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的双重解放

二、“双重解放”观念:人的解放与自然的解放

由于控制自然与控制人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因而人的解放与自然的解放也必定是相关的，追求人的解放则必须以自然的解放为基础，从而最终实现人与自然的共同解放、协同发展。马克思最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论述了实现人与自然共同解放的思想。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尔库塞则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的这一思想，把自然的解放与人的解放问题现实地联系起来，视自然的解放为人的解放的物质前提，把自然问题与社会问题合并起来考虑。他主张人们应该按照美的原则塑造自然，确立符合生态学要求的生产模式，引导科学技术发展的趋向，使自然界成为人类的伙伴和朋友。在继承马克思与法兰克福学派关于人的解放思想的基础上，从威廉·莱易斯、本·阿格尔到戴维·佩珀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都坚持认为，自然的解放与人的解放具有相关性，提出了通过解放自然而使人获得解放的新路径。

1.人的解放与自然的解放密切相关

一直以来，人们坚定地认为，征服了自然就意味着人的解放。然而事实上，当人类把自然作为征服对象的时候，人与自然的关系就发生了质的变化，改造自然的力量就可能会变成破坏自然的力量。当今时代出现的生态危机、环境污染以及人类面临的各种生存困境，都有力地证明了人类非理性地支配和控制自然的破坏性后果。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面对当代资本主义生态危机中的人与自然的对立关系，继承了马克思和法兰克福学派的自然理论，认为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人的解放与自然的解放有着紧密的关系。

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尔库塞认为，技术对自然的宰制与理性对人性爱欲的压抑，属于互为因果的同一行为的两个方面，因而“解放自然”具有社会革命的意义。他指出:“当前发生的事情是发现(或者主要是重新发现)自然在反对剥削社会的斗争中是一个同盟者，在剥削社会中，自然受到的侵害加剧了人受到的侵害。自然的解放乃是人的解放的手段。”^[33]莱易斯接受了马尔库塞的这一思想。在莱易斯看来，滥用科技造成的生态危机，根源于支配科技行为的“控制自然”观念，而控制自然与控制人具有相互包孕的关系，控制的真正对象是人而不是自然。莱易斯认为，人对自然的统治主要是通过科学技术的手段实现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对自然的统治逐渐演变为一种意识形态，掩盖了科学技术发展同持久的社会冲突和政治统治这两者之间的联系。

本·阿格尔则通过对马克思的辩证法思想内容的分析揭示了人的解放与自然的解放之间的联系。阿格尔认为，马克思辩证法的两个基本内容“异化的理论和批判以及关于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理论，是他的世界观中发展的最系统的两个方面”^[34]。“异化理论和批判”表述了马克思关于在共产主义条件下人的解放的思想。阿格尔指出，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从哲学思辨的高度考察了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异化劳动，概括地指出了异化劳动的四个特征，提出解决异化问题的方法是实现共产主义。马克思把共产主义叫做“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将实现人的类生活和他的特殊个体的统一，人的存在本身和人的活动的统一。此外，马克思还认为，共产主义还将解放人的感觉，根本改变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使人的本质的目的和意图外化。阿格尔指出，在马克思看来，在通过解放人的感觉而改变的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中，“自然界不再是仅仅对人有用的存在，它还具有美学的甚至精神的特征。‘人化的自然界’将同人的劳动一起获得解放，而人化的自然界将反映和促进‘同人的本质相适应的感觉’，使人类能够恢复他们与自然界的创造性的、自我创造的关系”^[35]。马克思的这些思想表明，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和异化批判是直接与共产主义理论、进而同人的解放理论相联系的。为了追求人的解放，马克思一方面以实践为基础看待自然，把自然区分为自在自然和人化自然，而把生产活动看作自在自然向人化自然转化的途径。阿格尔指出:“马克思也没有认为在人的需要与非人的自然界之间必然存在着永久不变的矛盾。马克思发现，‘主体’和‘客体’的区分——人与非人的自然界之间的区分在哲学上相应表述应是人为的，不是社会的必然组成部分。”^[36]阿格尔认为，马克思分析了人和自然之间应有的关系和私有制条件下的异化劳动，即人与人以及人与自然界之间关系的异化。那么，如何实现人与人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真正关系的复归、实现人的自由解放，是马克思自然概念的主要内容。(www.xing528.com)

莱易斯、阿格尔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超越了生态运动的技术主义路径，指出了实现自然解放和人的解放的正确方向。在他们看来，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仍然是一个异化社会，是一个“自然异化”与“人的异化”并存的“病态社会”。在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进行的批判性反思中，他们指出，当代资本主义异化出现了许多新形式、新特点，并且在资本主义社会“自然异化”与“人的异化”具有极大的相关性，因而自然解放与人的解放也就具有了更为紧密的关系。他们认为，当今时代，异化已经越出了劳动生产领域，扩展到了消费领域，导致以追求物质享受和占有更多的物质资源为目的的消费异化的产生。这种新的异化形式，不仅加剧了“自然异化”(生态危机)，而且造成了“人的异化”(人格扭曲)。在这个过程中，人控制自然并对自然资源进行掠夺，实际上是通过利益分配进行的人对人的控制和掠夺。因此，“自然异化”是“人的异化”的基础。既然“人的异化”依赖于“自然异化”，那么，人的解放就有赖于自然的解放，自然的解放是人的解放的前提，而自然解放和人的解放的前途只能是共产主义。

