
[83]《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
[84]《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9页。
[85]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36页。
[86]《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8—149页。
[87]《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
[88]《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05页。
[89]《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8页。
[90]《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9页。
[91]《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52页。
[92]《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4页。
[93]《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364页。
[94]《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35—136页。
[95]《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6页。
[96]《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8页。
[97]《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4 页。
[98]《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08页。
[99]《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54、306页。
[100] 转引自《台湾问题与中国的统一》白皮书，载1993年9月1日《人民日报》。
[101]《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8页。
[102]《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17、218页。
[103]《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5、249页。
[104]《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185页。
[105] 引自《邓小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第70页。
[106]《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68页。
[107]《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9页。
[108]载2000年2月26日《人民日报》。
[109]《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0页。
[110]《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3页。
[111]《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6—147页。
[112]《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801页。
[113]《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78页。
[114]《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3页。
[115] 引自吴冷西：《十年论战》（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23—24页。
[116]《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
[117]《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43页。
[118] 引自江泽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93—194页。
[119]《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84页。
[120]《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38页。
[121]《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4—235页。
[122]《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9页。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