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自然与文化重构

三、历史唯物主义的自然与文化重构

奥康纳认为，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存在着重大的缺陷:其一，“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不存在一种关于文化、语言、主体间性和伦理的理论”，看不到“不管是生产力还是生产关系都是与文化规范融合在一起的”;其二，“历史唯物主义的确没有一种研究劳动过程中的生态和自然界之自主过程(或‘自然系统’)的自然理论”^[77]。传统历史唯物主义在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解读模式中“文化”和“自然”的线索是缺失的。因此，奥康纳主张一种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致力于探寻一种能将文化和自然的主题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劳动或物质生产的范畴融合在一起的方法论模式。这种被重新建构的历史唯物主义“不仅要立足于对工业技术、劳动分工、财产关系以及权力关系的研究，而且要立足于对具体的、历史的文化和自然形式的研究”^[78]。在他看来，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原则是用社会劳动说明社会的产生和发展，这就必须说明社会劳动的内在关系，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因为社会劳动中的“协作或多或少都是建立在文化规范和生态(自然)样式的基础之上的”^[79]。它既是文化形式，也有自然内涵，而传统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概念排除自然、生态的自在自为因素。在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积累、竞争、经济危机、资本的集中与垄断以及其他一些理论的阐述中，“自然界内部的生态与物质联系以及它们对劳动过程中的协作方式所产生的影响，虽然不能说被完全忽略了，但也确实被相对地轻视了”^[80]。奥康纳要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重构进自然和文化的内容，建构有别于传统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观念。

1.重构历史唯物主义的步骤与切入点

在批判传统历史唯物主义缺陷的基础上，奥康纳提出了重构历史唯物主义的设想。他指出:“任何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构必须迈出的第一步是，对协作和劳动关系模式与历史的变迁和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81]在这里，奥康纳的协作包括人与自然的协作和人与人的协作。协作不是一方对另一方的控制，而是双方对等、彼此尊重独立性、自主性的合作。在他看来，以此协作模式来理解劳动关系，并考察协作、劳动与历史的变迁和发展的关系，将会得出与传统历史唯物主义不同的结论。奥康纳认为，对历史唯物主义重构的第二步是，“建构一种能够阐释文化与自然界对所有者和统治阶级的力量产生影响或起促进作用的方式。所有者或统治阶级的这种力量正是把生产过程中的劳动因素联合起来并对之施加强制作用的力量”^[82]。当自然被资本主义重构以后，所有制对人与自然的关系产生着重大影响，统治者也掌握着如何对待自然的权力，如何认识自然的历史地位是个前提问题。我们的先人由于震慑于自然而产生自然崇拜，神化自然，从而尊重并屈从于自然。当科学揭开自然界的秘密，消解了一切自然力量的“圣性”以后，科学和技术对自然进行了疯狂掠夺和控制，蔑视自然的自主性，否定自然的目的性。自然对人类的无情报复是人不尊重自然的独立性和自身目的性的结果。

同时，奥康纳对于如何选择重构历史唯物主义的切入点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指出:“协作范畴是一个明显的介入点，从此出发，我们可以深入到历史唯物主义观念加以修正的计划中，以此来有效地清理文化、社会劳动和自然之间的辩证关系，劳动在这种辩证关系中被视为调节因素。”^[83]奥康纳相信，新的社会劳动观将会重写历史，重构出历史唯物主义的全新体系。在这种修正或重构中，“社会劳动仍然保持着它在历史唯物主义中的中心范畴的地位，但作为日常生活之规范和意义的现代人类学维度上的文化范畴，以及作为一种自主(往往是不可预测的)生产力的现代生态学维度上的自然范畴，都对社会劳动范畴进行了质疑和丰富。”^[84]于是，新的历史唯物主义体系就是全新的自然观、文化观和劳动观，围绕自然、文化和劳动的关系解释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建构社会发展的新模式，追求人类的美好未来。

