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生态社会主义，追求公平正义

二、建设生态社会主义^[96]，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

作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主要代表人物的佩珀、奥康纳与福斯特等人都承认:“资本主义的生态矛盾使可持续的或‘绿色’的资本主义成为一个不可能的梦想，因而是一个骗局。”^[97]关于摆脱全球生态危机的道路与未来前景，他们都提出走以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超越资本主义和传统社会主义的生态社会主义的道路，建设一个生态和谐、社会公正的未来社会。

1.詹姆斯·奥康纳关于生态学社会主义可行性的论证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在批判资本主义不可持续性的同时，他们大都从生态学的角度论述了实现社会主义的必然性，他们对社会主义的可行性进行了研究。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詹姆斯·奥康纳对这一问题的论述。

奥康纳把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区分为传统社会主义和生态学社会主义。奥康纳认为，从理论上看，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更能够达到生态平衡，社会主义革命的生态危害性事实上要比资本主义相互间的对抗以及它们的反革命行为的生态危害性要小得多。但同时他又认为，在实践中，传统社会主义国家也对自然造成很大的伤害:“社会主义国家跟资本主义社会同样迅速地(或者更快地)耗尽了它们的不可再生资源，它们对空气、水源和土地等所造成的污染即便不比其对手资本主义多，至少也同后者一样。”虽然他对社会主义对自然造成的伤害原因及影响程度进行了辩解:“由于社会主义国家的财产关系和法律关系是不同于资本主义世界的，所以，对它们来说，环境破坏的原因和影响又是不一样的。”但同时，他又认为，社会主义国家是从西方引入技术、生产系统和劳动控制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社会主义国家环境破坏的原因同资本主义国家是类似的。“而且，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经济的增长和发展是具有压倒一切的优先权，就此而论，自然退化的原因和后果基本上也是一样的。”^[98]由此看来，社会主义在理论上讲是可持续的，而实践中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证明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同样是不可能走向真正的可持续发展的。因此，奥康纳认为，取代现行的资本主义的不是传统社会主义，而是与生态学结合的生态学社会主义。

奥康纳认为，把生态学与社会主义结合起来，即生态学社会主义在理论上是可行的，在实践中这种结合也是存在的。他指出:“有很多理由可以坚信，不论带有尝试性质和实验性质，这些以及其他一些生态学社会主义趋势都绝不会是昙花一现，它们使我们得以在讨论生态学和社会主义时把这两者看成似乎是相互之间没有原则矛盾的。”^[99]奥康纳论证道:首先，“世界资本主义的矛盾本身已经为一种生态学社会主义趋势创造了条件”。这表现在，第一，“与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一直持续到现在的世界性的社会和生态危机有关”。“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西方资本主义的生命力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生产的社会和生态成本的大规模外化的基础上”，“资本主义已证明自己就是社会主义与生态学能达成某种婚姻关系的媒人，或者更谨慎地来讲，如果说这种婚姻关系的前景还遥不可及，那么至少可以说，某种婚约关系已经开始了”;第二，“与基本的生态问题的性质有关，这类问题从范围上来讲大多是国家性的和国际性的以及地方性的”。“大部分世界性的生态问题是不能在地方性的(生态/地理)层面上得到恰当地阐述的”^[100]。其次，“社会主义和生态学根本不是相互矛盾的，也许他们恰恰是互补的”。这主要表现在:第一，“社会主义需要生态学，因为后者强调地方特色和交往性，并且它还赋予了自然内部以及社会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以特别重要的地位”;第二，“生态学需要社会主义，因为后者强调民主计划以及人类相互间的社会交换的关键作用。”^[101]最后，奥康纳强调指出，把生态学与社会主义结合起来是十分必要的。这是因为，“我们需要‘社会主义’，至少是因为应该使生产的社会关系变得清晰起来，终结市场的统治，并结束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剥削;我们需要‘生态学’，至少是因为得使社会生产力变得清晰起来，并终止对地球的毁坏和解构。”^[102]

