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生态学观研究

三、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自然辩证法

针对当代关于人、自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争论，戴维·佩珀指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自然关系的辩证观点，向生态中心主义和技术中心主义两翼都提出了挑战。佩珀具体地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自然辩证法观点。

佩珀认为，对比之下，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了社会—自然关系的辩证观点。这种辩证观点的主要内容包括:“第一，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在自然和人类之间没有分离，它们彼此是对方的一部分——矛盾的对立面。这意味着，人与自然不可能排除与另一个的联系来界定其中的一个(试一试)。实际上，它们就是对方——人类的行为是自然的，而自然是在社会中产生的。第二，它们在一种循环的、互相影响的关系中不断地相互渗透和相互作用。自然及其对它的看法影响和改变人类社会——人类社会改变自然，被改变的自然又影响着社会进一步改变它，等等。”^[66]佩珀认为，人类在生产过程中借助他们对自然的反思和对自然的享受，与自然的其他部分辩证地相互渗透。社会劳动是社会与自然之间新陈代谢相互作用的中介。在劳动中，人类把自身的力量融入自然中，人类由此获得了作为使用价值的社会品质，这样产生的结果是，人在被自然化的同时自然也被人化了。在佩珀看来，人类劳动与自然相互作用的中介是技术。在生产过程中，由于技术的使用，人类改变了自然。同时，技术还对我们如何思考自然产生影响。因而，自然是社会地产生的。在强调社会对自然的作用的同时，佩珀指出:“一些马克思主义者注意到，马克思承认人类对自然作为生产力要素之一的依赖，并作为他的‘对生态规律客观存在的敏感性’的证据。”^[67]因为马克思认识到了“外部”或“第一”自然的预先存在，是它产生了人类。

在谈到人类社会与自然的相互改造作用时，佩珀指出:“社会—自然辩证法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认为，当人类通过生产改变自然时，也改变人类，自然即他们自己。”^[68]他还认为，这种相互作用并不仅仅是物质性的。通过改变自然和制造产品，人类把自己变成了能够欣赏人类所创造的东西的审美动物。人类发展了自己的主观意识，例如情感、情绪和智力。并且，随着历史的发展，人类和社会通过生产的过程和结果而自然地进化。比如，人类的需要以及自然满足需要的能力和资源是历史地形成的。它们是随着历史和不同的文化而不断地改变和改进的。佩珀进一步指出:“我们与自然和其他人的关系强烈地受到我们组织生产方式的影响——我们这个世界上的物质生活基础。”^[69]佩珀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蕴涵着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之间的资本主义关系，这种关系就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它与特定的政治、法律制度和特定的社会意识形态相一致。同时一种封建的或者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也会意味着人与自然或者人与人之间的不同关系。因此，我们要想改变社会以及社会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我们就必须寻求不仅在人们的观念思想中而且也在他们的物质与经济生活中的改变。

佩珀较为详细地介绍了帕森斯和格仑德曼两人对自然与社会关系的理解，由此进一步地展示马克思主义的自然—社会辩证法的理论内涵。佩珀首先对帕森斯的观点进行了描述。佩珀指出，在帕森斯看来，马克思与恩格斯“早在生态学家海克尔(Haeckel)本人(他创造了‘生态学’这个名词)的思想之前就已拥有一种对社会与自然关系的生态理解”^[70]。帕森斯认为，对马克思恩格斯来说，“除了在自然中的进化以及通过生产工具针对自然的集体劳动外，人是不可思议的。人和自然之间的辩证关系——在其中人改变了自然并被自然改变——正是他内部自然的本质……自然作为创造人反过来又被人创造的物质和环境力量是可以界定的。”^[71]佩珀指出，帕森斯相信，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学来自他们的关于社会与自然相互依赖以及通过劳动实现人与自然相互转变的著述，还来自于他们对技术、前资本主义社会和自然的关系、自然与人的资本主义毁坏(异化)以及在共产主义条件下自然与人关系转变的观点。(www.xing528.com)

