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与自然新陈代谢的断裂与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研究

二、资本主义社会与自然新陈代谢^[17]的断裂

高兹在《政治学与生态学》一书中指出，政治生态学把人与自然的新陈代谢视为生态学与政治学之间有机联系的真正中介，从而也把人与自然的新陈代谢作为自己的对象领域。他认为，这种新陈代谢既可以从自然方面分析，也可以从社会方面分析。从自然方面分析，可以看到这种新陈代谢是由支配各种物质过程的自然规律支配的;而从社会方面分析，则可以看到这种新陈代谢是由支配劳动分工和财富分配的制度化规范支配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论述了人与自然的新陈代谢的两个基本范畴:一种是在生产过程中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和能量的交换，即生产力范畴;另一种是支配人与自然新陈代谢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即生产关系范畴。高兹认为，马克思的这种人与自然新陈代谢的社会理论是政治生态学的理论来源和基本框架。福斯特在《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一书中对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人与自然新陈代谢的理论进行了重新的解释。他以马克思的《资本论》为研究对象和理论根据，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与自然关系恶化问题进行了历史唯物主义和生态学分析。

福斯特认为，在马克思成熟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中，正如在《资本论》中所表现出来的那样，马克思采用了新陈代谢这一概念。马克思运用这一概念来定义劳动过程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同时，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城乡之间的相互敌对的分裂，使这种新陈代谢中出现了一个“无法弥补的裂缝”。因此，在生产者联合起来的社会条件下，应该有必要“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使之完全超越资产阶级社会的容纳范围^[18]。福斯特概括性地提出了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新陈代谢的基本观点，重新阐述了马克思的这一理论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生态危机中的重要作用。

1.人与自然新陈代谢概念分析

首先，福斯特较为详细地论述了马克思的新陈代谢概念的来源和主要内涵。福斯特通过介绍新陈代谢这个概念的来源来论证马克思对李比希的新陈代谢概念的继承和超越。福斯特指出，新陈代谢一词最早出现在1815年。在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这个词被德国的生理学家们用来表示身体内与呼吸有关的物质变换。1842年，李比希在《动物化学》这部著作中给予这个词以更加广泛的应用。李比希赋予了新陈代谢概念以农业化学和生理学的内涵，使得这个概念被用来解释自然界中无机物质和有机生命物质中的物质变换及无机界和有机界之间的联系和统一。李比希的这种使用新陈代谢概念的方式，使得在世界统一性的基础上研究自然和社会间以及社会内部的新陈代谢关系成为可能。福斯特指出:“马克思在19世纪60年代早期写作《资本论》时深受李比希分析的影响”，“他在《资本论》中对这个概念的用法总是接近于李比希的观点”^[19]。福斯特不同意施密特在这一问题上的看法。他指出，施密特在《马克思的自然观》中认为，马克思简单地继承了德国化学家雅可比(Jacobi)关于“摩莱肖特(Moleschott)的新陈代谢理论”。福斯特认为，施密特关于摩莱肖特直接影响马克思的新陈代谢的推论在逻辑上和论据上都缺少现实基础。福斯特与施密特对马克思的新陈代谢概念来源的看法不同，也导致了二人对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之间新陈代谢概念内涵的理解的不同。施密特通过摩莱肖特研究马克思，指出了马克思的新陈代谢概念是一个生理学概念。施密特认为，在马克思那里，“作为人的无机的身体的外界自然这个概念，或者受《资本论》的预备性研究及其完成所驱使，而把劳动过程称为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新陈代谢)，这种表述都属于生理学领域，而不属于社会的领域。……马克思使用物质变换概念不单纯是为了比喻，他还直接从生理学上去理解这个概念”^[20]。