在奥康纳看来，实现生态学社会主义的现实可能性在于扬弃传统社会主义和生态学之间的矛盾。但是，这种扬弃并不是指去定义一个把社会主义和生态学这两方面的因素都包含在内，但实际上又不等同于这两者的新范畴。真正需要扬弃的矛盾存在于地方主义(或去中心主义)和中心论之间，即存在于自我决定与生产的全面计划、调节和控制之间。就实践层面来说，地方主义就其本质而言在政治上是行不通的，而中心论则是已经自我毁灭了。同时，废除国家是行不通的;依靠那种“民主”在其中仅仅具有一种程序性的或形式的意义的自由主义民主国家同样也行不通。因此，奥康纳认为，“惟一可能的行得通的政治形式，——即也许可以很好地协调好生态问题的地方特色和全球性这两个方面之间的关系的政治形式，应是这样一种民主的国家:在这种国家中，社会劳动的管理是民主化地组织起来的。”^[103]在奥康纳看来，建立生态学社会主义不仅是必要的，而且还是现实可能的。

2.詹姆斯·奥康纳的生态学社会主义概念

奥康纳以“什么是生态学社会主义?”为题论述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生态学社会主义实践目标的具体内容。奥康纳首先论述了生态学社会主义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和历史基础。他指出，“今天的这些激进的绿色(和绿色的激进)运动，可以说根源于20世纪末世界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人类与自然界正处于一种冲突之中”。“一方面在过去的二三十年时间中，环境和社会问题的增加已经超过了任何一种理性的预计;另一方面，在上述同一时期内，过去的那种对资本和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及社会性的规范形式，在那些渴望参入新全球经济的分赃的新自由派政府手里，已经部分地或者说全部地被解除了。”这种情况也最终“导致了一些有关社会变化的新理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就是其中之一)以及一些新的社会物质性实践活动，生态学社会主义就是其中之一。”^[104]在这里，奥康纳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生态学社会主义概念进行了区分:前者是有关社会变化的新理论，而后者是一些新的社会物质性实践。

奥康纳对现实中的社会主义以及自称与社会主义有关联的三种社会发展模式进行了分析和批评。他指出某些东方国家的前一现实社会主义在经济上、道德上以及其他一些方面是失败的，南方国家的带有社会主义特征的民族主义发展模式已经破产，西方国家的社会民主主义式的凯恩斯主义福利国家制度的合法性已经丧失。这种情况要求重新界定社会主义理论。奥康纳提出要“复活社会主义理念”:“第一，把它从对定量性改革实践和分配正义的迷恋中拯救出来，代之以(或补充进)定性的改革实践和生产性正义;第二，从意识形态上斩断它与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关联。”在此基础上，社会主义理论应该被重新界定为:“在实践中，重点关注对资本主义的定性批判，这也包括对生产性正义的重视;在理论上和政治上，对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批判，使国家民主化;另外，它明显还是国际主义的。”^[105]通过上述“复活社会主义理念”和对社会主义重新进行理论界定，奥康纳提出了自己的生态学社会主义概念。他指出:“生态学社会主义”是指这样一种理论与实践:“它们希求使交换价值从属于使用价值，使抽象劳动从属于具体的劳动，这就是说，按照需要(包括工人的自我发展的需要)而不是利润来组织生产。”^[106]在这个定义中，生态学社会主义在理论上不仅研究资本主义的劳动过程，而且也研究使用价值和需要的结构。在奥康纳看来，他所界定的这种生态学社会主义所寻求的正是使传统社会主义本身的批判性理想得以实现。

