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资本主义生产的二重矛盾与可持续性发展问题
奥康纳重点从两个方面对“资本主义与自然”问题进行了讨论。其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降低或破坏包括环境在内的生产条件的方式。奥康纳指出,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资本主义与自然界之间,或者说,资本的自我扩张和自然界的自身有限性之间的总体性矛盾。一方面,资本主义是一种经济发展的自我扩张系统,其目的是无限增长,或者说是“钱滚钱”。利润既是资本进行扩张的手段又是其扩张的目的。然而另一方面,自然界却是无法进行自我扩张的。自然界自身的发展对容纳资本的扩张是有限度的。二者之间存在着在资本主义社会内根本无法解决的矛盾。最终的结果是导致了“我们不得不面对被贬损了的自然界,拥挤的城市以及处处感到孤独、异化和被剥削的人群”[42]。其二,同时也是由于第一个方面即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导致我们不得不思考的一个问题:“资本主义能否持续发展下去”[43]。奥康纳在区分了传统马克思主义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危机的不同理解的同时,阐述了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理解。
1.传统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与自然问题的理解
奥康纳在阐述自己对资本主义与自然这一问题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解之前,首先分析了传统马克思主义在这一问题上的观点。奥康纳认为,在传统马克思主义中,马克思与恩格斯等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尤其是马克思的思想是最为主要的。奥康纳指出:“马克思对那些把生产过程中的剥削方式自然化的政治经济学家的批判,并没有遮蔽他对自然系统在资本的生产和流通过程中的重要性的重视。他非常清楚‘劳动不是物质财富的惟一源泉’。”[44]马克思已经认识到了自然界在生产过程中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中具有一定的作用。奥康纳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都清楚地意识到了资本主义对资源、生态及人类本性的破坏作用。他指出:“他们由以出发的一个理论前提是:自然(或‘生产的外部条件’)仅仅是资本的出发点,而不是其归宿。”[45]恩格斯在谈到资本主义生产和交换时就指出:“当一个资本家为了直接的利润去进行生产和交换时,他只能首先注意到最近的最直接的后果。一个工厂主或商人在卖出他所制造的或买进的商品时,只要获得普通的利润,他就心满意足,不再去关心以后商品和买主的情形怎样了。这些行为的自然影响也是如此。”[46]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对资本主义给物质生产和市民社会所带来的很多独特的环境问题都进行了界定。他们注意到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过程导致了资源的消耗与枯竭、大量的废弃物以及严重的污染。恩格斯指出,我们每一次对自然界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马克思也强调,资本主义农业对自然界和人类的身体健康是有害的。同时,他们也对他们那个时代的资本主义所导致的一些废弃物排放和污染问题进行了具体的研究。马克思由此还研究了资本主义条件下自然与社会之间新陈代谢的断裂和可持续性发展的问题(参见上一小节的分析)。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已经对资本主义对自然界所构成的全球性破坏进行了界定与分析,这些都对当前正确理解资本主义与自然问题提供了借鉴。奥康纳对传统马克思主义对“充满危机的资本主义制度的阐释”以及“对作为危机依赖性制度的资本主义及其向社会主义转变问题的阐释”[47]进行了细致的分析,他认为,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这种阐释为一种‘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提供了出发点。”[48]这是奥康纳对传统马克思主义在资本主义与自然问题上的积极贡献所作的中肯和正面的评价。
