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日益严峻的人类生存困境，许多有识之士均提出了自己的拯救策略。《超越极限》一书的作者梅多斯等人认为，要摆脱目前的生态危机必须进行一场革命。他们指出:“我们在此谈论的是一场革命，但这个革命并没有政治意义，并不像法国大革命。它更多地具有像农业革命或工业革命那样的深刻含义。”[83]他们把这场农业革命与工业革命之后的第三次革命称作“可持续革命”。他们把这场可持续革命与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在人类历史上的意义并列起来予以思考，突出了这一场革命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梅多斯等人首先对农业革命与工业革命的发生及其意义进行了阐述。他们认为:“农业是对野生生物稀缺的一种成功反应。它允许人口持续缓慢地增长，这种人口增长经过几个世纪的积累而达到了一个惊人的数字，从1000万发展到1750年的8亿。至此，庞大的人口又造成了新的稀缺性，尤其是在土地和能源方面。另一场革命于是就变得刻不容缓了。”[84]在这种情况下，工业革命应运而生。工业革命带来了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也给人类的生活和整个世界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就像马克思所描述的，工业革命“所造成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世代代所造成的生产力还要大、还要多”。同时，工业革命也带来了另外一面。历史学家唐纳德·沃斯特写道:在工业社会，“每个人以一种直接的、精力充沛的、独断的方式来对待地球。……他们必须把所有他们身边的东西——土地、自然资源、劳动力——视为是可能在市场上赚取利润的潜在商品。他们必然要求拥有不受外界规则干扰的生产、购买和出售这些商品的权利……随着需求的多样化以及市场的泛滥，人类和自然的其他部分之间的联系被淡化成了赤裸裸的工具主义。”[85]在他们看来，这种赤裸裸的工具主义导致了巨大的物质生产力和现在支撑着超过50亿人口的拥挤的世界。泛滥的市场导致了对环境的肆意掠夺。工业革命的成功如同游牧和农业的成功一样，最终导致了更进一步的稀缺，不仅是猎物、土地、燃料和金属的稀缺，还有环境吸收能力的稀缺。因此，工业革命又产生了对另一场革命的需要。他们指出，这场可持续性革命已经在进行之中了，我们每一个人都应为这一可持续性革命做出自己的贡献。
相比较而言，福斯特是把这一问题纳入到马克思主义的视阈内进行研究的。他从人与环境关系的视角审视当代人类面临的问题，他认为要改变当前人类的生存困境就必须进行一场社会变革。在这一点上，他与梅多斯等人的观点是一致的。福斯特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对这场社会变革的目标和方法进行了科学的分析和论述，他的论述要比梅多斯等人的思想更彻底、更科学。福斯特首先对一些经济学家、环境保护论者以及科学家所提出的解决当前环境危机的方法进行了分析。他认为，环境经济学家和环境保护论者的“自然资本化”与“引导技术向良性的方向发展”的方法并不能解决当代环境危机。针对于环境经济学家的“自然资本化”方案，他在分析后指出:“然而不论描述自然资本的修辞如何动听，资本主义体系的运行却没有本质上的改变，也不能期望它改变。把自然和地球描绘成资本，其目的主要是掩盖为了实现商品交换而对自然极尽掠夺的现实。”[86]针对于环境保护主义者提出的通过使用技术来解决环境危机的方法，他指出:“在(资本主义)这种体制下，将可持续发展仅局限于我们是否能在现有生产框架内开发出更高效率的技术是毫无意义的，这就好像把我们整个生产体制连同非理性、浪费和剥削进行了‘升级’而已。我们只能寄希望于改造制度本身，这意味着并不是简单地改变该制度特定的‘调节方式’(正如马克思主义调节理论家们所言)，而是从本质上超越现存积累体制。能解决问题的不是技术，而是社会经济制度本身。在发达的社会经济体制下，与环境建立可持续关系的社会生产方式是存在的，只是社会生产关系阻碍了这种变革。”[87]同时，福斯特还认为，“世界科学家”团体与世界观察研究所的科学家们提供的理论和策略存在着缺陷，对于解决当前环境危机来说仍然是无力的。他指出:“全世界的自然科学家虽然做了大量努力来警示我们人类和地球所面临的危机，但却没有足够的能力认识到问题的根源(甚或无法认识到危机的严重程度)，因为他们大都没有深入探究生态危机背后的社会问题。危机的原因需要超出生物学、人口统计学和技术以外的因素作出解释，这便是历史的生产方式，特别是资本主义制度。”[88]在福斯特看来，从本质上说以上这些方法仍然没有跳出资本主义制度的圈子，他们都没有抓住环境问题的根源和本质，因而表现出不彻底性。(www.xing528.com)
