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康纳在剖析传统自然观错误的同时，着重揭示了传统历史唯物主义在“自然”问题上存在的缺陷。他指出:一方面当代人的“自然”观念本身有着重大的缺陷;另一方面传统历史唯物主义“只给自然系统保留了极少的理论空间”，丰富的“生态感受性”在历史唯物主义经典阐述中严重“缺失”[68]，这就必然使它无法完成说明历史过程的理论使命。
奥康纳首先从对《韦伯斯特新词典》中所列自然的五种含义的解释与分析开始，深入地考查了自然概念形成的历史。在此基础上，进而从历史的角度分析揭示了当代人类特别是资本主义自然观的缺陷。同时，这一分析是与对资本主义的诞生过程的分析结合在一起的。奥康纳指出:“要想理解我们关于自然的概念，就必须了解资本主义的诞生过程。”[69]按照词典的解释，“自然”(nature)来源于拉丁文“nasci”，本义为“出生”的意思。奥康纳对词典所列的第三、四种含义进行着重的分析。他指出，词典所列自然概念的第三个和第四个定义分别是“种类”或“类型”以及“物质世界的整体”。这些都是近代资产阶级科学和启蒙的维度上的自然概念。奥康纳认为，这种维度上的自然，是一种事物的集合体，是一种像商品一样可以被拆分，同时又能以新的形式加以组合的东西。15世纪至18世纪时期，在西方社会向工业社会的漫长转型过程中，自然的这种定义逐渐取得了主导地位。自然概念的这种阐释是与自然问题上的工具主义思路相一致的，自然被看成是为人类利益而存在的东西。自然界在人们的观念中成为被动的、惰性“事物的堆积”，是一个机械性的结构体，可以计算、拆分、任意组合、控制甚至操纵。词典所列自然的最后一个定义是在18世纪和19世纪流行起来的浪漫主义的自然概念，自然被赋予了“荒原”、“原始”概念。
奥康纳认为，对上述两种自然概念的解读不仅应当在《韦伯斯特新词典》的维度上加以展开，而且应当沿着资本主义发展史的线索来加以深入地探讨。随着资本主义早期发展，自然概念的主导内涵发生了改变，形成了新的科学主义的自然观，这种自然观把自然看作是一种机械性的结构体，能够被拆分，同时又能够用多种方式把它重新组合起来。在这种自然观念的影响下，世界被彻底二元化，自然也被二元化为“外在自然”和“人化自然”。在此观点的影响下，自然和社会、自然和文化、自然和历史、农村和城市、物质和精神，甚至连人类个体自身也被区分为肉体和精神、理性和感性、思想和感情的二元性存在。在人类文化上，这种二元论表现为把生物学和心理学、科学和艺术、哲学和心理分析学的对立，更甚者，还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在二元论的思维方式上被区分开来。随着科学的发展和资产阶级启蒙的深入人心，出现的是“自然的资本主义重构”，即自然的商品化和资本化特征。自然界被“商品化”的同时也被“资本化”，空间、土地、沙滩、森林、空气和阳光都有了“设定价格”，最终成为资本的一种特定形式。随着自然观变迁的是资本主义的“积累”历史，这就是奥康纳所说的“自然界本身现实发生的客观异化过程”[70]。正是这一异化，才出现了对自然界浪漫主义和感伤式的关注——生态运动。(www.xing528.com)
奥康纳通过分析自然应该具有的两个重要特性来揭示传统历史唯物主义在对自然理解上存在的缺陷。他指出，自然具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特性:一是“自然界之本真的自主运作性”;二是“自然的终极目的性”。对这两个特征的忽视或否定，导致传统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中的“自然”地位的缺失。所谓的“自然界之本真的自主运作性”，是说“在人类通过劳动活动改造自然界的同时，自然界本身也在改变和重构自己”。自然界的这一特征，使得人类社会历史就是“一个在生产过程中人类的力量和自然界本身的力量相互统一在一起的发展过程”[71]。奥康纳认为，传统历史唯物主义根本没有(或只在很弱的意义上具有)建立在劳动过程中生态的和自然界之自主过程(或“自然系统”)的自然理论。由于“自然界之本真的自主运作性”越来越被遗忘或被置于边缘的地位，传统历史唯物主义虽然成功地论证了在不同的生产方式中自然界遭遇不同的社会建构，但自然界总是消极被动的，似乎人类社会历史过程的延续、变迁和转型丝毫不受自然界的主动影响，有的只是人主动地对自然的利用和改造。