为了进一步说明生态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性和实践特征，奥康纳在《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一书中专门列出了一个《传统社会主义与生态学社会主义的比较和对照》的详细列表，从“概论”、“危机理论”、“生产资料的国有化/社会化”和“社会运动/社会主义”等角度比较了传统社会主义与生态学社会主义的异同。他认为，传统社会主义实践追求的是高工资、缩短劳动时间、充分就业、控制租金、资助小农场主等，对资本主义进行的批判往往是一种定量性的理论批判。同时，传统社会主义关联于资本的生产和再生产，最终导向了“分配性正义”的要求。他指出，这样，“社会主义就否认了自己的第一原理”^[107]。在奥康纳看来，生态学社会主义在理论上是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影响或建构生产力的方式的一种批判，而在实践中则是对这些生产力和再生产力的一种批判。这种批判从各种社会运动或斗争中获得其规定性，目的是以替代性的技术、劳动关系、交通模式、抚养方式等等为基础来修缮或废除这些生产力和再生产力。生态学社会主义追求的目标是生产性正义。他指出:“生产性正义强调能够使消极外化物最少化、使积极外化物最大化的劳动过程和劳动产品，……生产性正义将需求最小化，或者说，彻底废止分配性正义，……正义之唯一可行的形式就是生产性正义，而生产性正义的唯一可行途径就是生态学社会主义。”^[108]这些比较分析中，奥康纳既对资本主义进行了批判，同时也对传统社会主义进行了批判，并且这两种批判在程度上是一样的。在我们看来，奥康纳对传统社会主义的误解是极深的。最后，他指出:“我关于生态学社会主义的理念不仅在于指出具体劳动(劳动与土地)以及使用价值/需求应该受到批判，而且还在于我认为它们正在受到各种社会运动的批判。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生态学社会主义严格说来并不是一种规范性的主张，而是对社会经济条件和日益逼近的危机的一种实证分析。”^[109]在他看来，这种批判不仅表现在理论上，而且在现实中也业已存在:“生态学社会主义已经来临，它们形式迵异，并且丰富多彩。”^[110]这主要体现在激进绿色主义对资本主义世界的阐释以及它就业已存在的极度不平等和不合理的全球经济所提出的各种替代性方案中。

3.佩珀的生态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方案

与奥康纳一样，佩珀首先分析了生态社会主义产生的现实历史背景。他指出，现代以来，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生态矛盾”日益突显，即资本主义制度内在地倾向于破坏和贬低物质环境所提供的资源与服务，而这种环境也是它最终所依赖的。从全球的角度来说，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正在产生诸如全球变暖、生物多样性减少、水资源短缺和造成严重污染的大量废弃物等不利后果。然而，这些严重的环境问题对每一个人的影响也是不均等的，富人比穷人更容易地免除这种影响，而且更能够在面临危险时采取减缓策略以确保自己的生存。面对严重的资本主义生态矛盾，西方政府和那些“发展中世界”的政府却仍然在那里编织着诸如“生态现代化”的实现等新自由主义乌托邦幻想。佩珀指出:“资本主义的生态矛盾使可持续的或‘绿色’的资本主义成为一个不可能的梦想，因而是一个骗局。”^[111]同时他也认为，当前的社会主义实践存在着与资本主义同样的问题，或者说犯有同资本主义相同的错误。他指出:“我们可以从东欧和其他地区的‘社会主义’国家所犯的错误中，看到社会主义与自然关系的实践后果——大规模的污染和环境破坏。”^[112]在佩珀看来，需要提出一种真正的社会主义，即生态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变得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他指出，这种社会主义是真正按照马克思主义方法和生态原则“组织物质生产和社会与文化生活的一种新方式，而绝非是过去错误地自称为‘共产主义’的国家专制体制的等价物;我们正在谈论的是一种真正的社会主义，……这需要一种把动物、植物和星球生态系统其他要素组成的共同体带入一种兄妹关系，而人类只是其中一部分的社会主义。”^[113]

在《生态社会主义》一书的“结论:社会主义与环境”一节中，佩珀集中地论述了他所理解的生态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归结性地提出了生态社会主义的主要原则和策略。