福斯特同时还分析了理性的社会制约的问题。他指出:“全球性生态矛盾无法逃避，除非采取资本主义制度本质上不可能提供的理性制约措施，别无办法。”[89]福斯特通过引用马克思的经典论述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写道:“这个领域(自然必然性王国)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90]马克思还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类与地球(或土地)物质变换关系的削弱形成了制约因素，迫使其“把这种物质变换作为调节社会生产的规律，并在一种同人的充分发展相适合的形式上系统地建立起来”。因此，“对土地这个人类世世代代共同的永久的公共财产，即他们不能出让的生存条件进行自觉的合理的经营。”[91]福斯特指出，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可持续发展”。他认为，马克思所说的这种可持续发展只有在社会制度发生改变后才能实现。不能超出社会制度发生变革这个语境，否则要求对人类与自然的关系进行理性的社会制约也存在着危险。因为资本主义制度同样也强调社会制约的必要，并且按照其自身的发展方向调整进程。同时，人类的傲慢自大使我们不能敏感地领悟到生态的重要，因而也会造成新的灾难。因而在福斯特看来，人类只能审慎地对待理性的社会制约的作用，它并不能彻底解决环境危机。他指出:“所以答案是，只有通过社会和生态革命才能解决所面临的这些问题。拒不解决问题就是放弃人性，地球也将因此产生预期的恶果。”[92]福斯特认为，选择一种与生态更加协调的社会发展形式是可能的，但条件是顶着发展名义的畸形发展必须得到纠正。新的发展形式追求适度，而不是更多。它必须以人为本，特别是要优先考虑穷人而不是利润和生产，必须强调满足基本需求和确保长期安全的重要性。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承认“发展生产本身并不能消除贫困”这一早已被浪漫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批评家们所认识的古老真理。
福斯特指出，导致目前全球生态危机的主要历史根源就在于“资本与自然之间的致命冲突”。由于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因此，对自然的剥夺也是一部分对另外一部分的剥夺，环境恶化也是人类关系的恶化。他强调，“因此生态发展也是环境公正的问题，为创建更加绿色的世界而进行的斗争也必然与消除社会不公的斗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93]针对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他始终坚信，这种结果并不是不可避免的，“就人类而言，趋势并不等于命运”。要改变人类目前的命运，一切取决于人们的社会斗争、社会运动和所能建立起来的社会组织。他指出:“在目前历史发展的紧要关头，需要进行一场像农业和工业革命一样规模的‘环境革命’。这种环境革命要想取得成功，必须超越资本主义当前的生物圈文化和它产生的政治‘更高的不道德’，用一个生态与文化多样性的世界取而代之。这将是一个更具有更完全更普遍自由的世界，因为它植根于公共道德并且与地球及其生活环境和谐一致。”[94]福斯特认为，开展广泛的生态转化运动和创造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作为整个社会与环境革命的一部分，必须大力削弱国家与资本的合作关系，因为这始终是构成资本主义制度的最重要的环节。国家与资本的这种合作关系，必须由一种崭新的民主化的国家政权与民众权力之间的合作关系所取代。同时，这种转化需要革命性的变革，而不仅仅是摒弃资本主义的积累方式及其对人类和环境的影响。他指出:“社会主义——从正面而不是负面取代资本主义——对任何转化过程都至关重要，因为它对世界范围平等变革的广泛承诺，反映了对各种不同社团需要之间相互适应方式的理解，‘这种方式不排除任何一个人，并且能满足全球环境的需要。在社会主义体制中，最大规模和最严重的破坏环境的根源将以一种自身显现出超越资本能力而不仅仅是反对其利益的方式被直接加以铲除’。”[95]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福斯特的“环境革命”与梅多斯等人主张的“可持续革命”有着显著的不同，虽然都强调这一革命具有农业和工业革命同样的意义，但后者是在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的社会改良，而前者是一场消除现行资本主义社会制度、铲除生态危机制度根源的社会革命，比后者更彻底、更革命，目标也更明确、更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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