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将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及资本主义危机理论加以扩展,认为资本主义不仅加深了人与人的矛盾,而且也加深了人与自然的矛盾。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逻辑造成了人与人的对立以及人与自然的对立,因而资本主义社会不仅存在着严重的经济危机,而且存在着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
1.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批判视角的转换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将生态危机及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作为研究主题,形成了较系统的生态危机理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主张立足现实,“超越”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他们认为,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虽然没有错,但这一危机理论分析的重点往往局限于生产领域之内,而对消费领域可能出现的变化则几乎完全忽视了。事实上,不仅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存在着根深蒂固的矛盾,而且生产过程据以同整个生态系统相互作用的方式也存在着根深蒂固的矛盾。本·阿格尔认为,今天的危机理论既强调资本主义内在结构矛盾(导致马克思称之为利润率趋势下降的矛盾),又强调发达资本主义加深异化、分裂人的存在、污染环境以及掠夺自然资源的趋势。阿格尔指出:“这种生态危机理论,或者我们所说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限制工业增长的迫切要求将形成重大的政治压力,这些压力也许会迫使人们对作为工业资本主义文明的目标和方法进行彻底的重新评价。”[2]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今天的危机趋势已经从生产领域转移到了消费领域,即生态危机取代了经济危机。时代变化了,理论也应随之进行修正和补充。现在,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根据这些变化了的形势,不断修正马克思主义的危机理论。对此,阿格尔提出:“我们的看法是,只有对马克思的危机理论进行重大的修正,马克思主义才适应今天的现实。”[3]也就是说,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应该把理论的重点转换到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批判上。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生态问题已成为当代资本主义世界最为突出的问题,应强调生态环境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资本主义的危机从本质上说就是生态危机。因为任何生产过程都是和生态系统(或生态系统的破坏)不可分地结合在一起的,因此在认识资本主义的危机时,就不能把生态因素置于一旁。高兹指出:“毫无疑问,生态的因素在当前的经济危机中起着决定性的和促进性的作用。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因素要被看成危机的主要原因:我们这里所论述的资本主义的过度积累的危机,由于生态的危机(和我们将看到的,社会的危机)而加剧。”[4]在这里,高兹主要想从资本主义危机中突出生态因素的作用。詹姆斯·奥康纳通过区分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从不同于早期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如阿格尔等人的新角度,讨论了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应从单一的经济危机批判过渡到生态危机批判的问题。奥康纳认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同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在理论视角和理论侧重点方面都是不同的。他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危机理论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危机理论进行了比较。在他看来,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更注重揭示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以及由这一矛盾所导致的资本的生产过剩而形成的经济危机,从而探寻社会主义的可能实现途径。与此不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则更加注重揭示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与其生产条件的矛盾,以及由此而导致的资本的生产不足而形成的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