而福斯特通过李比希研究马克思的新陈代谢概念，看到的是马克思的新陈代谢概念对自然和社会之间的物质变换中的一般联系和现实中的矛盾的揭示。福斯特认为，马克思是在两种意义上使用新陈代谢概念的。一方面，马克思的新陈代谢概念“是指自然和社会之间通过劳动(在他的著作中这个词汇在通常背景下的用法)而进行的实际的新陈代谢相互作用”^[21]。福斯特指出，马克思在李比希的启发下，对资本主义农业进行了研究。马克思在对这个领域进行理论分析时所使用的主要范畴就是新陈代谢概念。事实上，在对劳动的定义中，马克思就把新陈代谢概念作为他整个分析系统的中心，他对劳动过程的理解也植根于这一概念之中。马克思在“对劳动过程的一般(相对于它在历史上的特殊表现形式)定义中，马克思利用新陈代谢概念来描述劳动中人和自然的关系”^[22]。福斯特认为，马克思对人类和自然之间新陈代谢关系的许多讨论，都可以被看作建立在早期马克思试图更加直接地从哲学上解释人类和自然之间复杂的相互依赖关系的基础之上。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指出:“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至于死亡而必须与之不断交往的、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也就等于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23]马克思的这种观点显然具有一定的思辩哲学的痕迹。因而，福斯特认为，到了成熟时期，马克思的新陈代谢概念使他对描述来源于人类劳动的人类和自然之间复杂的、动态的相互交换关系给予了更加完整而科学的表述。

另一方面，福斯特认为，马克思“是在广义上使用这个词汇，用来描述一系列已经形成的但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总是被异化地再生产出来的复杂的、动态的、相互依赖的需求和关系，以及由此而引起的人类自由问题——所有这一切都可以被看作与人类和自然之间的新陈代谢相联系，而这种新陈代谢是通过人类具体的劳动组织形式而表现出来的。这样，新陈代谢概念既有特定的生态意义，也有广泛的社会意义。”^[24]福斯特对此展开了详细的分析论证。他指出，马克思的成熟作品中贯穿着新陈代谢概念，这时的使用背景与以前已有所不同。1880年，在《关于阿·瓦格纳的笔记》中，马克思强调了新陈代谢概念在他对政治经济学进行全面批判中的中心地位:“在说明生产的‘自然’过程时我使用了这个名称，指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马克思同时认为，在商品流通中，“以后的形式变换的中断，也是作为物质变换的中断”^[25]。福斯特认为，在马克思的分析中，经济循环是与物质变换(生态循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物质变换又与人类和自然新陈代谢的相互作用相联系的。马克思在《1857—1858年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中指出，在一般商品生产中，“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体系”^[26]。福斯特指出，这是马克思在广义上使用新陈代谢这个概念。

福斯特认为，马克思的这种“新陈代谢概念，以及它所包含的物质交换和调节活动的观念，使马克思能够把人和自然的关系表述为既包括‘自然条件’又包括影响这一过程的人类能力”^[27]。这样既强调了自然的客观性，又强调了在自然面前人类的自由。同时，福斯特也认为，“基于物质变换的普遍特性——在此基础上，资本主义经济中的正常的经济等价物的形式交换只不过是一种异化的形式。”^[28]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物质变换的社会方面同自然方面是相互矛盾的，社会方面是自然方面的异化形式。这种异化最终导致了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自然和社会物质变换的异化以及自然的异化。在《1857—1858年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中，马克思指出:“不是活的和活动的人同他们与自然界进行物质变换的自然无机条件之间的统一，以及他们因此对自然界的占有;而是人类存在的这些无机条件同这种活动的存在之间的分离，这种分离只是在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关系中才得到完全的发展。”^[29]这其中包含了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社会异化特性进行全面批判的精髓。因此，福斯特指出:“最重要的是，新陈代谢概念为马克思提供了一个表述自然异化(以及它与劳动异化的关系)概念的具体方式，自然异化概念在他早期著作的批判当中居于核心地位。”^[30]

2.资本主义社会与自然新陈代谢断裂的理论(www.xing528.com)

很显然，资本主义条件下自然与社会之间物质变换的异化结果则必然产生新陈代谢的断裂。在福斯特看来，马克思的新陈代谢断裂思想主要体现在《资本论》第一卷和第三卷的两段论述中。