第一，“生态社会主义是人类中心论的(尽管不是在资本主义——技术中心论的意义上说)和人本主义的。”^[114]佩珀认为，生态社会主义拒绝生物道德和自然神秘化以及这些可能产生的任何反人本主义。人类本身并不是原罪的污染物，现行的社会经济制度才是环境污染的根源。人类并不是外在于社会的非人自然，而自然也是社会产生的。因此自然的异化是与我们自己的部分的分离。佩珀指出:“通过生产资料共同所有制实现的重新占有对我们与自然关系的集体控制，异化可以被克服:因为生产是我们与自然关系的中心，即使它不是那种关系的全部内容。”^[115]也就是说，人类不应该在试图超越自然限制和规律的意义上支配或剥削自然，但是，为了集体的利益，我们应该集体地支配(计划和控制)人类与自然的关系。

第二，“生态社会主义对资源问题的回应不仅仅局限于分配”^[116]。在佩珀看来，生态社会主义不承认存在着对作为社会主义发展需要的人的发展产生影响的非历史性限制，但是生态社会主义认为最终的自然限制构成了人类改造力量的边界。同时，每一种社会经济形式都有着与自身的具体历史条件(包括一定的非人环境在内)相关的存在方式与发展动力。因而，一个既定的生产方式的自然限制，并不是所有生产方式的普遍限制。变革生产方式则意味着要改变多种需求关系改变资源供应并解决一系列生态难题。佩珀指出:“生态社会主义将改变需求，遵循威廉·莫里斯的多样化路线重新界定财富，而这也包括一个所有人都拥护有合理的物质富裕生活的‘底线’。但是，所有这些物质需要一般来说在社会主义发展中将总是变得更加复杂和丰富。”^[117]

第三，“生产和工业本身将不会被拒绝。如果说不是被异化的，它们是解放性的。”^[118]佩珀认为，资本主义最初发展了生产力，但现在它阻碍了生产力的无异化的及合理的发展。因此，资本主义必然要被社会主义发展所代替。在这种社会主义社会中，“技术(a)是适应所有自然(包括人类)的而不会对它造成破坏;(b)强化了生产者的能力和控制力”。他进一步指出:“在社会主义发展中，通过一个有能力的‘国家’或相似的制度实现的计划是重要的:如果没有复杂的管理和社会结构以确保民主参与、民权和经济资源的平等协调，没有国家的、没有货币的小规模的公社化或其他非正式的选择性形式是不可行的。”^[119]

第四，生态社会主义按照需要而不是按利润进行的资源开发与分配，并在世界范围内按照这一原则进行交换与交流。生产不再建立在工资奴隶制基础上而是建立在自愿劳动的基础上，绝大多数人都希望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并与其他人和睦相处。佩珀指出:在生态社会主义社会，“个人愿望在很大程度上与强烈的共同体精神相一致，虽然像拥有土地那样一些现存的‘自由’将会丧失，而且，人们可能会感到巨大的压力而不想成为自由的搭便车者。”^[120]

第五，“基本的社会主义原则——平等、消灭资本主义和贫穷、根据需要分配资源和对我们生活与共同体的民主控制——也是基本的环境原则。”^[121]佩珀认为，在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解中，真正的共产主义可以被表述为，人们不再通过它体验一种环境危机:非人的自然将被改变而不是被破坏，同时，创造出更加使人愉快的环境而不是破坏环境。

第六，实现共产主义的生态社会主义战略可能不尽相同，但它们都承认要“控制而不是绕过资本主义的潜在需要”。佩珀指出，生态社会主义承认，工人运动仍然是社会变革中的一个关键力量。同时，“尽管没有忽视社会化、教育和观念的力量，社会变革和历史发展的途径将是唯物主义的——承认经济组织和物质性事件在影响意识和行为中的关键重要性。”^[122]对于生态社会主义运动来说，潜藏的阶级冲突仍潜在地是一种强大的变革力量，而阶级分析也依然重要。

在论述当前生态社会主义实践时，佩珀认为，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论指导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目的是促进“实践应用”，即人们通过自己的行动创造自己的历史。因而，生态社会主义原则也只有与各种生态运动相结合才具有意义。生态社会主义合理地支持意在改变当前不合理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制度的各种生态运动。佩珀分析了部分地接受生态社会主义原则的几种当前有代表性的生态主义运动。他指出，虽然这些运动没有一个是完全让人满意并在理论上是无懈可击的，但它们都值得生态社会主义支持和模仿。在他看来，当前情况下，“一种反对性的生态社会主义观念和行为路线的发展和扩展，将有助于资本主义的变革，并减少它的未来损失”。同时他相信，“激进的社会变革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不断发生的并且总是有可能出现的”^[123]。

