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缺陷与社会目标的空想

一、理论体系的缺陷与社会目标的空想色彩

1.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自然观所建构和依据的“新”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与方法存在着缺陷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自然观是建立在一种所谓的“新”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和方法之上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传统历史唯物主义进行批判的同时，都从不同的角度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了所谓的生态学建构。这些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学建构中，以詹姆斯·奥康纳最为激进也最为典型。奥康纳在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建构中引入了文化和自然范畴并把它们与社会劳动范畴相并列，以此共同建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奥康纳所建构的这种“新”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存在着重大的缺陷。

第一，奥康纳过分地强调了文化在历史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因而在其建构的历史唯物主义体系中文化具有“基础”的作用，这严重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原则。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是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统一，并将这种统一贯彻到历史领域来分析和揭示社会历史发展与变迁的规律。奥康纳把文化作为“基础”，作为推动社会历史发展与变迁的本源性存在，这显然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一切唯物主义都承认，物质是世界唯一的本原。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认为，文化是属于观念的东西，是在物质活动中形成的社会意识，是物质的派生物，因而文化不能成为历史唯物主义中本体性“基础”。奥康纳把文化作为社会历史发展与变迁的基础性因素，过分夸大社会意识的能动作用，这就严重地违背了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

奥康纳对文化生产力与文化生产关系的存在进行了论证。他认为，生产力“除了包含有总体的活劳动之外，还包含着劳动力的不同组合或协作方式，而这些方式不仅受技术水平的影响，而且还受到文化实践活动的影响”^[20]。而生产关系“所内含的财富范畴同时也具有文化的意蕴，并且，它所具有的建构特定的剥削方式(强迫劳动以及剩余劳动的剥夺方式等)的方法是受制于具体的文化实践活动的”^[21]。实际上，奥康纳所提出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种文化维度并没有超出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劳动范畴。

第二，奥康纳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与他所批判的“传统历史唯物主义”一样，对自然的理解也存在着缺陷。自然是奥康纳为了建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而引入的另一基础性范畴。奥康纳引用了大量具体事实来论证自然界及其规律对人类实践活动的影响。奥康纳虽然否定了唯心主义历史观的环境决定论，但在实质上，他的理论与地理环境决定论一样都过分地强调地理环境对历史发展与变迁的决定作用。他是在承认社会劳动对社会历史发展与变迁的决定作用的前提下证实自然界是社会历史的发展与变迁的另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因素的。奥康纳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以看到了自然界的自在规律性而标榜其在唯物维度上的彻底性。奥康纳的历史唯物主义让人感觉到:物质具有两个层次，一层是与人的物质实践相关，即“人化自然”，一层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在自然”。很显然，奥康纳的这种处理自然概念的方法实际上是把哲学上物质的概念具体化和简单化了。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物质概念则更具抽象性、总体性和丰富性的特点，奥康纳对自然的理解仍然是有缺陷的。(www.xing528.com)

奥康纳提出了自然生产力和自然生产关系范畴并进行了论证。他指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跟地球上物质和能量的热力学原理、化学循环的运作以及动植物的生态分布问题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22]在自然界确实存在有自发的、不受人的意志支配的运动规律，而且也会对社会实践产生影响。恩格斯早在《自然辩证法》中就对这一问题进行过论述，他指出，人类违背自然规律特别是生态规律都将会受到惩罚，“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23]而且在马克思主义经典的历史唯物主义解释中，都明确地承认地理环境即自然对历史发展和变迁起着促进或延缓的作用，因为人们在社会实践中需要考虑自然的因素，但这并不是构成自然维度的生产关系的充分条件。奥康纳有关自然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影响的分析仍然没有超出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劳动范畴。

总之，奥康纳虽然分析揭示了被形而上学的传统历史唯物主义所遮蔽的文化与自然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意义，但过分地夸大了它们在社会历史进程中的作用，试图在社会劳动之外构筑一种新型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是缺乏根据的。

2.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自然观所主张建立的那种以人类共同的利益和需要为基础的人与自然之间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公正与和谐统一，在现阶段还难以实现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坚持人类的可持续生存利益高于一切，坚持用人类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为标准来规范人类的当前行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强调人类利益的整体性的同时，却淡忘了人类利益的区别性，只强调人类共同的责任，呼唤全球生态意识，而忽视了不同国家、不同民族有区别的环境责任和现实能力。虽然佩珀提出了“生态帝国主义”概念，奥康纳与福斯特等人也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造成环境的破坏性结果的责任进行了区分，但这些都不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主要内容，而且这种揭示与批判也是不彻底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强调人类存在统一的全球利益之时，对现实世界中利益主体多元化的客观事实有所忽略，对生活于同一时代中的各民族、各国家之间的权利和义务探讨得不够，因此，他们始终提不出一个建立在解决南北的经济政治关系基础上的保护全球生态环境的现实方案。而离开此前提，西方发达国家仍然会以“人类的利益”为幌子，推行环境利己主义。我们认为，在全球性问题迫近的今天，保护全人类的利益，应当成为我们的最高价值尺度。但是，与此同时，我们又不能离开客观存在的各种群体即不同种族、民族、国家、阶级之间的利益差异来抽象地谈论“人类的利益”。事实上，那种超越各群体间利益差异与对立的“类主体”并不真实存在，而依据这种类主体提出的人类行为准则也无法在现实世界得到统一实施。由于现实世界存在着阶级利益、国家利益的差异，故而当代的环境污染和环境危机已经不是一个抽象的人类主体与自然界相对立的问题，而是广泛涉及国际政治、经济、贸易和文化的问题，是涉及不同利益集团之间以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之间矛盾的重大问题。为此，我们需要追求一种健全的人类中心主义，它要求人们具体地对待人类整体利益问题，反对任何独占人类名分的“个人本位”行为，尊重各主体对生存利益的合理要求，通过协调类与各群体之间涉及自然资源的利益差异和矛盾，去规范人对环境的行为，以达到促进人类持续生存和健康发展的最终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