奥康纳认为,虽然传统马克思主义在认识资本主义与自然的问题上具有积极的意义,但同时又存在着许多不足。他指出,作为马克思主义主要创始人的马克思没有对能源经济学投注足够的理论注意力。事实上,资本主义的生产是建立在能源流动与转换的基础之上的。资本主义生产不仅建立在对不可再生性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上,而且对土地、水资源、空气、野生动物等等,以及整个生态系统都会产生破坏性的作用,而这又会反过来限制未来的资本主义积累得以实现的可能性区域。奥康纳指出:“尽管马克思恩格斯是研究由资本主义的发展所导致的社会动荡问题的重要理论家,但他们两人确实没有把生态破坏问题视为其资本主义的积累与社会经济转型理论中的中心问题。他们低估了作为一种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所带来的资源枯竭以及自然界的退化的厉害程度。他们两人同时也没有能够准确地预见资本在‘自然稀缺性’面前的重构自身的能力,以及资本所具有的保护资源和防止或消除污染方面的能力(这些措施往往是无效的)。”[49]事实上,正如在上一段落中所论述的那样,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了许多关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导致自然的异化的有价值的观点。例如,马克思认为,历史过程中的社会“仅仅是自然的占有者、拥有使用权的人……他们必须把它以一种改进了的形态传递给他们的后代”。恩格斯也已经“以一种环境主义的意识预见到了生态科学的出现”。但在奥康纳看来,他们的这些观点,强调的是控制自然界的能力,而不是自然界自身的自主性和不可预料性。同时他们对科学抱有彻底的希望,他们的思想游离于环境伦理学和价值学以及自然界的情感价值理论之外。这也使得不管是右翼的还是左翼的生态学,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从异于马克思主义思想传统中发展起来的。因此,奥康纳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所留下的只是一种生态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的朴素遗产,不管是生态系统的分析,还是对热力学系统以及能源的生产和消费的分析都没被融入他们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以及资本主义积累和经济危机的理论之中。
奥康纳指出,马克思本人在自己的理论阐述中确实很少涉及资本由于对其自身的社会及环境条件的损害而导致资本对生产条件修复的成本增加并因而对资本获得利润的能力造成威胁,即带来了经济危机潜在威胁的问题。奥康纳进一步认为:马克思对资本由于上述原因而导致的对其自身发展构成限制的程度问题谈得较少;马克思对围绕着生产条件的供应而展开的社会经济及政治斗争所需要的成本及变化性(灵活性)的影响问题谈得很少;马克思对生产条件的物质维度与社会维度之间的关系问题也没有展开讨论[50]。虽然马克思的确说过一种理性的农业与资本主义制度是不相容的,但在奥康纳看来,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对生态具有破坏作用的那些农业耕作方式会提高资本的各种要素的成本,这一点反过来又预示着一种独特类型的经济危机,即资本的生产不足的危机的来临,而马克思却从来没有考虑这种情况存在的可能性。奥康纳指出:“换句话说,马克思没能把多方面的因素统一起来,并且阐明‘自然性的妨碍因素’有可能是由资本主义所导致的,即‘第二重’的资本化的自然。马克思虽然作出了暗示,但始终没有发展出如下的观念:资本主义的矛盾有可能会导致一种在危机及社会转型问题上的‘生态学’理论。”[51]因此,在奥康纳看来,不管是马克思本人,还是其他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没有能够发展出一种理论,来解释由危机所导致的资本主义生产条件方面的变化与生态学社会主义的条件的建立之间的关系问题。他指出:“这里实际上形成了一个理论真空,一个连接地带,而对于这一地带中具有开放头脑的人来说,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到来应该是一件受欢迎的事情。”[52]因此,奥康纳得出结论:“资本主义的第二重矛盾”的理论也许是关键性的一种理论思路。
2.资本主义的二重矛盾与二重危机理论
奥康纳以上对马克思以及他所称的传统马克思主义所作的许多不实批评,其实质是为他提出资本主义的“二重矛盾”与“二重危机”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作铺垫。奥康纳所说的区别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这种‘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所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与其生产条件之间的矛盾、资本的生产不足与经济危机之间的矛盾,以及由危机所导致的把生产关系及社会关系重新整合进具有更为明显的社会性以及由此而可能出现的社会主义性的形式之中的过程”[53]。在这里,奥康纳集中地论述了他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矛盾以及危机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新理解,提出了建构一个新的资本主义危机批判理论的目标。