2.通过解放自然而使人获得解放

莱易斯等人还进一步探讨了通过自然的解放而实现人的解放的现实途径。在他们看来，自然的解放不仅包括外部自然(人的生存环境)的解放，而且包括属人的自然(即作为人的理性基础的人的自然本性和自由个性)的解放。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自然的解放是人的解放的前提，没有自然的解放，人的解放就是一个谎言。通过自然的解放而真正实现人的解放，是莱易斯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的价值追求的最高境界。

通过分析控制自然观念的积极意义和消极意义，莱易斯指出，控制自然观念的消极的方面在17世纪只是一种潜在的可能性，但在20世纪却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障碍。随着控制自然观念内在矛盾的日益暴露，人们对它的信仰也发生了动摇。人们感到控制自然似乎不是人类的伟大事业，而是维护统治集团利益的手段。莱易斯指出:“曾经是创造性和进步性的意识形态的自然权力和控制自然，已经转变为贫乏的、神秘的教条。”^[37]莱易斯认为，由于对它的内在矛盾没有正确的理解和克服，使整个事业转变成憎恨的对象，成为各种反意识形态的牺牲品。他指出:“只要这种实践被广泛地遵循，自然的统治和它的明显对立面，自然的解放，就将继续迷惑而不是澄清现实，自然的统治及其代理者已经成为现代社会强有力的意识形态的标记，这一过程不仅影响对它的理解，而且会歪曲自然解放的意义。”^[38]因此，莱易斯认为，必须重新解释控制自然观念的内涵，以实现对自然解放的意义的正确理解和自然的最终解放。莱易斯指出:“控制自然的观念必须以这样一种方式重新解释，即它的主旨在于伦理的或道德的发展，而不是科学和技术的革新。从这个角度来看，控制自然中的进步将同时是解放自然中的进步。后者和前者一样，是人类思想的一个合理的观念、概念、成就;因此，从控制到解放的翻转或转化关涉到对人性的逐步自我理解和自我训导。‘解放’作为合理的观念只能应用于作为自然的一个方面的人类意识，而不是作用于全体的自然。控制自然的任务应当理解为把人的欲望的非理性和破坏性的方面置于控制之下。这种努力的成功将是自然的解放——即人性的解放。”^[39]莱易斯认为，伦理的进步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并非是完全对立的，每一方的价值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另一方的成就。一方面，科学合理性的发展是伦理进步的重要前提，科学技术可以防止人把不合理的结构投射到外部自然上，并受那些投射物的压制。另一方面，伦理进步能够防止科学技术走向自我毁灭，是科学和技术革新的前提。莱易斯强调指出:“现在我们必须恢复两者之间的必要平衡。”^[40]我们应该把科学和技术从非理性动力中解放出来，首先要对社会制度进行改造。针对那种主张将科学作为控制自然的工具，将宗教看作支配个人行为准则的观点，他指出，在当前社会行为日益世俗化的世界中，宗教已经失去了对实践活动的控制，因此这种解决方式是无力的，只有建立一种公民广泛地享有权利和履行义务，并鼓励发挥人们的批判能力的新型社会制度，使控制自然的工作不再掌握在少数人手中，使自然不再被看作权力的来源的时候，控制自然才会转变成幸福的源泉。

因此，控制自然不能够仅仅理解为防御自然灾害或利用自然资源为人类生存服务，同时还应当理解为控制人的破坏性欲望。其成功的控制是对自然的解放，也是对人性的解放。从这个角度上看，控制自然的进步也同时就是解放自然的进步。同时，我们不应该把人类技术的本质看作是统治自然的能力，相反我们应该把它看作是对自然与人类之间关系的调节和控制。莱易斯指出:“对自然和人类之间关系的控制(这种控制不再与产生于社会统治结构的压迫性需求相联系)能够实现在统治自然的原始概念中所蕴含的进步希望。”^[41]控制自然的观念一旦摆脱已经成为时代错误的历史关系，就将获得新的意义。从道德进步上考虑，它将更有力地表明，人类所面临的最迫切的挑战，不是征服外部自然或外部空间，而是能够负责任地使用现成的科技来提高每一个人的生活能力，以及培养和保护这种能力的社会制度。把科学技术的本质和功能转到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之间关系的控制上。唯有如此，才能够随着技术的进步，人对自然的控制能力不断提高、制范围不断扩展，人也变得日益自由。人们能更好地实现对自然必然性的把握和支配，就有更多的时间从事创造性的活动，充分发展自己的个性，从而实现人与社会关系中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