在所建构的生态社会主义理论与方案上，奥康纳与佩珀有着许多一致性的地方。他们都强调历史时代的变化决定着马克思主义需要提出一种新的社会主义原则、策略和目标;他们在展开对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进行批评的同时，也都对传统的社会主义实践进行了批评，他们一致地认为，未来代替资本主义社会的不是现存的社会主义模式而是生态生态社会主义社会;他们都对在马克思主义对生态主义运动的指导作用给予肯定，并对当前各种“红”“绿”融合的社会变革模式给予了赞赏，并认为这是走向生态社会主义的一条现实道路。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原则上，在实现生态社会主义的现实道路上，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都存在着一定的误解。尤其是奥康纳，他比佩珀走得更远一些，实际上，他在批评马克思主义和现存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偏离了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正确方向。相比较而言，佩珀的生态社会主义理论与方案比奥康纳更具有现实性。

【注释】

[1]政治生态学(political ecology):按照西方学者在2003年的总结，当代西方学术界在以下五个方面使用政治生态学概念:用来解释环境问题、人的需求和广泛政治制度的关系;阐述支持深绿环境主义及其对现代化与资本主义评论的政治行动主张;使用“生态学”来作为政治关系相互联系的隐喻，但后人同样用这个术语来描述环境运动;用来分析马克思主义者对物质主义、社会主义及资本主义社会本质所进行的讨论;当作不包括具体“生态”问题讨论的一般意义的环境政治学的术语使用。还有学者指出，提出政治生态学这个概念“是为了帮助理解环境变化——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环境变化——的政治起因、条件和衍生物”。(布鲁斯·米切尔:《资源与环境管理》，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22页。)事实上，在西方一些主要的大学，政治生态学这门课程被定位于研究自然与社会的关系，例如美国伊力诺伊大学在春季课表中介绍为“政治生态学通过研究自然与社会的关系而将社会与生命物理过程融合起来”;而科罗拉多大学则介绍为“政治生态学可以被定义为广义的生态政治学:环境的政治学”。(李刚:《生态政治学:历史、范式与学科定位》，《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5年第2期。)詹姆斯·奥康纳在《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条注释中提出了政治生态学的概念及来源的问题:“政治生态学……是社会科学所提出的一系列中心问题的历史性派生物，这些中心问题是有关从生物—文化—政治的复调式角度来观察的人类社会，与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人化了的自然界之间关系的。它建构起了一个各种学科能在此交绘的共同语境。”“主要有两种理论思潮对政治生态学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它们是政治经济学和生态学分析的思潮，前者坚持把权力的分配关系与生产活动联系起来，后者则对生物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做了广泛的研究。”(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14－115页。)本文是从更为广泛的意义上提出政治生态学概念的，实质上是分析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当代社会与自然关系即自然与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与生态主义、自然与社会主义等问题的观点。