奥康纳要建构的这种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突出之处是他的资本主义的“二重矛盾”与“二重危机”理论。他指出:“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危机及向社会主义转型的理论,其出发点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与此相反,在经济危机及向社会主义转型问题上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其出发点则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生产力),与资本主义的生产条件,或者说‘社会再生产的资本主义关系及力量’之间的矛盾。”[54]其中,前者,即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被奥康纳称作资本主义的第一重矛盾,它们之间的矛盾运动会造成由于需求不足而导致的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而后者,即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及生产力)与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之间的矛盾被奥康纳称作资本主义的第二重矛盾,它们之间的矛盾会造成因资本的生产不足而形成的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在他看来,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同时存在着第一重矛盾及其引起的危机和第二重矛盾及其引起的危机,但第二重矛盾占主导地位。
奥康纳的资本主义第二重矛盾理论的核心概念是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他对资本主义的第二重矛盾和危机理论内涵的阐释以及对生态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分析都是以这一概念为基础的。奥康纳是在继承马克思和波兰尼相关思想的基础上展开他的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条件的论述的。在对生产条件进行界定之前,奥康纳首先提出了资本主义化的自然界的定义:它并不是作为一种商品生产出来的,但却被当作一种商品来对待。他指出:“这种观点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卡尔·波兰尼,当然,它同样可以归功于卡尔·马克思。”[55]在波兰尼看来,劳动和土地并不是在市场的力量和价值规律的推动下,被当作一种商品生产出来的,但是劳动和土地却被当作一种商品来对待,它们被附上了抽象的价值,因此,它们是虚拟的商品。这成为奥康纳对资本主义生产条件进行定义的主要基础。奥康纳介绍了马克思的生产条件概念的具体内容:一是“外在的物质条件”,或者说是进入到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之中的自然要素;二是“生产的个人条件”,它指的是劳动者的“劳动力”;三是马克思所说的“社会生产的公共的、一般性的条件”,譬如“运输工具”[56]。他认为,马克思的生产条件概念可以被解读为与波兰尼的劳动与土地范畴相似的意思,奥康纳接受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条件的这种分类和界定方法。按照这种思路,奥康纳把资本主义生产条件定义为:“它并不是作为商品,并根据价值规律或市场力量而生产出来的但却被资本当成商品来对待的所有东西。”[57]他认为,自然、城市空间与基础设施、社区以及劳动力都是符合这个定义的,也都属于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他进一步指出,生产条件包括商品化或资本化了的物质和社会行为,而商品的生产、分配与交换(严格意义上的)本身除外。这样,奥康纳在马克思和波兰尼的基础上增添了资本主义生产条件的时代内涵并使之具体化,从而为深入分析资本主义的第二重矛盾提供了理论准备。
奥康纳指出,在当代发达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条件被政治化,由于生产条件被忽视而导致的生产性能力的破坏所引起的危机就不再是资本的生产过剩危机,而是资本的不充分发展的危机。危机不仅来源于传统马克思主义所说的需要层面,而且也来自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所说的成本层面。有两种而不是一种类型的矛盾和危机存在于资本主义之中,因此,有两种而不是一种类型的危机所导致的社会结构的重新整合和重构内在于资本主义之中。奥康纳是通过类比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第一重矛盾理论的形式来阐述资本主义第二重矛盾理论的具体内容的。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注重揭示资本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以及由这一矛盾所导致的资本的生产过剩而形成的经济危机,从而探寻实现社会主义的可能途径。