2.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自然内涵

奥康纳指出，由于马克思“是在一种‘前人类学’(pre-anthropological)的阶段进行话语言说的”，“是在生态时代之前写作的”，因此在传统历史唯物主义的资本主义理论中，“自然界(自然系统)内部的生态与物质联系以及它们对劳动过程中的协作方式所产生的影响，虽不能说完全被忽略了，但也的确被相对地轻视了”^[85]。传统历史唯物主义在唯物主义维度上很不彻底。奥康纳认为，实际上，自然生态系统不仅内在于生产力之中，而且也内在于生产关系之中。从生产力方面来看，虽然具体的自然生态系统是人类实践活动的结果，但是构成自然生态系统的化学、生物和物理过程却是独立于人类系统而自主运行的，它们以其内在的属性和规律影响着人类的生产过程和生产力的发展。奥康纳认为，这是一些自主性的生产力，就像它们同时也是一些自主性的生产条件一样。例如，采矿业、农业、渔业等领域的发展直接受制于自然生态条件;建筑和交通业的发展直接受制于空间资源。再从生产关系方面来看，自然生态系统会直接影响社会形态、阶级结构和生产关系的形成与发展。例如，英国之所以没有经历严格意义上的封建主义，不仅是由于同其占主导性的个人主义文化，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由于其内陆和沿海输水系统的发展程度以及由此带来的经商机会。同时在地中海和大西洋沿岸地区，由于其优越的自然条件，在这里商业资本主义的阶级结构很早就发展起来了。因此奥康纳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自然维度决定了人们不能将人和自然的关系简单地建立在技术关系的基础上，而必须将二者建立在生态联系的基础上。

奥康纳提出了“自然的生产力”和“自然的生产关系”的概念。“自然的生产力”，指的是自然系统(自然过程)，包括物质资源、自然性质、地理状态、空间状况、生态条件、劳动者的自然条件等，是生产力的基本要素，它内在于生产过程和协作方式(生产方式)之中，自然界不仅仅是生产过程的“合作者”，而且是“自主的合作者”。自然系统的自主性运作使它成为“自主性的生产力”，任何生产都必须受到自然条件的规定和制约。对于什么是“自然的生产关系”，奥康纳指出:“‘自然’的生产关系意味着自然条件或自然过程(不管是否受人类活动的影响)的一定形式，与任何其他因素相比，对任何一个既定的社会形态或阶级结构的发展，提供更为多样的可能性。”^[86]他同时还列举了大量的事例来证明生产关系总是建立在自然条件之上的。例如，在公海上，一条船的船长就拥有或多或少的绝对权力。大多数的城市都是在河流的交汇处和天然港口地区发展起来的，因为只有在这些地区，中长途的商业活动才是可能的，这些城市很快就成了手工业工人、工匠、商人、银行家及其他一些人的集中地^[87]。

奥康纳认为，区分“自然的生产力”和“自然的生产关系”有助于人们认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客观性和主观性特征。在他看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都具有客观性和主观性的双重维度。生产力的客观性维度表现在，它是由自然界所提供的(或通过劳动从自然界中获得的)生产资料和再生产工具以及生产对象。生产力的主观性维度是指它除了包括总体上的活劳动力外，还包含着劳动力的不同组合或协作方式，而这些方式不仅受技术水平的影响，还受到文化实践活动的影响。生产关系的客观维度是指，生产的发展是以价值规律、竞争规律、资本的集中与垄断规律以及其他的一些发展规律为基础的。同时，生产关系也是主观的，因为它所包含的财富范畴同时具有文化的意蕴，以及它所具有的建构特定的剥削方式的方法也是受制于具体的文化实践活动的。奥康纳举例说，在日本企业中盛行的责任感和献身精神，在美国公司中就可能像对牛弹琴一样。在他看来，“人力资源本身是有文化意义的，因为一个人在他被认为有价值或有用之前，他们首先是被放置在文化层面上加以定义的”^[88]。正是在论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主观性维度的前提下，奥康纳展开了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文化内含的理解与解释的。