阿格尔指出,由于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广泛干预以及垄断资本主义经济的出现,资本主义已经从经济危机转向了生态危机,但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的这种转变还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他认为,马克思和大多数新近马克思主义者忽视或完全不理解这种形式的浪费性的过度生产对地球的生态系统所造成的后果。因而,重构马克思的危机理论正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任务。阿格尔认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包含两种分析观点:其一是,它认为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扩张主义的动力导致资源不断、减少和大气受到污染的环境问题;其二是,它力图评价现代的统治形式——人类在这种统治形式中从感情上依附于商品的异化消费,力图摆脱独裁主义的协调和异化劳动的负担。阿格尔指出:“历史的变化已使原本马克思关于只属于工业资本主义生产领域的危机理论失去效用。今天,危机的趋势已经转到消费领域,即生态危机取代了经济危机。”因此,当务之急是“从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本质的见解出发,努力揭示生产、消费、人的需求和环境之间的关系”[5]。阿格尔认为,在垄断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主义危机的特点发生了改变,因而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已经远离了发达工业资本主义社会的具体现实,他关于异化劳动的理论也不再能单独用来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的危机趋势了。阿格尔指出:“我们认为这里所提出的生态危机理论对发达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更为适应,它将为社会主义的变革战略提供具体的经验的展望。”[6]但是阿格尔并不主张完全放弃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他强调马克思关于非异化的人的活动的理论或他的矛盾的理论,即马克思的辩证法是具有重要价值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阿格尔等人提出,当前资本主义危机出现了生态危机这种新形式。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危机理论应该关注时代的新发展,从而容纳更多的新内容,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借口发展马克思主义而否定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的现实指导作用则是错误的。
2.资本主义的生产逻辑与生态危机(www.xing528.com)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反对把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仅仅归于资本家的贪婪本性、工业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异化的自然观和消费观,主张应该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去寻找原因。他们指出,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不仅决定着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模式,而且决定着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模式。资本主义生产是“以无限价值扩张为目的的,它丝毫不考虑这种扩张所带来的政治的、经济的、地理的或生态的后果”[7]。
在《作为政治学的生态学》一书中,高兹对资本主义与生态危机的关系进行了政治生态学的分析。依据对现存资本主义整个生产过程的分析,他认为,资本主义的利润动机必然破坏生态环境,资本主义的“生产逻辑”无法解决生态问题以及与这些生态问题紧密相联的全面的社会危机。在高兹看来,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直到今天,自然资源,例如空气、水和矿物质等仍然被看作是无价值的免费的物质,因为它们不需要被人为地再生产。这种错误的观念是资本主义生产大肆掠夺自然资源、破坏生态环境的内在动因。高兹指出,每一个企业都是自然资源、生产工具和劳动力等要素的联合体。“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条件下,把这些要素联合在一起就能生产出最大限度的利润,”“任何一个企业都对获取利润感兴趣。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家会最大限度地去控制自然资源,最大限度地增加投资,以使自己作为强者存在于世界市场上。”[8]高兹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必然存在着,资源的有限性与利润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自然承受能力的有限性与社会生产的无限性的矛盾,同时资本主义追求利润这一动机同生态环境必然是相冲突的,利润动机必然驱使人们破坏生态环境。他具体地分析道:“资本主义企业管理首要关注的并不是如何通过实现生产与自然相平衡、生产与人的生活相协调,如何确保所生产的产品仅仅服务于公众为其自身所选择的目标,来使劳动变得更加愉快。它所关注的主要是花最少量的成本而生产出最大限度的交换价值。”[9]资本家把降低成本看得比保护生态环境更加重要,他们只会从自身的利益出发来安排生产流程,不会去考虑保护生态环境,更谈不上去改善生态环境。这就是资本主义的“生产逻辑”。
