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理论观点的片面性

二、某些理论观点的片面性

1.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对目前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判断存在着以偏概全的片面性错误

阿格尔的“生态危机取代论”以及奥康纳的资本主义“双重危机”和“二重矛盾”理论都主张用“生态危机论”取代“经济危机论”，自觉或不自觉地利用人与自然的矛盾去取代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矛盾运动，从而必然导致否认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依然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的集中体现，进而取消了进行社会革命的必要性。离开了社会矛盾这一根本矛盾去谈什么人与自然的矛盾是不能根本解决问题的，因为只有生产资料和自然资源的公有制的建立，才能使人们有可能有计划地调节社会关系本身，调节社会和自然界的相互作用。

马克思主义认为，对自然的特定关系是受社会形态制约的，社会制度不同，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是不同的。马克思指出:“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社会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阶段。”^[24]在最初的社会形态，人与自然处于浑然的统一状态，人与人之间是一种依附关系。在第二大形态，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得到普遍拓宽。但是，这种普遍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通过对物的依赖关系来实现的。特别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一切关系都是一种异化的关系，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处于尖锐的矛盾中。在第三阶段，即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25]。在这一阶段，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得到和谐统一。马克思认为，人和自然的矛盾与人和人之间的矛盾是互相交织在一起的，并且人类对自然界的改造和调节从来都受社会生产方式以及同这种生产方式连在一起的社会制度的影响。只有遵循社会发展规律，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克服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分离与对立，达到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统一，从而克服生态危机。但阿格尔、奥康纳等人却将生态因素视为决定因素，主要从生态角度出发构建其理论基础，主张生态问题高于一切，偏离了唯物主义历史观。

阿格尔、奥康纳等人夸张地演绎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的内涵，错误地认为这些问题超越了马克思的问题域，尤其是他们片面地强调生态问题，仅仅从人与自然的关系来分析和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现状，将生态哲学当作其社会政治哲学的基础，从而导致了他们在历史观和方法论上的根本失误。马克思早就论证了经济危机的不可避免性是由资本主义的经济规律决定的，只要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存在，经济危机就不可避免，同时就整个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趋势而言，经济危机始终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危机。我们不能因为资本主义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就从根本上否认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有效性。就目前而言，不是生态危机决定了经济危机，而是经济危机决定了生态危机。生产资料和自然资源私人占有的资本主义制度才是造成人与自然关系恶化的制度根源，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依然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

2.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自然观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一种新人类中心主义的做法仍然缺乏深刻细致的分析，因而很难令人彻底地信服(www.xing528.com)

事实上，马克思的“对自然的支配”应该是三重的，即不仅是“有责任的支配”和“社会批判”这两个层次，而且还应该包括自然不受人支配的“存在论意义”层次，是由这三个层次构成的“三位一体”结构。“存在论意义”层次是基础，其次是“有责任的支配”，再次才是“社会批判”层次。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说马克思的“对自然的支配”不是“主奴”那样“绝对的支配”，才能把他的“社会批判”建立在坚实的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26]。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对马克思主义在环境问题上的基本观点作一个判断，即马克思主义是扬弃自然中心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的对立、主张靠变革社会制度去最终解决环境问题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这种新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没有区分个人中心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的差别。事实上，个体主义的占有性主体观才是现代环境危机的主要根源。而资本主义则可以说是这种观念的制度化。资本主义投资商出于个体利润动机而在投资决策中的短期行为就成为影响整体环境的致命因素。正如福斯特指出的那样，资本主义通过把人类与自然的关系蜕变成一套基于市场和迎合个体私利的公用产品，彻底将人类与从前的历史割裂开来。资本主义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降格为纯粹的个体占有关系，是一种为了形成一种与世界的单方面的、利己主义的关系而将自然从社会中异化出去的行为。马克思指出:“从一个较高级的社会经济形态的角度看，个别人对土地的私有权，和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私有权一样，是十分荒谬的。甚至整个社会、一个民族以至一切同时存在的社会加在一起，都不是土地的所有者。他们只是土地的占有者，土地的利用者，并且他们必须像好家长那样，把土地改良后传给后代。”^[27]真正意义上的对环境问题的考虑需要顾及几代人以后的需要。

3.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关于自然与社会关系的理论仍然是片面的

从阿格尔、莱易斯、福斯特到奥康纳，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用不同的方式对新世纪人类面临的环境问题做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回答，他们从不同的方面对技术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提出了挑战并给予了深刻的批判。奥康纳否认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只通过“矫正”市场就能够解决自然环境问题的可能性，对资本主义带来的深重的自然灾难给予了深刻的批判。格仑德曼对一种通常是与科技发展相联系的乐观主义提出了置疑。这些都是值得称赞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自然与社会、自然与资本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与自然等问题上都作出了有意义的论述。

遗憾的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批判传统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与自然二元论的同时，其自身仍然陷入到社会与自然二元分离的抽象二元论模式之中。自马克思逝世以后，关于马克思与自然问题的研究存在着两种倾向，一种是在某种程度上的自然主义，另一种是反自然主义的社会建构主义。这两种形态都是片面的，它们仍然限定在毫无益处的自然与社会的二元分割的近代二元论思想体系之中。从一定意义上来讲，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建构现代马克思主义自然与社会关系理论时也陷入到这种历史宿命的片面性之中。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资本主义技术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的绿色分子在自然问题上具有某些相同的观点，而这些观点则是他们所反对的，即自然与社会领域的本体论的、理论化和规范性的分割。奥康纳重视自然与社会的相互矛盾，建构确立了一种自然主义的唯物主义;相反，格仑德曼则建立了一种作为安全地控制自然的原则的建构主义。最近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著作仍然把马克思主义限定在一种被诉诸于自然或者社会的世界观之下，以便于作为论点的根据并用来证明行动过程的正当性。因此，在新时期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与自然关系上理论任务的重点仍然是突破这种抽象二元论，建立与完善一种既不借助于自然主义，也不借助于建构主义的现代的马克思主义自然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