奥康纳所建构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则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与资本主义生产条件的矛盾是最为主要的矛盾,由此而导致了资本主义的生产不足而形成的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对于出现第二重矛盾的原因,奥康纳解释为:“是资本主义从经济的维度对劳动力、城市的基础设施和空间,以及外部自然界或环境的自我摧残性的利用和使用——之所以是‘自我摧残性’的,那是因为,当私人成本转化为‘社会成本’的时候,健康和教育的成本、房屋及商业性的租金以及从自然界中榨取资本要素所要付出的代价都将会上升。”[58]在奥康纳看来,当今的资本和国家作为能为资本的未来积累提供本质构架的一种新的管理形式,可以被看作是自相矛盾的。资本主义条件下,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个体资本继续以任何一种可能的方式把成本降下来;他们在这样做的同时无意间抬高了资本总体的成本,同时,正像第一重矛盾所凸显的那样,也威胁到自身的市场。由此,当前资本所面临的不仅是成本的上升,而且还有市场需求的疲软,也就是说,资本同时面临着第一重和第二重的矛盾。(www.xing528.com)
奥康纳认为,由于存在着资本主义的第二重矛盾,资本主义再生产必然会带来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为了获取无限的剩余价值和利润,资本家一定会不断地扩大自己的生产,而资本主义再生产要顺利进行,则必须有足够的资本积累,其来源就是对工人剩余劳动的剥削和进行技术革新。奥康纳指出,资本主义条件下,如果经济不断增长,对原料的需求也就会不断增加,那么原料在不变资本的支出中占有更大的份额,原料在商品的价值中也因此占有更大的比重。这样,资本就会加大对开采自然资源的投资,也就意味着生产成本增加,利润率和积累的增长就会因此受到抑制。与此相反,如果资本能够更有效地生产原材料和提高其使用水平,那么成本和价格就会下降,平均利润率就会上升,原材料开发和积累的速度就会加快。由于原材料价格相对便宜,因此带来了积累过程的加快和对资源需求的扩大,并同时带来了资源的快速消耗和衰竭的危险。因此,奥康纳认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必然结局是对自然资源越来越高的耗费和对自然界越来越严重的污染。他最终归结性地指出:“资本主义积累一般而言会导致一定类型的生态危机;经济危机与部分相异、部分相似的生态问题(当然是具有不同厉害程度的)联系在一起;资本的外在性障碍表现在稀缺资源、城市空间、健康及训练有素的雇佣劳动者以及其他一些生产条件方面,它们有可能会使成本增加,从而对利润构成威胁;最后,以保护生活条件、森林、土壤质量、环境的舒适、卫生条件以及城市空间等等为目的的环境运动及其他社会运动,也有可能提高成本,并使资本缺乏灵活性。”[59]这样,资本主义的第二重矛盾不仅导致了生态危机同时也导致了经济危机,生态危机反过来又会由于增加资本的成本和环境运动而进一步加剧经济危机。
3.“可持续性发展的资本主义是否可能”的问题
奥康纳对“可持续性发展的资本主义是否可能”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在回答这一问题之前,奥康纳首先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概念上的廓清。他认为,“可持续性”首先是一个意识形态的和政治的问题,而不是一个生态的和经济的问题。“可持续性发展的资本主义”同时具有实践和道德两个方面的限定。他指出,就目前来看,“持续”一词是在以下几个方面被使用的:“在全球化的资本主义积累‘过程中起维护’作用;为这个世界上的各民族‘提供生活必需品’;对于那些其生活方式正受工资和日常消费形式戕害的人来说,则是‘忍受不屈服’。”[60]奥康纳认为,除此之外,还应该加上“持续”的第四种含义,即“生态可持续性”。虽然对这一表述的准确含义还没有形成一致的意见,但这一含义却是这四种含义中间最为重要的。
奥康纳认为,如果以上面所提出的这四种方式给“持续”这一概念下定义,那么回答“可持续性发展的资本主义是否可能?”这个问题的简短答案就是:“不。”如果答案稍长一点的话那就是:“大概不。”在回答“一个生态上具有可持续性的资本主义是否可能”这一问题时,他认为,“除非等到资本改变了自身面貌以后,到那时,银行家、短期资本经营者、风险资本家以及CEO(执行总裁)们在镜子中看到的将不再是他们现在的这副尊容,舍此而外,这种生态上具有可持续性的资本主义绝无可能。”[61]现实的情况是,正如前面一节里所分析的一样,资本主义社会不仅存在着“第一重”矛盾,同时当今资本主义社会还面临着另一个似乎不可解决的难题(“第二重”矛盾),即由资本与自然(以及其他一些生产条件)之间的矛盾所导致“成本型”利润的收缩,另外,还有环保运动以及其他一些社会运动对资本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奥康纳认为,当代资本主义面临双重矛盾,即资本与人的矛盾和资本与自然的矛盾。这样,“由于自由民主国家和资本自身的本性使然,非但资本顺利解决‘第一重矛盾’的能力大可怀疑,而且它成功地解决这‘第二重矛盾’的能力也是不可靠的”,因此,一次普遍的经济衰退所带来的是难以确定的政治的——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的和生态的——后果,“全球经济调整的前景同全球环境调节的远景一样暗淡”[62]。