[2]本·阿格尔著，慎之等译:《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20页。

[3]同上，第17页。

[4]Andre Gorz．Ecology As Politics［M］．Boston: South End Press，1980．p.21．

[5]本·阿格尔著，慎之等译:《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86页。

[6]同上，第490页。

[7]俞可平:《全球化时代的“社会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231页。

[8]Andre Gorz．Ecology As Politics［M］．Boston: South End Press，1980．p.5－6．

[9]Ibid．

[10]Andre Gorz．Ecology As Politics［M］．Boston: South End Press，1980．p.5－6．

[11]Ibid．，p.20．

[12]Ibid．，p.21－22．

[13]Andre Gorz．Ecology As Politics［M］．Boston: South End Press，1980．p.25．

[14]Ibid．，p.26－27．

[15]Ibid．

[16]Ibid．

[17]新陈代谢是对英文metabolism一词的翻译，马克思和恩格斯所使用的是德文词stoffwechsel，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既有新陈代谢又有物质变换的意思，本文则统一称作新陈代谢，而对于物质变换的裂缝(metabolic rift)通称为新陈代谢断裂。关于马克思的新陈代谢概念，日本的吉田文和认为，马克思是在三种意义上使用的:第一，当马克思谈到“社会的新陈代谢”时，它是指“商品的交换(使用价值的转换)的新陈代谢”;第二，当马克思谈到“自然的新陈代谢”时，它指的是“化学变化的新陈代谢”;第三，“人和自然之间的新陈代谢”。(岩佐茂著，韩立新等译:《环境思想》，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第121页)

[18]约翰·贝拉米·福斯特著，刘仁胜译:《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58页。

[19]同上，第172－179页。

[20]施密特著，欧力同、吴仲昉译:《马克思的自然概念》，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91页。

[21]约翰·贝拉米·福斯特著，刘仁胜译:《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75页。

[22]同上，第174页。

[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5页。

[24]约翰·贝拉米·福斯特著，刘仁胜译:《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75－176页。

[25]同上。

[2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22页。

[27]约翰·贝拉米·福斯特著，刘仁胜译:《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76页。

[28]约翰·贝拉米·福斯特著，刘仁胜译:《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75－176页。

[2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88页。

[30]约翰·贝拉米·福斯特著，刘仁胜译:《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76页。

[3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916－917页。

[32]同上，第552－553页。

[33]约翰·贝拉米·福斯特著，刘仁胜译:《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70页。

[3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916－917页。

[35]同上，第139页。

[36]约翰·贝拉米·福斯特著，刘仁胜译:《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82页。

[37]约翰·贝拉米·福斯特著，刘仁胜译:《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83页。

[38]同上。

[39]约翰·贝拉米·福斯特著，刘仁胜译:《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93页。

[40]郭剑仁:《评福斯特对马克思的物质变换裂缝理论的建构及其当代意义》，《武汉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

[41]约翰·贝拉米·福斯特著，刘仁胜译:《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96页。

[42]詹姆逊·奥康纳著，唐正东、臧佩洪译:《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7页。

[43]同上，第13页。

[44]詹姆逊·奥康纳著，唐正东、臧佩洪译:《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94页。

[45]同上，第196页。

[46]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56页。

[47]詹姆逊·奥康纳著，唐正东、臧佩洪译:《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62－268页。

[48]詹姆逊·奥康纳著，唐正东、臧佩洪译:《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53页。

[49]同上，第198页。

[50]詹姆逊·奥康纳著，唐正东、臧佩洪译:《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55－256页。

[51]同上，第256－257页。(www.xing528.com)

[52]同上，第202页。

[53]詹姆逊·奥康纳著，唐正东、臧佩洪译:《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53页。

[54]同上，第257页。

[55]詹姆逊·奥康纳著，唐正东、臧佩洪译:《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29页。

[56]同上，第257页。

[57]同上，第486页。

[58]詹姆逊·奥康纳著，唐正东、臧佩洪译:《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84页。

[59]詹姆逊·奥康纳著，唐正东、臧佩洪译:《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94页。

[60]同上，第375页。

[61]詹姆逊·奥康纳著，唐正东、臧佩洪译:《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82－383页。

[62]同上，第377页。

[63]詹姆逊·奥康纳著，唐正东、臧佩洪译:《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91－393页。

[64]詹姆逊·奥康纳著，唐正东、臧佩洪译:《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94－395页。

[65]同上，第401页。

[66]詹姆逊·奥康纳著，唐正东、臧佩洪译:《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9页。

[67]John，Mackenzie．What is to be(un) done? Praxical Post-Marxism and Ecologism［M］，Dialogue(2003) 1: 2 pp31－54．

[68]安德鲁·多布森著，郇庆治译:《绿色政治思想》，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30、264－265页。

