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研究：人类对自然的控制自然观念分析

一、人类“控制自然”观念的分析

对控制自然观念的矛盾性及其历史根源的揭示是莱易斯《自然的控制》一书的主要内容。

1.“控制自然”观念的悖论

莱易斯在《自然的控制》一书的序言中指出:“控制自然这一概念是自相矛盾的，它既是其进步性也是其退步性的根源。”^[2]莱易斯认为，以前的理论家的研究(包括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虽然深入探索了“以变化着的社会关系的结构为一方和以变化着的对自然的态度为另一方之间的关系”，并且他们的这些探索都具有某些真理性，对所提出的问题都作出了有意义的解答，但他们都没有能够真正地揭示出这一观念的意义。他指出:“在我看来，这些理论——无论是单独一个，还是加在一起——都没有成功地对控制自然作为近代的决定性意义形态的历史作用提供准确的说明。”^[3]因而，莱易斯希望把这些早期的研究成果与另外一些更广泛的成果协调起来，为“控制自然”的观念的理解给出一个清晰的回答。

莱易斯首先分析了“控制自然”观念的积极作用。他认为，控制自然的观念作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意识形态，其宗旨就是要自觉地与过去作彻底的决裂，努力推翻一切“自然主义的”思维和行动方式，把通过发展生产力来满足人类的物质需要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社会奉行一种社会和自然对立的自然观念。这种社会与自然的分离放松了对社会交往的限制并为生产力的巨大发展铺平了道路。在这一社会里，自然“发展”成了社会思想的基本范畴，“人的意识不再把自己投射到外部自然来寻求行动准则的保证和有效性，自然也就可以仅仅被看作一个运动的物质系统，纯粹是人的理论和实践智慧征服的对象和领域”^[4]。控制自然观念打破了自然主义观念对人们的束缚，“为个人积极主动地追求自己的利益开辟了新天地”^[5]。莱易斯认为，在现代社会中，人控制自然观念的影响在不断地增长，这主要是三种历史趋势的反应:与过去的决裂、自然主义范畴的消除以及在满足需要的可能性方面的质的变化。“控制自然观念”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历史作用帮助人们实现了这三个目标。莱易斯指出，控制自然观念的这种作用的取得是“通过改变人们评价他们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活动的意义来实现的”，并且控制自然观念“在这种努力中所获得的成功的程度真是令人惊奇的”^[6]。

莱易斯在谈到控制自然观念的消极性时指出:“这种观念的正面作用一旦被清楚地认识，它的相应的局限性也就显现出来。”^[7]他强调，只有联系到控制自然观念产生和发展的特殊的历史背景，认识流行的控制自然观念中的最一般的不适当因素，我们才有可能清楚地认识这种观念的消极内容。莱易斯认为，从自然主义下解放出来的能量如果被社会的非理性所支配，就会走向其反面。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恰恰存在着不同社会集团之间以及集团与个人之间的激烈斗争，这就决定了对自然的控制必然服从于对人的控制这一社会目标，特别是当前把控制自然同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合法性联系在一起，结果导致人们非理性地运用科学技术，以实现通过控制自然而控制人的社会目标，这种非理性的动力必然会毁灭科学技术的合理性。莱易斯指出:“与其伟大的期望相反，现代科学和技术的合理性未能逃脱以更有力的机构保持在非理性社会条件下的运动。流行的控制自然的概念必须为这种变化承担某些责任。”^[8]莱易斯同时认为，人类利用自然力的性质的转变已经带来了两个相互联系的灾难性后果:“广泛威胁着一切有机生命的供养基础，生物圈的生态平衡，以及不断扩大的人类对于一个统一的全球环境的激烈斗争。每一灾难或两者都会造成这个星球现在形成的一切生物生命的毁灭或剧烈的变化^[9]。”在莱易斯看来，人们目前对于这些危险的各个方面以及避免这些危险的可能性机遇还不清楚。因而，在当代普遍存在着人的生存困境的情况下，必须探索各种解决的途径。在探索产生这些危险和避免这些危险的途径中，理解控制自然观念的后果是十分必要的。在这种意识形态的各个阶段曾提出一些批判的假定，这些假定决定着科学和技术的工具性在实现征服自然的目标中发生作用的方式。莱易斯指出，虽然“它们的实质的社会基础消失了，但意识形态的表现却存留至今”^[10]。进而导致在工业社会的具体社会成就和企图解释那些成就的全面意义的意识形态之间的隔阂加大。