在《资本论》第三卷的《资本主义地租的产生》中，马克思指出:“大土地所有制使农业人口减少到不断下降的最低限度，而在他们的对面，则造成不断增长的拥挤在大城市中的工业人口。由此产生了各种条件，这些条件在社会的以及生活的自然规律决定的物质变换的过程中造成了一个无法弥补的裂缝，于是就造成了地力的浪费，并且这种浪费通过商业而远及国外(李比希)……大工业和按工业方式经营的大农业一起发生作用。如果说它们原来的区别在于，前者更多地滥用和破坏劳动力，即人类的自然力，而后者更直接地滥用和破坏土地的自然力，那末，在以后的发展进程中，二者会携手并进，因为农村的生产制度也使劳动者精力衰竭，而工业和商业则为农业提供各种手段，使土地日益贫瘠。”^[31]

在《资本论》第一卷的《大规模的工业和农业》中，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使它汇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来越占优势，这样一来，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但是资本主义生产在破坏这种物质变换……的状况的同时，又强制地把这种物质变换作为调节社会生产的规律，并在一种同人的充分发展相适合的形式上系统地建立起来……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都不仅是掠夺劳动者的技巧的进步，而且是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在一定时期内提高土地肥力的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破坏土地肥力持久源泉的进步……因此，资本主义生产发展了社会生产过程的技术和结合，只是由于它同时破坏了一切财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32]

福斯特认为，马克思的这两段论述集中反映了马克思对“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的“断裂”这一中心理论的关注。福斯特分析后指出了马克思的新陈代谢断裂理论的内涵:生命本身的自然规律决定着社会的新陈代谢，土壤构成成分需要系统性的恢复，然而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土壤构成成分被过度地掠夺，再加上食物和服装纤维的长距离贸易使土地构成成分的疏离问题变成了一个不可修复的断裂问题。对于新陈代谢断裂出现的原因，福斯特进行了细致的分析。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造成自然和社会之间新陈代谢断裂的原因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城乡之间的相互敌对的分裂，使这种新陈代谢中出现了“一个无法弥补的裂缝”。在福斯特看来，资本主义社会中这种城市和乡村的分离以及产品的远距离贸易是造成自然和社会之间新陈代谢断裂的直接原因。福斯特注意到，在19世纪40年代后期和50年代，美国政治经济学家亨利·凯里(Henry Carey)一直强调:“由于城乡分离(以及农产品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分离)而引起的远距离的贸易是土地营养净流失和农业危机不断增长的主要原因。”^[33]这种观点后来被李比希和马克思所吸收并作了进一步的发展。李比希提出了“土壤的恢复”的问题。他认为，由于粮食和纤维的远距离市场贸易以及牛群的移动都使这一问题无法得以解决。马克思则进一步指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农业人口减少到不断下降的最低限度，而在他们的对面，则造成不断增长的拥挤在大城市中的工业人口”^[34]。这样，人口越来越集中于城市，而城市人口和动物的排泄物及消费后的废物，还有不合理的污水系统都会导致土壤中营养成分的流失，因而造成人与自然之间新陈代谢的断裂。其次，福斯特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大土地所有制是造成新陈代谢断裂的本质原因。他指出，对马克思来说，资本主义是以社会人口极端分化为特征的阶级社会，其根源在于人口与土地的极端分离。因为“历史的教训是，资本主义制度同合理的农业相矛盾，或者说合理农业同资本主义制度不相容，合理的农业所需要的，要么是自食其力的小农的手，要么是联合起来的小生产的控制^[35]。因此，福斯特认为，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制度是通过切断大多数人口与土地的直接联系而产生的，通常是通过强制迁移而实现的。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追求交换价值，不是服务于真正的、普遍的、自然的需要，而人与土地的异化正是这种以追求利润为最高目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必要条件，因而人与土地之间、自然与社会之间新陈代谢断裂的产生是必然的。

3.合理调节社会和自然之间的新陈代谢，走向可持续性发展的共产主义

福斯特认为，马克思在批判了资本主义农业在人类与土壤的物质关系中造成的新陈代谢断裂之后，得出一个生态可持续概念是不可避免的结论。福斯特指出:“在人类与土地的自然关系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农业以及新陈代谢断裂的观点，导致他得出较为宽泛的生态可持续性概念。”^[36]关于可持续性发展的思想本质，福斯特引用了布伦特兰委员会对可持续性发展概念的定义。这一定义认为，可持续性发展是指“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37]。福斯特是同意这一定义的。他进一步指出，马克思强调为了“人类的世世代代”而需要维持土地的效力，同时马克思又强调“土地这个人类世世代代共同的永久的财产”是“他们不能出让的生存条件和再生产条件所进行的自觉的合理的经营”。福斯特认为，马克思的这些论述抓住了可持续性发展的本质，同时也体现了马克思在这一问题上的认识与现代可持续性思想的契合。