3.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文化内涵

奥康纳认为，传统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把“文化”看做是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而不是把“文化”看做是与社会经济基础交织在一起的，这是传统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重大缺陷。这也因此导致了传统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不可能研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文化维度，而仅仅只能从生产工具、生产对象和技术水平等要素来规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种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研究必然是不完整的。奥康纳认为，在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的所有的生产方式中不管是生产力还是生产关系，其实都是与文化规范问题融合在一起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既受技术关系的影响，同时也受文化规范、价值观念和文化传统等影响。他指出:“不仅韦伯式/福柯式的统治/权力形式从‘外面’输入到劳动关系之中(就像它过去曾经历过的一样)，而且，所有类型的文化实践对劳动关系以及包括政治关系在内的其他社会关系都起干预作用。再进一步，政治与文化的实践活动不仅从上面，而且也从下面输入到工作场所之中。在这一意义上，劳动关系既是政治的、意识形态的以及文化的斗争的内容，也是其生成的语境”^[89]。因此，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由各种文化实践、技术、生产工具和生产对象的发展水平以及阶级的力量等多重因素所决定的。只有把握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文化维度，才能既避免技术决定论的错误，同时也才能够理解在相同的技术条件下形成的不同生产力以及人们之间的不同协作模式。奥康纳认为，在一个生产力日益呈现出社会性质的时代，一些主要的经济体制之间的竞争能力，不仅与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直接相关，而且与特定的文化把科学技术的力量动员起来的能力直接相关。例如，日本的集体主义的资本主义体制对于一种新型的生产过程理念的扩散与传播就是较为理想的类型;美国的个人资本主义体制对于新技术的发明与发展来说则是一种理想的类型;欧洲的阶级合作主义体制对于新技术的有效开发来说也是一种理想类型。

奥康纳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放置进一个全新的解读视域之中。他认为，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中应该给予文化和自然一样的应有地位。因此，他提出了“文化的生产力”和“文化的生产关系”两个新概念。所谓“文化的生产力”，就是指生产力中的文化内容和生产力存在及其作用的文化方式。所谓的“文化的生产关系”，就是指生产关系的文化内容及其存在和作用的文化方式。作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协作模式的劳动关系，在一定意义上总是一定劳动者群体的文化结果，表现为法律、道德、习俗等意识形态对生产的重大影响。劳动关系是由各种文化实践、技术和工艺水平、生产工具和生产对象的发展水平、维持劳动价格稳定的能力、阶级的力量等多元因素决定的。奥康纳认为，文化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影响是巨大的，如果我们对文化的主导模式、法律体系的作用、管理者控制劳动者的意识形态不甚了解，就根本不能理解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结合(协作)的具体形式，甚至连对生产关系本身也难以获得真切理解。

4.自然、文化与社会劳动之间的关系

奥康纳在重构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中，不仅考查了作为人类社会和自然界中介的社会劳动的文化维度和自然维度，而且还详细地分析了社会劳动、文化和自然三者之间的关系。在他看来，社会劳动、文化和自然之间存在着辩证联系。首先，社会劳动具有文化的特征。从社会劳动与文化的关系看，社会劳动既是一种物质性的实践，又是一种文化实践。因为，“人类劳动不仅建构在阶级权力和价值规律的基础之上，而且也建构在文化规范和文化实践的基础之上，而文化规范和文化实践反过来又被社会劳动的形式所决定”^[90]。它们之间存在着相互决定和相互控制的关系。奥康纳指出:“在具体事例的研究中，只有立足于对文化与劳动之间的内部联系的辩证研究才可能得出一些有意义的力量和实践结果。”^[91]其次，社会劳动同时又具有自然的特征。社会劳动是建立在自然生态系统的基础上的，自然的客观规定性制约着人类的社会劳动过程，同时社会劳动又通过对自然过程的调节和改造，不断创造出“第二自然”或自然界的新形式和新关系。奥康纳由此强调，文化和自然因素在社会劳动中是相互并存和相互融合的，它们是社会劳动中不可分割的两种规定性。他指出:“我们现在已经明确的是，作为资本全球化的结果，一方面，文化关系内在于劳动、劳动关系以及其他领域中的方式，另一方面，物理的、化学的、生物的关系内在于劳动过程之中的方式，正在越来越趋于复杂化。”^[92]奥康纳同时认为，由于文化因素和自然因素在社会劳动中相互作用、相互融合，使社会劳动呈现出复杂化和不确定的特点。由于人们对于理论和实践模式的选择是以社会劳动中协作的文化因素和自然因素结合的形式为前提的，文化因素和自然因素相互作用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就为人们选择不同的理论和实践模式提供了可能。劳动的文化特征和自然特征同时表明，社会是自然、文化和社会劳动的多元交互作用系统。

奥康纳认为，“劳动”范畴仍然应该保持在历史唯物主义体系的中心位置，因为它像历史唯物主义这张大网上的总纲，一系列复杂的关系都是以此为中心建立起来的。他指出:“在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所写成的有关环境史的文献中，‘人类的作用力’或‘人类的力量’变成了‘人类的物质性力量’或‘物质活动’，劳动被看成是文化与自然之间的中介力量。自然的历史，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劳动的历史。”^[93]文化和自然本身并不是生产力，它们并不能直接地为人类提供生活资料等任何东西。“劳动是自然与文化之间的媒介，这就是说，劳动把这两者在生产的维度上拉到了一起，并使之能生产出人类所需的物质生活资料。”^[94]应该指出的是，奥康纳的“劳动”范畴既不是指单纯的“物质生产”活动，也不是仅仅指劳动者从事的直接的“物质生产过程”，而是广泛的“社会劳动”。这样，奥康纳以这种劳动观为基础建构了突出自然与文化双重视域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观念。