莱易斯同时还从人与社会的伦理关系视角分析了控制自然观念的内在矛盾性。他认为，现代经济学起源于人的需求是永无满足的观念，这一观念是经济理论、社会学和心理学(尤其是著名的“消费心理学”领域)的基石之一。然而，人的那些最关键的需要却已经被社会的持续不断的控制所扭曲，并且这个问题在现时代变得越来越尖锐。莱易斯指出:“它的内涵恰恰是不可避免地服从于自然:换句话说，人的自然是被一种抵抗合理控制的内在机制控制的，社会注定是无休止地追求满足无止境欲望的手段的场所，必然引发无穷的对抗和争斗。因此由控制自然观念所带来的广泛的迷惑势必掩盖现代社会发展的最关键的动力源泉之一，即人和自然关系中的控制和服从的辩证法。要求征服自然的人类本身就是被它自己的心理素质所奴役。”^[11]总之，人类控制自然的观念是一种悖论，在控制自然的同时又奴役了人。

2.控制自然观念的历史考察

莱易斯认为，控制自然观念的内在矛盾体现在它的历史起源和演变的过程中，要想揭示控制自然观念的内在矛盾，必须探究它的历史渊源和演变。由于“非理性的机巧是在一种长期的错觉(即‘控制自然’的事业本身是被控制的)中被揭示的”^[12]。因此莱易斯深入到历史的发展之中，对控制自然观念的历史生成过程进行揭示，向人们展示了控制自然观念的内在矛盾性。

首先，莱易斯认为，控制自然观念的内在矛盾可以追溯到古代神话、宗教世界观和文艺复兴时的炼金术士的观点中。莱易斯指出，在希腊神话中技艺就具有两种或双重的作用:被用于生产之中和产生危害或破坏作用，以至于其功效总是毁灭或发展自身。在很长的时期内，“在使用工具中产生的优越于自然的态度和在人类活动中感到的独立性和力量，与这些工具是‘恶魔’的周期性恐惧并列而行”^[13]。人类对技术最初因经验形成的内心期望和恐惧则继续助长着一种宿命论:依靠它，人们逐渐接受了人类创造性的成果，同时又担心着从它手中爆发出的无法控制的邪恶。这是人类控制自然观念矛盾性的最早体现。

在莱易斯看来，与泛灵论的崇拜自然观不同，基督教主张“精神”与自然的分离并且从外部统治它。这种宗教意识已经渗透到西方文化传统之中，对于形成“控制自然”的思想来说，没有比这更为重要的了。精神和自然的两分是基督教历来的传统，而且精神显然是优于自然的。人处于上帝(精神)和自然之间的中间地位，而在所有地上事物中只有人才具有精神。因此，莱易斯指出:“被设想为胜利地控制了自然的科学似乎只是在自然地完成圣经关于人应当是地球的主人的允诺。”^[14]在《圣经·创世纪》中，上帝创世说宣布了上帝对宇宙的统治权以及人对地球生物的派生统治权，地球完全是为了服务于人的目的而设计的。莱易斯认为:“这样，人立于自然之外并且公平地行使一种对自然界的统治权的思想就成了统治西方文明伦理意识的学说的一个突出持征。对于控制自然的思想来说，没有比这更重要的根源了。”^[15]莱易斯认为，基督教是影响西方文明意义深远的意识形态之一，也正是借助其在人们心中的广泛影响，“人是地球的主人”、“统治自然”与“控制自然”等观念才在潜移默化的过程中流传下来。(www.xing528.com)

同时，莱易斯还认为，文艺复兴时代的社会意识是现代“控制自然”观念的重要根源。他指出，文艺复兴时期在各种自然巫术理论特别在炼金术中，征服世界意志的精神根源最为明显，炼金术士们“事实上已预料到什么是现代世界意识形态的基础”^[16]。在当时的自然巫术理论中，如炼金术、宇宙学、占星术中，甚至在马基雅弗里的《君主论》中，人们都可以看到征服自然、征服世界观念的表述。

其次，莱易斯着力分析了弗兰西斯·培根对现代“控制自然”观念的形成所作的贡献。他认为，控制自然的思想是培根哲学的立足点。培根的伟大成就在于，他比以往任何人都清楚直白地阐述了人类控制自然的观念，并且在人们心中确立了它的突出地位。培根热情讴歌了科学技术的社会作用，他认为人类通过科技进步来控制自然是社会进步的表现。在莱易斯看来，培根对于现代控制自然观念做出了巨大贡献，培根提出“知识就是力量”，认为人“第一，探索自然的内部;第二，把自然整理为一种在操作中的状态”^[17]。人必须“质询”、“拷问”自然，强迫自然听从人的命令。莱易斯认为，培根用科学和技术进步的结果向人们证明了控制自然的意义。在莱易斯看来，培根通过一种类宗教的形式为科学的进步辩护，他赢得了人们对新的控制自然观念的广泛接受，同时他又不自觉地解构了宗教观念，进而为后人制定了一条使这一思想逐渐地非宗教化的路线。莱易斯指出:“我们不再相信培根或许相信的那个可以容纳宗教来操纵‘神遗赠’给人类‘统治自然权力’的范型。”“当控制自然的观念被彻底世俗化的时候，包含上帝和人之间的契约的道德束缚以及人类的获准的对地球的部分统治就失去它们的效力。”^[18]培根的“探索自然”、“强迫自然听从人的命令”等论断则使人类中心的观念走向操作层面成为现实。