奥康纳同时认为，由于缺少“自然的终极目的性”观念，传统历史唯物主义基本上也只把自然当作生产、生活随意掘取的资源和驯化的对象，因而传统历史唯物主义在唯物主义维度上也很不彻底。他指出:“在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积累、竞争、经济危机、资本的集中与垄断以及其他一些问题的理论阐述中，自然界(自然系统)内部的生态与物质联系以及它们对劳动过程中的协作方式所产生的影响，虽不能说完全忽略了，但也确实被相对地轻视了”[72]。奥康纳所谓的“自然的终极目的性”，是说自然界本身的存在就是它自身的最终目的，这一目的具有无条件的至上性。自然界自身目的性的否定性确证，可以用威廉·莱易斯的“自然的反抗”来理解。当然奥康纳的逻辑并不是“生态中心主义”的理论逻辑，只不过是在他看来，人们从来没有想过自然界的存在本身就是目的，这是人类不能正确对待自然界的观念根源。这也因此是传统历史唯物主义没有建立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理论的理论根源。
同时，奥康纳还认为“历史唯物主义事实上只给自然系统保留了极少的理论空间，而把主要的内容放在了人类系统上面”[73]。在他看来，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相信，在资本主义的剥削方式中，社会化了的人类物质生活具有两个方面的作用:其一是以“人化自然”或创造一个“第二自然”的方式改变自然界的形式;其二是人类变得习惯于在不断开拓和发展新的物质财富形式的名义下，以自然规律的主人自居。奥康纳认为，马克思主义者缺少对生态科学的理论关注，缺乏生态敏感性。他指出:“在人类历史与自然界的历史关系上，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凸显了自然界的人化问题，却没有强调人类历史的自然化方式以及自然界的自我转型问题。资本主义的运行周期以及劳动的剥削问题被置放在了一个远远高于有机体的生命周期、能源的使用周期和自然界的开发方式的位置上。”[74]奥康纳强调，当代生态科学的出现以及各种各样的生态性斗争的事实已经说明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内涵的革新发展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在这里，他引述了安纳·布拉姆维尔(Anna Bramwell)的观点来作为旁证。在布拉姆维尔看来，马克思和恩格斯把人类放在了一个太主动和重要的位置上，而把自然界放在了一个太消极和被动的位置上[75]。事实上，在人类的物质生活以及人类的历史和人类意识的进步中，自然界对于人类来说始终是一个能动伙伴。现代生态科学与人们生态意识的兴起与发展就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而且由人类自身所推动的自然界的变化，反过来会决定人类历史发展的可能性及其界限。因此，在奥康纳看来，由于自然界(无论是“第一”自然还是“第二”自然)的历史与人类历史是相互影响的，而不是以前所认为的人类历史居于支配地位的，因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确需要将自己的内涵向外扩展到物质自然界中去”;同时，由于人类在生物学维度上的变化以及社会化了的人类自身的再生产过程，不管在多大程度上被社会所调节和建构，都将对人类历史和自然界的历史产生影响，则“历史唯物主义还需将内涵向内延伸”[76]。奥康纳认为，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到底需要向生物学领域和客观自然界领域延伸到何种程度，马克思主义者和大多数生态学家都不能提出满意的答案，而这只能通过他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构而形成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观点来回答了。这也就是他所说的建构自然与文化的生态学历史唯物主义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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