总的来看，奥康纳重构历史唯物主义的目的在于重构一种“将文化和自然的主题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劳动或物质生产的范畴融合在一起的方法论模式”^[95]。通过对这一方法论模式的探求，他在保留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核心概念“劳动”的基础上，建构了一种劳动、文化和自然三位一体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奥康纳对传统历史唯物主义的批评从总体上的确抓住了传统历史唯物主义(其实应该称作形而上学历史唯物主义)在对自然概念的理解上的缺陷。在自然观上，传统历史唯物主义的确没有认识到自然的自主性，更不可能承认自然的终极目的性。在这种理论逻辑中，自然只是人类改造的对象，生产的资源，充其量还是人类生存的环境。生态问题的出现，其观念根源不能不说在于此。在文化问题上，为了坚持“唯物”原则，机械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坚持的是一种还原论，把复杂的社会关系、社会动力和社会过程归因为经济关系、经济动因和经济过程。这种单向的还原论在最终的逻辑上仍然是对文化作用的事实否定。因此，奥康纳的理解无疑是正确。

但是同时我们应该看到，奥康纳所批评的历史唯物主义、传统历史唯物主义、经典历史唯物主义或者传统马克思主义，在概念上是模糊不清的。同时他对马克思自然观的一些指责也是值得商榷的。实际上，关于自然的概念，马克思虽然没有使用“自然界的自主性运作”，但马克思使用了“自然的再生产”，并把它与“经济的再生产”作为对应的概念。马克思指出:“经济的再生产过程，不管它的特殊的社会性质如何……总是同一个自然的再生产过程交织在一起的。”^[96]与奥康纳相比较，这才是一个更为适当的概念，它不仅概括了自然界的自我生成，也包括人对自然的建设。马克思还对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作了揭露和批判。他指出，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否定了包括自然在内的一切事物的至上性，在资本主义创造出的“普遍有用性的体系”中，“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在这个社会生产和交换的范围之外表现为自在的、更高的东西，表现为自为的合理的东西”^[97]。马克思的目的是要否定资本主义对自然的不合理占有，实现“自然界的真正复活”(应该说，这与奥康纳的“自然的终极目的性”具有相同的意义)，达到“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的高度统一^[98]。同时，马克思也指出:“自然界是个有缺陷的存在物。不仅对我来说而且在我看来是有缺陷的存在物，即就其本身来说是有缺陷的存在物。”^[99]无论如何人类在自然界面前应该是主体。马克思在自然概念上的这些贡献都没有引起奥康纳的足够重视，因而也可以说，奥康纳对马克思主义自然概念进行重构时视阈是狭窄与有限的。当然，奥康纳的批评是有意义的，他启发我们仅仅停留在“自然人化”理论上是不够的，必须走向“人性化自然”(不是神化自然)的水平，才能符合时代的需要。

奥康纳通过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修正，试图唤起人们对自然概念的重新认识与重视。他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和自然概念的独特理解还是值得我们反思和借鉴的。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非历史解读必然导致其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解，这也同时削弱了他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最终价值。

【注释】

[1]［英］戴维·佩珀著，刘颖译:《生态社会主义:从深层生态学到社会公正》，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6页。

[2]戴维·佩珀著，刘颖译:《生态社会主义:从深层生态学到社会公正》，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6页。

[3]同上，第166－167页。

[4]同上，第167页。

[5]同上。

[6]戴维·佩珀著，刘颖译:《生态社会主义:从深层生态学到社会公正》，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4页。

[7]同上，第156页。

[8]同上，第157页。

[9]戴维·佩珀著，刘颖译:《生态社会主义:从深层生态学到社会公正》，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4页。

[10]同上，第104－105页。

[11]同上，第105页。

[12]同上，第167－168页。

[13]戴维·佩珀著，刘颖译:《生态社会主义:从深层生态学到社会公正》，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55页。