莱易斯对培根把自然看作是人的贤妻而不是人的奴隶的思想倍加赞赏。在莱易斯看来，这在一定程度上道出了培根控制自然思想的意义，因为从贤妻的含义中可以合理推出这种期望的内在责任心，即认识到必须使人类的愿望服从于理性的控制。培根的主要想法是使读者相信，知识的增长会改变人与自然的关系，从而使物质的稳定发展成为可能。莱易斯指出:“这样，知识的进步就带来了两种相互联系的利益，即免除了人和自然关系引起的不利和人与人之间关系引起的不利。”“逐渐增长的期望会通过科学和技术的成就来满足，而具破坏性会受到文化方法的检查。”^[19]莱易斯认为，在培根看来，人类的技艺和知识是人们用以强迫自然服从其命令的武器。那些对科学技术进步负有责任的人也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科技的社会应用。培根强调:拥护新的科学哲学的人同时也具有一种对其工作的道德责任感和一种为更大的推动社会制度发展的任务而奋斗的精神。莱易斯认为，这表明培根已敏锐地认识到错误地应用科技发明的内在危险。当然，莱易斯也认识到，人们在追随培根思想、信仰“控制自然”观念时，不仅当时没有对它进行批判的分析，而且现在依然如此。

最后，莱易斯指出，由于17世纪以后，科学技术的日益强大，特别是以笛卡尔为代表的唯理主义思维方式的形成，使“控制自然”的观念从宗教哲学的层面上升到科学主义的层面，明确具有了现代意义。莱易斯指出:“通过科学和技术征服自然的观念，在17世纪以后日益成为一种不证自明的东西。因此，几乎所有的哲学家都认为，没有必要对‘控制自然’的观念作进一步的分析和解剖。”^[20]这意味着这个观念已经僵化了，人们只是把它当作一种社会意识来接受。这导致了现代社会中盛行的操作主义思维方式，也造成了现代科学和前现代科学之间在方法论和对待自然态度方面的差异，现代科学重点研究变革世界的方法，它并不描绘自然本身的图画，而是研究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这意味着人类对自然的态度从沉思转向了实用，自然哲学逐渐让位于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控制自然”使社会进步成为社会的普遍意识。

在论述控制自然观念形成的历史根源的同时，莱易斯还着重分析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他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有关控制自然这一复杂问题上得出了最为深刻的见解，“在马克思所有时期的著作中，自然概念都是最重要的范畴之一。经过劳动形成的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对于马克思来说是认识历史的关键”^[21]。莱易斯认为，在马克思那里，一方面，人本身是一种自然的存在，人的劳动能力仅仅是自然能力的一种形式;另一方面，人努力去改变自然以满足自己日益增长的需要。马克思把人与自然的关系定位于自然是人的一种对象化存在:自然是全部人类活动的“应用场所”，是一切社会组织形式所共同的劳动过程的普遍基础;人在活动中改变了自然世界，同时也改变了人自身。莱易斯指出:“马克思在这里概括地提出了人和自然的辩证法。”^[22]莱易斯认为，马克思把控制自然看作是劳动过程进化的一个要素。这种研究给马克思的理论以巨大的力量和内聚力。因为它能够使人与自然的不同形式的关系与一种社会变化的理论结合起来。莱易斯认为，在这里马克思合理地表明了，控制自然不是个别社会变化的重要因素，“因为(1)他期望无产阶级的一般社会意识会与在工业生产中他们的劳动经验所造成的对自然的控制同时发展起来;并且(2)技术也不是资本主义社会后来产生的虚伪意识——一种持久地掩盖不公正和阶级冲突的重要方法——根源”^[23]。当代科学和工业发展之间的相互作用已越来越清楚地表明了这种相关性。科学的发展，控制自然的发展和人类能力的发展被看作是一回事。因此，要消除控制自然的内在悖论，只有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社会化的人，相互联合的生产者合理地安排他们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使它处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允许它的盲目的力量来左右他们。从而使人—社会—自然系统处于协调的运作之中。莱易斯一方面承认马克思对控制自然观念的复杂性问题提出了深刻的见解，但同时他又认为马克思无法预见科学技术发展已成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间残酷斗争的重要工具的现实。因此，莱易斯认为马克思的理论就不得不进行补充和修正，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要重新评价控制自然的观念。