在这样的生产目的和生产方式支配下,造成了人的拥挤、空气和水的污染达到了一定的顶点,以至于工业为了能够实现增长或者继续运转不得不净化工业废气和排放物。也就是说,工业生产现在必须再生产出那些以前被认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因而是免费获取的生产条件和自然资源。因此,“它必须在控制污染的设备上投资,这样就增加了固定资本的投入;它必须保证净化设备的资产回收,即再生产,但是这些设备的产品(净化过的水和空气)本身却不能出卖以得到利润”。结果,“生态的限制集中到一起终将导致如下结局:价格上升的趋势超过实际工资上升的势头,购买力下降,似乎控制污染的费用减少了个人购买消费品的收入”[10]。这样就使整个社会生产陷入到恶性循环之中,最终导致了社会不平等的加剧,穷人将相对来说变得更贫穷,富人变得更富裕。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生产的“逻辑”必然引起生态问题并最终造成社会问题。高兹指出,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所有生产本质上也就是破坏。只要生产没有耗尽自然资源,资源仍以用之不竭的形式出现,那么生产即破坏的事实就有可能被忽视。破坏的作用,整个的以生产的形式表现出来。因此,高兹认为,在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中,“破坏是生产的条件,它必须不断地重复”[11]。这种性质的生产过程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具有不可避免性,因为资本主义追求利润的动机必然加剧了对资源的掠夺,况且人类生活的不确定性导致了扩张,这就必然会破坏一些生态系统的自然平衡,从而使地球表面出现千疮百孔。
高兹还通过具体分析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过度积累危机、再生产危机以及生态危机三者的关系,进一步揭示生态危机是资本主义社会一切危机的根源。他首先分析了资本主义过度积累的危机。他指出:“资本主义在发达阶段,其发展主要依赖于机器取代工人,死劳动取代活劳动。……但机器是损耗性地进行生产的,它们所体现的资本投资必须得到利润,这就意味着,投资者期望得到远多于设备所损耗掉的回报。只要机器为生产剩余价值服务(通过操作机器的工人的中介),那么机器就是资本。资本的逻辑就是不断地追求增长。”[12]从这一论断出发,高兹认为“增长和消亡乃是资本的法则”。资本主义的过度积累能否得到遏止,取决于能否有效地组织再生产。然而事实上,资本是不可能有效地组织再生产的。在他看来,这主要是因为再生产过程本身存在着自相矛盾的弱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再生产也存在着危机,并且这种危机是与生态危机密切相关的。高兹认为,一方面,为了逃避过度积累危机,再生产过程必须充分考虑到生态因素,把一部分资金投入到改善环境上去。“尤其是空气和水,就像其他东西一样成了生产的手段:工业生产为了使空气和水保持它们原有的一些性质,必须指定一部分资金用于反污染设备。”[13]由于用于治理污染的设备不会带来利润,这就相应地提高了资本的有机构成,降低了利润率,使得提高生产率受到了限制,乃致整个再生产过程也被生态因素所限制。另一方面,为了避免过度积累危机,再生产越来越变为浪费性的和破坏性。“它加速破坏了它所依赖的不可再生资源;它过度浪费了那些主要的可再生资源,例如空气、水、森林、土壤等,并以相当快的速度使这些资源趋于匮乏。”[14]同时,“面对被掠夺资源的枯竭,工业企业通过进一步扩大生产来克服扩大再生产带来的匮乏。但这种额外生产的产品不会增加最后消费,它们被工业本身消费掉了。”[15]然而实际上,这种再生产没有克服过度积累危机,反而引发了更为严重的生态危机。无论是资本主义积累还是生产,都是以掠夺资源、破坏环境为代价的,因而最终都会导致或加深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危机。高兹指出:“我们正面对过度积累的危机,这种危机被再生产危机所加剧,而再生产危机归根到底又根源于自然资源的日益匮乏。”[16]所以,解决这种危机的方法不能从经济增长的恢复中去寻找,而只有从资本主义本身的逻辑的反面去寻找。
总之,在高兹看来,按照资本主义的“生产逻辑”,生产的唯一目的就是迫求利润、追求物质生产率的增长和产品数量的增加,而这一切必然带来各种生态问题,如环境污染、资源枯竭和生态系统的失衡等等。资本主义社会虽然也会采取一系列措施来解决这些问题,但是,这些措施往往依然是按照资本主义生产的逻辑进行的,所以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而且,自然资源是有限的,如果按照资本的生产逻辑,只会造成自然的进一步的过度开发。这种资本主义的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使得整个社会消费越来越膨胀,有可能超过自然界所能承受的限度,最终必然会造成更加严重的生态问题,由此引发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因此,高兹认为,只要生产是在资本主义的社会体制内进行,由此引发的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是不可能得到解决的,解决向题的唯一出路在于建立新的生产逻辑。新的生产逻辑不是以物质产品的数量为目标,而是以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为指针。这需要进行一场社会的、经济的和文化的革命来废除资本主义的强制,从而在个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建立起一种新关系。这就是未来社会主义的新型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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