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人与自然关系分裂及其制度根源

一、当代人与自然价值关系的分裂及其制度根源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戴维·佩珀、詹姆斯·奥康纳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等新一代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对当代人类社会面临的生存危机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矛盾的进一步加剧进行了揭示，分析指出了造成这种状况的社会制度原因。詹姆斯·奥康纳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人与自然关系陷入到深刻的对抗之中，由此带来了全球变暖、臭氧层消耗以及生物多样性的消失等三大问题，这是当代社会所面临的最严酷的自然环境现实。同时，奥康纳还第一次系统地研究了资本主义不平衡的和联合的发展对自然和人类所产生的生态影响。他指出，在当代经济社会发展的进程中，使人与自然关系恶化的有两种值得注意的情形:一是地区之间的不平衡发展“在工业化地区会导致大量的污染，而在原料供应地，则会带来对土地、土壤、植物等等的大量毁坏。同时，它还会导致欠发达地区的人口过剩，并进而加速这些地区自然条件的恶化进程”^[42]。二是“那些输出去的资本在劳动力过剩(劳动力廉价)的地区形成了新的工业化区域以及对农业进行了资本化的改造。北部国家的污染被‘出口’到了南部国家。在北部国家被禁止的那些危险性的化学物品，在南部国家的工业和农业生产中找到了出路。更为陈旧以及更具剥削性的劳动关系形式被加以使用;职业健康和安全的问题遭到忽视;城市/工业化的地区因居住条件、废弃物的处理、交通以及其他的各种问题而处于失控的状态”^[43]，进而引发新的生态危机。

针对当前人类社会面临的环境危机与生存困境，福斯特指出:“在与环境的关系方面，人类社会已走到了极其危险的关口。从地球要为人类服务的意义上讲，它的被破坏的程度已使自然的大部分难以为继，并已严重威胁着人类社会自身的生存与发展。”^[44]福斯特认为，除此之外，还应该再补充一点，即人类物种的生存由于同样的发展进程也面临威胁。1992年世界科学家联合会发起的由1575位世界级科学家签署的“世界科学家警告人类声明书”指出:“人类与自然处在相互冲突之中。人类的活动给环境主要资源造成了严重的经常是无可挽回的破坏。如果不加遏制，我们的许多行为将使我们所期待的未来人类社会和动植物世界处于危险的境地;将大大地改变这个生命的家园，致使它不再像我们熟悉的那样去维持生命。因此，我们要想避免这种发展模式带来的冲突，就必须进行根本的变革。”^[45]然而，在福斯特看来，全世界的自然科学家虽然做了大量努力来警示我们人类和地球所面临的危机，却没有足够的能力认识到问题的根源，甚至可以说没有认识到人与自然的对立以及人类所面临的危机的严重程度，因为他们大都没有深入探究生态危机背后的社会问题。他指出:“危机的原因需要超出生物学、人口统计学和技术以外的因素作出解释，这便是历史的生产方式，特别是资本主义的制度。”^[46]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征就是要用生态学和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分析资本主义危机，特别是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入手来剖析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关系失衡的社会根源。佩珀认为，应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入手来分析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关系失衡的社会根源。他指出:“对比之下，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分析表明，应该责备的不仅仅是个性‘贪婪’的垄断者或消费者，而且是这种生产方式本身:处在生产力金字塔之上的构成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47]福斯特认为，生态和资本主义是相互对立的两个领域，这种对立不是表现在每一个实例之中，而是作为一个整体表现在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之中。他指出:“资本主义的主要特征是，它是一个自我扩张的价值体系，经济剩余价值的积累由于植根于掠夺性的开发和竞争法则赋予的力量，必然要在越来越大的规模上进行。”^[48]这样，就像麻省理工学院的主张“增长有限”理论的理论家所强调的一样，在有限的环境中实现无限扩张本身就是一个矛盾，因而在全球资本主义和全球环境之间形成了潜在的灾难性矛盾。福斯特认为，资本主义经济把追求利润增长作为首要目的，所以要不惜任何代价追求经济增长，包括剥削和牺牲世界上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这种迅猛增长通常意味着迅速消耗能源和材料，同时向环境倾倒越来越多的废物，导致环境急剧恶化。福斯特对近几十年来的经济简化论观点的矛盾进行了揭示和批判。他指出:“这种以简化主义手段对待自然的‘荒诞’本质，源于不仅要按照市场—商品原则建构整个社会，而且还要构建整个人类生态(实际上是整体生态关系)的企图。”^[49]这种对待自然的方法，通过把人类与自然的关系蜕变成一套基于市场和迎合个体私利的公用产品，彻底将人类与从前的历史割裂开来。在福斯特看来，资本主义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降格为纯粹的个体占有关系，并不代表人类需求和适应自然能力的充分发展，只不过是为了发展一种与世界单方面的利己主义的关系而将自然从社会中异化出去的行为。现实地描述生态与资本主义的冲突，目前需要某种形式的知识性抵抗，即对进行掠夺式开发环境的现存生产方式和观念进行无情的批判。他指出:“我们面临着严酷的选择:要么摈弃阻挠把自然与社会和谐发展作为建立更公正社会秩序的最基本目标的一切行为，要么面对自然后果，即迅速失控的生态与社会危机及其对人类和众多其他与我们共存物种所造成的无可挽回的毁灭性后果。”^[50]资本主义危机不仅表现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而且表现在社会生产与整个生态系统的关系中。这样，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产生的资本主义生态矛盾实质上导致了人与人、人与自然的深度对立，导致了人、自然、社会之间相互关系的不和谐。(www.xing528.com)

