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核心内容就是用生态学方法重新建构马克思主义的自然与历史理论。福斯特和奥康纳等人认为，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理论上都忽视了资本主义造成的自然异化的现实，未能从生态学的意义上揭示自然对于人类历史发展的意义，在思维方式上都把自然和文化、自然界和社会对立起来，并各持一端。他们认为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以自然消解文化和社会的历史主动性，而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则以文化和社会消解自然的实在性和意义，其结果是都采取了单一性的、非辩证的思维方式。为了克服这两种缺陷，福斯特在考察了马克思自然唯物主义发展史的基础上，通过阐发自然与自由的关系，建立起自然唯物主义的非决定论的理论框架。奥康纳通过阐发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自然维度与文化维度及其与社会劳动的关系，建立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框架。他们的这种理论建构复兴了马克思主义的自然和历史的唯物主义方法，揭示了马克思主义自然理论对于我们思考和解决全球化时代的政治、经济发展问题的意义。这种理论建构丰富或填补了传统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在文化与自然、消费与自然、技术与自然等方面研究的不足。然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这种建构也还远远没有完成。
由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自然观本身产生和发展的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到目前为止，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自然观还远远没有完成理论模式的整体性构建。莱易斯、阿格尔与奥康纳的研究更多的是侧重于经验研究，他们对马克思主义自然理论的内容与方法的重新阐释也缺少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的整体背景和支持。他们对马克思主义自然理论的生态学建构也还说不上是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佩珀、福斯特与伯克特的研究具有丰富的历史内涵，他们对马克思主义自然理论的理解建立在较多思想史与理论的比较分析之上，但是到目前为止他们也还没能够建构出系统化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理论体系。严格地讲，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自然观还不是一种完备的理论，这种新的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在体系上的缺陷和理论上的错误还有待于进一步修正。正如上一节所论述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一样，甚至与他所批判的技术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一样，在一定意义上仍然具有拉图尔所揭示的“现代性结构”范围的社会与自然二元分割的嫌疑。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应当坚持马克思主义“内在联系”的哲学观，建立一种真正的弥合社会与自然二元分裂的全面的马克思主义自然观，这种自然观既不把自然从社会中分割开来，又不把社会从自然中区分开，这样既避免了要么是自然限制的保守主义要么是社会建构的乌托邦主义的绝对论。在当代生态学理论与生态主义运动发展的基础上继续完善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理论的理解，今后较长一段时期仍然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发展的主要方向。
目前，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正在进一步丰富与完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理论，他们不仅从马克思主义历史文本中深入地发掘马克思主义自然理论的生态蕴含，同时也开拓了一些新的发展空间。佩珀、奥康纳、福斯特与伯克特等人积极地跟随时代发展的步伐，进行理论创新。目前，他们在力争正确把握马克思自然理论文本的基础上，发掘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现实的结合点和生长点。他们对无政府主义、新自由主义、生态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对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歪曲与挑战做出积极的回应，同时积极吸收当代科学发展的积极成果，创新求索当下人与自然矛盾的新理论与新方法。同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们已经发现了存在于他们自身的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类似的问题，即一方面有关马克思主义与自然问题的争论具有学院式理论争论的特征，没有传播到基层和实践中去，另一方面这些争论又具有肤浅的一面缺乏理论的抽象和理论深度。这是一对矛盾，同时也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目前急于解决的问题。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必须突破这一发展的瓶颈，促使真正意义上的现代马克思主义生态自然观的建立。这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自然观自身发展的必然选择。
【注释】
[1]戴维·佩珀著，刘颖译:《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4页。
[2]同上，第166页。
[3]詹姆逊·奥康纳著，唐正东、臧佩洪译:《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1页。
[4]同上，第74页。
[5]何萍:《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作为哲学形态何以可能》，《哲学研究》，2006年第1期。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406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5页。
[8]詹姆逊·奥康纳著，唐正东、臧佩洪译:《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7页。
[9]詹姆逊·奥康纳著，唐正东、臧佩洪译:《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8－10页。
[10]同上，第63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88页。
[12]詹姆逊·奥康纳著，唐正东、臧佩洪译:《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74页。(www.xing528.com)
[13]约翰·贝拉米·福斯特著，刘仁胜译:《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82页。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926－927页。
[15]何萍:《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作为哲学形态何以可能》，《哲学研究》，2006年第1期。
[16]詹姆逊·奥康纳著，唐正东、臧佩洪译:《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页。
[17]同上，“前言”第1页。
[18]约翰·贝拉米·福斯特著，刘仁胜译:《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2页。
[19]Paul Burkett．Marx and Nature: A Red and Green Perspective，1999．New York，St．Martin's Press．8．
[20]詹姆逊·奥康纳著，唐正东、臧佩洪译:《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2页。
[21]同上。
[22]同上，第63页。
[2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17页。
[2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4页。
[25]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1页。
[26]韩立新:《马克思的“对自然的支配”——兼评西方生态社会主义对这一问题的先行研究》，《哲学研究》，2003年第10期。
[27]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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