3.控制自然与控制人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莱易斯由对舍勒的控制学思想的分析而引入到对控制自然与控制人之间关系的分析。他指出:“舍勒的著作仍然是分析科学和控制之间关系的最重要的唯一的原始资料。”“我们这里对舍勒著作中感兴趣的部分是他提的控制学，‘为了控制的知识’的概念。”^[24]舍勒对科学技术和控制自然之间的联系作了精辟的论述。在每一个历史时期，人都与自然进行斗争以维持自己的生存。为此，人类就会企图“控制”周围的环境。这是人类历史中的一种恒常现象，其自觉形态的表现就是为使环境服从于人的目的而发展出来的各种技术，舍勒称之为控制学。在舍勒看来，现代科学的实质就是控制学，现代科学为人类控制自然提供了基础。莱易斯认为，舍勒的分析是有问题的。“控制”在人的生活领域的实施受到了挑战，因为社会生活是由有目的的人构成的，而人的需求在社会斗争的条件下是矛盾的。同时，由于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都存在着激烈的社会冲突，每一方都迫使另一方进一步改进科学技术，进一步加强对自然的控制。因而，“在追求自然的意志中所反映出来的目标，不是各种目标和目的的简单集合体，而是包含着相互矛盾部分的整体。舍勒的基本错误是只研究整体对强力的追求而没有进一步分析它的相互冲突的成分，后者是理解追求控制的历史动力的关键”^[25]。因此莱易斯认为，我们不能抽象地谈论“人对自然的征服”或“人对自然的统治”，因为当我们这样说的时候，这里的人都是指人类整体。

莱易斯进一步指出，为生存而进行的坚持不懈的斗争才是控制自然的关键动力。这种斗争，既表现为特殊社会内部的冲突，又表现为全球规模社会之间的冲突。莱易斯非常同意马尔库塞提出的“人与自然的斗争是不断增强与其社会的斗争”的观点。莱易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指出:“人与人之间的社会斗争逐渐地同化了人与自然之间的斗争，或者换句话说，人们用以把自然资源转变为满足要求的物品的机构越来越被视为一种政治冲突的重要对象。”^[26]同时，莱易斯对对自然的控制、对人的控制和社会冲突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他指出，是霍克海默把三者联系在了一起，“霍克海默的理论把人类历史的三个特征连结在一起:对自然的控制、对人的控制和社会冲突”^[27]。莱易斯认为，对自然的控制、对人的控制和社会冲突之间是紧密相联的，社会冲突是人对自然的控制和人对人的控制的中间环节。由于社会冲突的存在，一部分人利用控制自然来控制另一部分人，反过来对人控制程度的加深，又重新导致社会冲突加剧和更大范围的对自然的控制，三者是互为因果的，而且这个循环将无止境地进行下去。他指出:“理解控制自然的努力迫使我们在严酷的社会冲突的背景中揭示它的含义，这场冲突正逐渐结合成一场全球的戏剧。在这些冲突中，技术改进步伐的加速起着重大的作用。”^[28]莱易斯认为，对自然控制的加强不是转换或削弱了对人的统治，相反，它加剧了这种统治。他具体分析了这两种统治的联系机制，即科学作为控制自然的工具是如何变成控制人的手段的。他认为，关键的中介环节是技术，人们利用技术来控制自然和对自然资源进行分配，从而日益对人的日常生活世界产生影响，这样，技术便使科学的合理性渗透到社会之中。莱易斯指出，技术合理性有两个相互联系的特征:其一，“技术与实践的生活活动的直接联系先验地决定着那种通过技术发展而实现的控制:由于陷入社会冲突之网，技术成了一种把控制自然和控制人联系起来的手段”;其二，“技术合理性在20世纪极端的社会冲突形式——大规模的破坏性武器、控制人的行为技术，等等——中的应用预示着合理性本身的危机”^[29]。这样，通过对自然的统治而逐步为愈加有效的人对人的控制提供了概念和工具，并且这两种统治(控制)是相互促进的。

因此，莱易斯认为，控制自然和控制人之间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他指出:“在由征服自然的观念培养起来的虚妄的希望中隐藏着现代最经常的历史动力之一:控制自然和控制人之间的不可分割的联系。”^[30]“控制自然”这种意识形态行为最根本的不合理目标就是“把全部自然作为满足人的不可满足的欲望的材料来加以理解和占有”，进而导致了“人的那些最关键的需要已被社会的持续不断的控制所扭曲了”，它破坏了人的自由，否定了人的解放^[31]。莱易斯从正反两个方面，通过详实的材料分析，充分地说明了“为什么在征服自然和‘征服人’之间显然地存在着一种联系”这一问题。他指出:“社会的发展总是对所有的理性控制的要求毫不在意，相反，总是受到一种虚假的潜藏力——非理性技巧的支配，它的最大现象就是科学技术的理性主义落入了社会矛盾的非理性罗网的过程。”^[32]莱易斯通过这种“控制自然和控制人之间的不可分割的联系”的分析，把人与自然关系的讨论提升到一个更高的价值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