[14]同上，第124页。

[15]同上，第355页。

[16]同上，第124页。

[17]戴维·佩珀著，刘颖译:《生态社会主义:从深层生态学到社会公正》，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4页。

[18]同上，第165页。

[19]同上，第164－165页。

[20]戴维·佩珀著，刘颖译:《生态社会主义:从深层生态学到社会公正》，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55页。

[21]同上，第339页。

[22]约翰·贝拉米·福斯特著，刘仁胜、肖峰译:《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页。

[23]约翰·贝拉米·福斯特著，刘仁胜、肖峰译:《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3页。

[24]同上，第3页。

[25]约翰·贝拉米·福斯特著，刘仁胜、肖峰译:《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62页。

[26]同上，第63－64页。

[2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页。

[28]约翰·贝拉米·福斯特著，刘仁胜、肖峰译:《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67页。

[2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90页。

[30]约翰·贝拉米·福斯特著，刘仁胜、肖峰译:《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72页。

[31]约翰·贝拉米·福斯特著，刘仁胜、肖峰译:《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78页。

[32]约翰·贝拉米·福斯特著，刘仁胜、肖峰译:《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79页。

[33]同上，第80页。

[34]同上。

[35]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05－106页。

[36]同上，第56－57页。

[37]约翰·贝拉米·福斯特著，刘仁胜、肖峰译:《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03－204页。

[38]同上。

[39]同上，第211页。

[40]约翰·贝拉米·福斯特著，刘仁胜、肖峰译:《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12页。

[41]同上，第213页。(www.xing528.com)

[42]同上，第36页。

[43]同上，第37页。

[44]约翰·贝拉米·福斯特著，刘仁胜、肖峰译:《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35页。

[45]同上，第16页。

[46]同上，“前言”第11页。

[47]同上，“前言”第111页。

[48]约翰·贝拉米·福斯特著，刘仁胜、肖峰译:《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8页。

[49]同上，第11－12页。

[50]约翰·贝拉米·福斯特著，刘仁胜、肖峰译:《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2页。

[51]同上，第14页。

[52]同上，第15页。

[53]约翰·贝拉米·福斯特著，刘仁胜、肖峰译:《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7页。

[54]同上。

[55]同上。

[56]何萍:《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作为哲学形态何以可能》，《哲学研究》，2006年第1期。

[57]奥康纳沿袭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试图区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苏联教科书式的历史唯物主义，但是他同样没有区分清楚，因而他也只是在非常笼统的意义上使用“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传统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以示与他的生态学历史唯物主义相区别。

[58]詹姆斯·奥康纳，唐正东、臧佩洪译:《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1页。

[59]同上，第52页。

[60]同上，第53页。

[61]同上，第56页。

[6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4页。

[63]詹姆斯·奥康纳，唐正东、臧佩洪译:《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1页。

[64]同上，第41－43页。

[65]同上，第6页。

[66]詹姆斯·奥康纳，唐正东、臧佩洪译:《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86页。

[67]同上，第66页。

[68]同上，第6页。

[69]同上，第33页。

[70]詹姆斯·奥康纳，唐正东、臧佩洪译:《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9页。

[71]同上，第64－65页。

[72]同上，第73页。

[73]詹姆斯·奥康纳，唐正东、臧佩洪译:《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7页。

[74]同上，第8页。

[75]同上。

[76]詹姆斯·奥康纳，唐正东、臧佩洪译:《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9－10页。

[77]同上，第62－63页。

[78]同上，第61页。

[79]同上，第65页。

[80]詹姆斯·奥康纳，唐正东、臧佩洪译:《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73页。

[81]同上，第68页。

[82]同上。

[83]詹姆斯·奥康纳，唐正东、臧佩洪译:《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6页。

[84]同上。

[85]同上，第73页。

[86]詹姆斯·奥康纳，唐正东、臧佩洪译:《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74页。

[87]同上，第75－76页。

[88]詹姆斯·奥康纳，唐正东、臧佩洪译:《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2页。

[89]同上，第70页。

[90]詹姆斯·奥康纳，唐正东、臧佩洪译:《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77页。

[91]詹姆斯·奥康纳，唐正东、臧佩洪译:《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78页。

[92]同上。

[93]同上，第89页。

[94]同上，第141页。

[95]詹姆斯·奥康纳，唐正东、臧佩洪译:《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9页。

[9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98－399页。

[9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93页。

[98]同上，第122页。

[99]同上，第18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