[69]John，Mackenzie．What is to be(un) done? Praxical Post-Marxism and Ecologism［M］，Dialogue(2003) 1: 2 pp31－54．

[70]安德鲁·多布森著，郇庆治译:《绿色政治思想》，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30、264－265页。

[71]John，Mackenzie．What is to be(un) done? Praxical Post-Marxism and Ecologism［M］，Dialogue(2003) 1: 2 pp31－54．

[72]安德鲁·多布森著，郇庆治译:《绿色政治思想》，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30、264－265页。

[73]John，Mackenzie．What is to be(un) done? Praxical Post-Marxism and Ecologism［M］，Dialogue(2003) 1: 2 pp31－54．

[74]John，Mackenzie．What is to be(un) done? Praxical Post-Marxism and Ecologism［M］，Dialogue(2003) 1: 2 pp31－54．

[75]Ibid．

[76]John，Mackenzie．What is to be(un) done? Praxical Post-Marxism and Ecologism［M］，Dialogue(2003) 1: 2 pp31－54．

[77]John，Mackenzie．What is to be(un) done? Praxical Post-Marxism and Ecologism［M］，Dialogue(2003) 1: 2 pp31－54．

[78]Ibid．

[79]戴维·佩珀著，刘颖译:《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3页。

[80]戴维·佩珀著，刘颖译:《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76页。

[81]詹姆逊·奥康纳著，唐正东、臧佩洪译:《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86页。

[82]詹姆逊·奥康纳著，唐正东、臧佩洪译:《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58页。

[83]唐奈勒·H·梅多斯等著，赵旭译:《超越极限》，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年版，第228页。

[84]唐奈勒·H·梅多斯等著，赵旭译:《超越极限》，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年版，第230页。

[85]同上，第231页。

[86]约翰·贝拉米·福斯特著，耿建新、宋兴无译:《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28页。

[87]同上，第95页。

[88]同上，第68页。

[89]同上，第71页。

[90]约翰·贝拉米·福斯特著，耿建新、宋兴无译:《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71页。

[91]同上，第71－72页。

[92]同上。

[93]约翰·贝拉米·福斯特著，耿建新、宋兴无译:《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75页。

[94]同上，第85页。

[95]同上，第128页。

[96]“生态社会主义”与“生态学社会主义”在本文中是作为具有相同意义的概念使用的，指按照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方法建构起来的符合生态规律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之所以出现两个概念，其一是因为原著作者使用的词语不同，其二是国内的翻译的理解与用词不同。在《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中，佩珀使用的是“eco-socialism”一词;在《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奥康纳使用的是“ecological socialism”。前者在国内被译为“生态社会主义”，后者则被译为“生态学社会主义”。二者的意义是一致的，只是用词习惯的不同。

[97]戴维·佩珀著，刘颖译:《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39页。

[98]詹姆逊·奥康纳著，唐正东、臧佩洪译:《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07－409页。

[99]同上，第430页。

[100]同上，第430－432页。

[101]詹姆逊·奥康纳著，唐正东、臧佩洪译:《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34－435页。

[102]同上。

[103]同上，第439页。

[104]詹姆逊·奥康纳著，唐正东、臧佩洪译:《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前言”第2－5页。

[105]詹姆逊·奥康纳著，唐正东、臧佩洪译:《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15－516页。

[106]同上，第525－526页。

[107]詹姆逊·奥康纳著，唐正东、臧佩洪译:《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15页。

[108]同上，第538页。

[109]同上，第527页。

[110]詹姆逊·奥康纳著，唐正东、臧佩洪译:《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29页。

[111]戴维·佩珀著，刘颖译:《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39页。

[112]同上，“中译本前言”第1页。

[113]同上，“中译本前言”第4页。

[114]戴维·佩珀著，刘颖译:《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54页。

[115]同上，第355页。

[116]同上。

[117]同上。

[118]戴维·佩珀著，刘颖译:《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55页。

[119]同上，第356页。

[120]同上。

[121]同上。

[122]同上，第356－357页。

[123]戴维·佩珀著，刘颖译:《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57－3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