福斯特通过对一些对马克思的思想提出挑战的观点的分析批判，最终概括性地揭示出了马克思的生态可持续性思想的三个方面的具体内容，即马克思有关熵定律的思想、共产主义财富观以及合理地自觉地管理自然与社会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的必要性。有些人由于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拒绝承认从能量流和物质流的角度理解经济价值的重要性，因而也就错误地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拒绝了熵定律。针对这种观点，福斯特进行了驳斥，他指出，马克思没有拒绝熵定律，相反，正像另外一些生态经济学家所认为的那样，马克思的著作为对资本主义农业进行热力学批判提供了必要的成分。福斯特通过区分马克思当作事实来描述的资本主义的狭义的财富观和马克思本人真正赞同的共产主义财富观，有力地批驳了“马克思否认自然界在财富创造中的作用”的错误认识。福斯特归结性地指出了马克思的财富观的真正内容:“在共产主义社会中，马克思坚持认为，财富在更普遍的方面应当包括构成人类创造力的全面发展基础的那些物质的使用价值，‘发展丰富的个性……这种个性无论在生产上和消费上都是全面的’——既扩展了与自然界相联系的财富，同时也反映了人类与自然之间复杂而且不断变化的新陈代谢关系。”^[38]有些人认为，马克思相信资本主义“已经‘解决’了生产问题”，生产者联合起来而形成的未来社会不必“重视稀有资源的分配问题”，因而具有“生态意识”的社会主义是没有必要的。福斯特运用具体的事实批驳了这些人对马克思的这种误解。他指出，马克思的著作充分表明了马克思对生态限制和可持续性的深切关注，在马克思看来，现存的状况急需一个合理规范的人与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关系，一个超出资本主义社会、朝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发展的关系，在新社会里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是必要的。

事实上，可持续性发展并不直接等同于共产主义。资本主义制度同样强调可持续性发展的必要性，并且按照自身发展方向调整进程。但根据福斯特以上对马克思的新陈代谢理论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不可能实现可持续性发展，只有共产主义才能真正实现可持续性发展。福斯特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引起了极端的两极分化:“一方面是财富的无限增长;另一方面是异化的、被剥削的、没有尊严的生存，这种生存是对大多数人的否定——形成了一种像断层线一样贯穿于资本主义体系中的矛盾。最终，这种扭曲和抑制社会劳动发展的资本主义‘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39]关于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设想，福斯特继续论证道，从19世纪40年代开始，马克思和恩格斯坚持认为，需要超越资本主义得以建立的、对自然的异化形式。他们的观点中总是包含着通过工业和农业的结合、人口的分散以及马克思所说的“恢复”人类与土地之间的新陈代谢关系等措施来废除城市乡村之间的敌对关系。同时，在对未来社会的理解中他们提出要建立城乡之间较高层次的综合，消灭城乡的对立。福斯特认为，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的设想与生态可持续性之间的紧密关系，明显地存在于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的核心观念之中:“生产是为了真正使用，而不是为了利润，即劳动自身是为了满足人类的创造性的需要和满足社会的需要，从而实现共产主义社会。”^[40]福斯特同时又指出，莫里斯的观点却不具有马克思的分析中的彻底的革命特征。从马克思的新陈代谢断裂理论来看，对共产主义的理解应该与传统上仅限于从消除人类内部的不平等的方面的理解有所不同。共产主义所进行的“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不仅需要推翻它对劳动进行剥削的特定关系，而且还需要超越——通过使用现代科学和工业方法以合理地调整人类和自然之间的新陈代谢关系——它对土地的异化:对资本主义来说是最终的基础/前提。”^[41]在这里，福斯特结合马克思的新陈代谢理论来理解未来共产主义所走的消除资本主义及其异化的道路，即不仅要消除自然的异化、土地的异化，更要消除资本主义异化劳动关系。这种理解具有科学的和现实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