在描述格仑德曼的有关人类社会和自然关系的观点时，佩珀首先指出:“格仑德曼接受了马克思的自然观。”^[72]在格仑德曼看来，马克思在统治或管理员、工具性与内在价值的二元论之间创造了一个“第三条道路”。因为正如生态中心论的批评者经常所指称的那样，马克思确实赞成支配和工具性价值。但是，格仑德曼认为生态中心论的批评者对于马克思的理解并不正确。在格仑德曼看来，马克思所接受的培根的立场使马克思认识到，自然只能通过遵从它的规律来利用。格仑德曼相信“支配”并不意味着打破一个异己的意愿，而是通过合作能够驾驭自然。格仑德曼认为共产主义社会将仍然存在“支配”。这意味着，所有与自然的关系将在有意识的、共同的和人类的控制之下。佩珀指出:“格仑德曼最终拥护一种解释，主张马克思所诉诸于人类社会中内在的、非历史的特征，直到它成功地达到共产主义阶段。那时，社会将能够控制它的形式和它与自然的相互作用。”^[73]

同时，佩珀分析揭示了无政府主义的社会—自然关系的观点及其现代发展的反动趋势，以此来进一步作对比说明马克思主义的自然—社会辩证观点的正确性。佩珀认为，无政府主义总体上主张一种自然社会的观点。无政府主义者认为自然社会是生态的，而且这种自然社会是猎人—采集者的社会。在无政府主义者看来，“自然社会不是文化的、自由主义的、先进的、有影响力的、努力工作的或大规模的社会:它是温馨的和富足的，它是和平的、健康的、懒散的和地方化的……一种有些邋遢的乌托邦，但一个更应切合实际的社会将无法运转。”^[74]佩珀指出，这种自然的人类社会只是整个生物社会的一部分，是存在于人类之前社会的自然成长。佩珀认为，无政府主义者并不把人类社会看成一个独特的社会，而且对他们来说，一种一元论自然—社会关系的含义是，人类必须像其他物种一样遵守“自然的”生态规律(比如“自然知道得最多的原则”)。佩珀认为，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都相信:“如果我们确实想得到和平和快乐，那么除了自然社会别无选择。它将是简单化的，但是，如果你没有放弃你的迪斯科和你的交响乐演奏会，你就不能摆脱贫穷或战争或不快乐。它们都是同一专制的后代——服从统治者。”^[75]

佩珀指出，许多无政府主义者进一步地发展为相信深生态学或保守主义的观点的人，而且“无政府主义者关于一种自然秩序即存在链条——其中人性(和人类)自然地适合——的基本观念，是它的一元论观点的潜在的反动方面，尤其是假如链条被认为是等级制的”^[76]。佩珀认为，一些社会生态学家把他们的社会与自然的一元论哲学视为可以很好地由盖亚(希腊神话中的大地之神)范式来体现。但是盖亚潜在地是一个反动的概念。因为盖亚认为，如果人类不能在生态学上改过自新，人类也不会破坏整个系统，自然系统将会在没有人类的情况下继续运行。依此，那些对自然过分关心的人不需要采取行动来改变社会。佩珀指出，社会生态学家的一些表述似乎是自觉地接受了这样的原则:自然知道得最好，因而自然是社会的一个模型。例如马歇尔把克鲁泡特金《伦理学》的内容解释为“自然是人类的第一任老师”。佩珀认为，这种对自然规律重要性的信仰能够但不应把无政府主义引向环境决定论——“一种对必然过程的消极接受。”“很明显，这是反动的。”^[77]很明显，这种深绿主义或无政府主义等于给与人类顺应自然提供了一个倒退的借口，放弃了对进步社会变革的所有希望，并主张返回到一种蒙昧的孩童时代。但是如果没有成熟的技术，也不可能有人类的存在。通往过去的大门被永久地关闭。向我们敞开的只能是未来的大门。这样，通过佩珀的分析，无政府主义、绿色资本主义和各种深绿主义被正确地抛弃了。

这样，佩珀通过对比分析以及对无政府主义在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的错误的批判，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与自然辩证关系的观点，即自然界被人化的同时人也被自然化。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人创造环境，同时环境也创造人。”正如张曙光教授在论述人类社会与自然这一辩证关系时所指出的:“在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过程中，一方面，对象人化，另一方面，人也受到对象的制约和规定。如果对象是自然，自然人化而人也自然化，如果对象是人，则人与人互相影响互相塑造。”^[78]在自然与社会关系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坚持二者的辩证统一，反对割裂二者的辩证统一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