同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家还进一步指出，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仅造成了人与自然的冲突及人与人的社会冲突，而且产生了为这些冲突辩护的所谓主流价值观。这种长期居主导地位的传统价值观认为，自然财富是无限的，人的物质需求也是无止境的，人类只要不断地征服自然、扩大消费，就能促进经济发展，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需要。在这种价值观支配下，人们片面追求经济数量上的增长，提倡无节制地消费和开发自然资源。这种价值观的最大缺陷，是扭曲了关于人、自然、社会之间的关系的认识。在自然观上，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种主客二元对立的“对象性”的存在，把对自然的征服、改造视为证明人类能动性的“伟大奇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否认这种价值观的合理性，他们认为它应对今天的生态危机和一系列社会问题承担责任。正如生态学家蕾切尔·卡逊所指出的，“当今世界崇拜建设速度和数量，崇拜快捷地赚取利润，这种盲目崇拜滋生了滔天的罪恶”^[51]。她同时指出，导致最严酷生态问题的罪魁祸首是为了快速获得经济回报而将自然蜕变成工厂一样的组织形式。人借助现代技术手段，并以功利主义、不计后果的态度掠夺自然，加剧了人与自然的冲突:一方面是人控制自然能力的增强，人化自然的扩大;另一方面则是自然界对人的报复，人的生存环境的恶化和缩小。这样，不仅人与自然的关系异化了，而且人本身也异化了。“它使人不可能在自然中重新发现自己”，“也使人不可能承认自然是自主的主体”^[52]。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同意蕾切尔·卡逊的这种观点，他们同时又强调，人对自然的掠夺正在接近地球承载的极限，巨大的生态和环境压力，“是世界文明难以持续下去的标志，也是人类不能沿着现有道路继续走下去的明证”^[53]。

总之，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在当代社会，人、自然、社会完全处在相互异化的关系之中。在他们看来，正是由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才导致了人与人的对立、人与自然的对立，才导致了今天的环境危机。他们的这种观点与以往将当前全球性生态危机主要归咎于人类固有的本性、现代性、工业主义或经济发展本身不同，他们把人与自然的矛盾与对立的根源归结为不公平不合理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他们认为，解决当前的生态危机不仅需要注重人与自然之间矛盾的解决，更应关注人与人之间矛盾的解决，即进行生产方式上的革命。他们以真凭实据说明人类完全有望通过变革这种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来克服最严重的环境问题，同时继续保持人类的进步。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从价值层面对人与世界相互关系的一种整体性的求解。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从多向度反思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人的关系，其价值指归在于呼唤建立一种良性互动、真正和谐的关系结构，以最终实现自然解放和人的解放。并且这种解放仍然体现着人与自然的整体关系。佩珀指出:“这种解放并不是绝对的:首先，共产主义社会必须承认最终的自然界限。其次，我们不能仅按照我们所想的去做，而不受我们自己的历史环境的影响。”^[54]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想的社会蓝图中，人、自然、社会三者必须是和谐一体的。劳动不再是异化劳动，人与自然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社会与自然之间都是和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