奥康纳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环境政策、需求危机、成本危机、生态效应、南部国家的条件以及政治可能性等多个方面证明了资本主义实现可持续性发展的不可能性。
第一,奥康纳认为,在如今,任何一个可持续性的经济实体都要以一个能够确认和调控资本主义“第一重的”或“内在的”矛盾的全球性的政治经济体系为前提。这就意味着,这种经济实体要能够可持续发展,就必须拥有在全球范围内,或者起码在西方七国工业集团之间进行宏观经济调控的能力,这实际上是一种国际性的凯恩斯主义。然而现实的情况却是这样的,这种国家凯恩斯主义调控体系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时起就已弱化或自我解体了。另外,冷战结束后,美国在全球经济中的中心地位——作为世界现金出纳机——正在终结。就目前而言,那种真正按照合作精神组织起来的全球性的调控前景并不美妙,它就像在19世纪90年代的那次生产过剩危机中的国家调控一样糟糕无比,可以说,效果几近于零。因此,从这种现实层面的情况来看,“世界资本主义的可持续性或许要比大多数经济学家们所认为的要弱得多”。
第二,奥康纳认为,可持续性发展的资本主义要求所有这三种生产条件(即人类劳动力、环境和市政基础设施)在恰当的时间和地点,以适当的数量和质量,按合适的虚拟价格出现。但是众所周知的是,这三大生产条件,在供给上的严重瓶颈会危及个别资本单位的生存能力,甚至还会危及整个部门或全国的资本主义秩序。这些瓶颈因会抬高成本削弱资本的适应能力而会威胁资本主义的可持续性。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增长的极限”并不首先表现为劳动力、原材料,清洁水源和空气、城市空间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的绝对性的短缺,而是会表现为高成本的劳动力、资源以及基础设施和空间。这就对资本的盈利能力构成了巨大的威胁。奥康纳指出:“总而言之,生产条件的资本化——尤其是环境和自然的资本化——具有提高资本成本并降低其适应能力的倾向。”“最糟糕的情况是:个别资本受到高成本和低需求的双重挤压而更为强有力地去削减成本,从而更加激化了资本主义的第一重和第二重矛盾。”[63]显然,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是不大可能持续下去的。
第三,奥康纳指出,从实践的层面上来看,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多元主义的与妥协性的政治逻辑常常阻碍了那种总体性的环保、市政和社会规划的发展。国家的行政部门或官僚机构的逻辑是非民主的,因此,环保动机以及其他一些问题源自于下层。而且,资本的扩张逻辑是反生态的、反城市规划的与反社会的。在生产条件危机的政治解决方案的发展过程中,结合在一起的这三种逻辑之间仍然存在着矛盾。因而这些矛盾的系统化的“资本主义解决方案”仍是遥不可及的。奥康纳指出,关于某种生态性的资本主义或某种可持续性的资本主义的理念,在理论上至今未得到清晰的表述,更不必说它可以在某种制度化的基础设施中得到体现了。这样产生的结果是:“在每天报纸的大标题中我们都可以不停地看到新的卫生保健危机、环境危机以及城市危机。同时,在许多地方,我们所能看到的现实与远景也只能是:劳动者中的文盲越来越多,由于工资过低租金过高,他们中的许多人无家可归,惊恐不安地生活在一个满是污染的城市中,在拥塞不堪的交通面前寸步难行,而且甚至连清洁水源都不能得到。”[64]
最后,奥康纳指出,从国际宏观经济调控的角度看,资本主义是没有可持续性的,那么某种全球性的危机,资本价值的普遍贬值以及某种经济萧条就将是必然的。他认为,一次真正的经济萧条可能就是环境的全面恢复规划中的一个机遇,这种可能性也是存在的,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这种可能性很小。事实上,从20世纪70年代晚期、80年代早期直到90年代晚期,世界上的大部分国家处于中右翼势力和右派政府的统治之下,它们没有能力带领资本主义去改善生活、劳动、城市或环境状况。这些政府实施的政策和措施带来的结果只能是使事情变得更糟。因此,“在未来的某个时刻,一次全面的社会和政治危机是很有可能出现的,这么说的理由就在于:这些运动的要求与以利润为导向的现存经济和政治结构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到那时,就会出现大量的‘社会病态’。”[65]这种大量出现的“社会病态”最终同样会导致资本主义社会难以持续下去。
总之,根据奥康纳的分析来看,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存在着双重的矛盾与危机,其可持续性发展是不可能的。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