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成果

三、马克思生态唯物主义的建构

福斯特研究的最终目的，是要发展出能分析当代环境和生态问题的生态唯物主义。他要建构的这种生态唯物主义是建立在对马克思和达尔文的唯物主义思想及对自然的充分研究和理解的基础上的。福斯特指出，这一研究“是围绕19世纪两位最伟大的唯物主义者达尔文和马克思的著作而展开的”，“同时，我多年学过的马克思主义影响了我对生态唯物主义的探索”^[46]在福斯特看来，马克思的著作和思想才是主要的关注点，因为“马克思的世界观是一种深刻的、真正系统的生态(指今天所使用的这个词的所有积极含义)世界观，而且这种生态观是来源于他的唯物主义的”^[47]。福斯特认为，我们应该注意到，马克思在通过伊壁鸠鲁和费尔巴哈改造唯物主义的过程中，并没有抛弃他自己的作为本体论和认识论层面的唯物主义自然观。他指出:“马克思在将唯物主义转变成实践的唯物主义过程中，从来没有放弃他对唯物主义自然观——属于本体论和认识论范畴的唯物主义——的总体责任”^[48]。在福斯特看来，在马克思的分析方法背后隐藏着一种激进唯物主义对所有目的论思维方式的批判，同时，他又采取的是现在被认为属于“实在论”的本体论的观点和立场，强调外在的物理世界相对于思维的独立存在。因此，福斯特认为，马克思实际上是采取了一种既属于实在论又属于辩证法的方法。作为实在论的形式，这种观点一直坚持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物质观(自然观)和社会观之间的永久的和密切的联系。因此，马克思一直把唯物主义定义为“属于‘自然历史’过程”。然而根据福斯特的看法，马克思的这种彻底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却悲剧性地被批判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所理解。福斯特正是要从马克思主义的内部，彻底改变“唯物主义观越来越成为抽象的、实际上没有意义的概念”的马克思主义悲剧性结果，从而重新揭示马克思唯物主义与自然观的真实内容与意义。

福斯特通过批驳对马克思“反生态”的指责来揭示马克思的生态唯物主义思想。在他看来，对马克思的指责通常是采用六个紧密相连的论据^[49]:第一，马克思著作中的生态观点与其著作的主体内容没有系统性的联系;第二，马克思的生态思想被认为是不成比例地来源于他早期的对异化的批判，而后期著作中则较少出现;第三，马克思最终没有能解决对自然的掠夺问题而是采取了一种“普罗米修斯主义”的观点;第四，根据马克思的观点，资本主义的技术和经济进步已经解决了生态限制的所有问题，并且生产者联合起来的未来社会将存在于物质极大丰富的条件之中;第五，马克思对自然科学或者技术环境的影响不感兴趣;第六，马克思一直被视为“物种主义者”，即把人类与动物彻底分开，并认为前者优于后者。福斯特认为这六种对马克思的指责都是不实之举。他指出:“所有这些批评均受到随后出现的本书(《马克思的生态学》)中的分析的坚决批驳——本书致力于系统地重建马克思的生态思想。”^[50]福斯特认为，在这些对马克思的指责中，许多批评都是将马克思与马克思本人所批评的其他社会主义理论家相混淆。马克思之所以遭到攻击，就在于他被假设为技术的“普罗米修斯主义”，而他本人强烈地反对这样的“普罗米修斯主义的”观点却被他自己批评蒲鲁东的《经济矛盾体制》这本著作抵消了。同样，马克思被指责为没有认识到自然对财富的作用，而这正是他尖锐地批评拉萨尔所采取的“超自然的观点”。在反驳对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的置疑时，福斯特认为，这种批评存在的问题就像众多的当代社会经济学思想一样，就是完全没有认识到人类与其生存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重要实质。生态问题首先而且最主要地被简化为一个价值问题，而理解人类和自然之间不断进化的物质关系(马克思称之为“新陈代谢关系”)这个更加困难的问题也因此被忽略了。在批驳指责“马克思主张支配自然”时，福斯特指出:“人类‘支配自然’的观念，虽然具有人类中心主义的倾向，但并不必然是指对自然或者自然规律的极端蔑视。培根本人论证道，控制自然的思想植根于对自然规律的理解和遵从。虽然马克思将这一思想主要作为自然符合资产阶级发展需要的一种‘诡计’而加以谴责，但是这种简洁的表达方式确实反映了人类状况的真实矛盾。”^[51]福斯特同时强调，在“支配自然”这个不切实际的想法和可持续性概念之间并没有根本性矛盾，而且“‘支配’和‘可持续性’这两个概念都来源于同一个培根哲学的传统”^[52]。

福斯特还论述了马克思的生态唯物主义的影响，并由此展开了对生态唯物主义概念的进一步揭示。福斯特认为，体现在马克思的思想中以及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中的生态唯物主义在他们的继承者考德威尔那里得到了进一步的继承和阐发，并同时体现在巴里·康芒纳(Barry Commoner)的生态思想中。福斯特对巴里·康芒纳的生态思想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论述。他认为唯物主义对生态学的意义可以通过康芒纳的的四条生态学“非正式规则”加以清楚地理解。在福斯特看来，这四条生态学规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生态唯物主义的内涵。这四条生态学规则是:第一，万物皆相互联系;第二，万物皆有归属之地;第三，自然知晓最多;第四，“无”无以产生“有”^[53]。福斯特从哲学角度分析了康芒纳的四条生态法则，认为第一、二条和第四条法则是伊壁鸠鲁主义物理学，特别是卢克莱修的《物性论》中的第一卷的主导原则，它们突出地强调自然界中物质和能量的平衡和自然界作为整体的和谐。福斯特认为，这里的第三条法则初看起来“好像隐含着自然主义的、目的论的决定论”。但同时他又认为，从康芒纳的理论背景上来看，“自然知晓最多”可以更好地被理解为“进化所知晓最多”。进化过程不应被理解为僵化的决定论过程或目的论过程，而应理解为在各个阶段都包含着无数的偶然性的过程。在进化过程中，包括人类在内的物种以自然选择的方式适应于它们的环境。由此，福斯特总结道:“我们在进行各种根本的生态改变的过程中，就应该保持谨慎的态度，就应该认识到，如果我们把新的合成的化学品而不是经过长期进化的物品引入环境之中，那么我们就是在玩火。”^[54](www.xing528.com)

然而，与康芒纳不同的是，福斯特在承认了康芒纳的四条生态法则的意义的同时，还突出强调了人的自由。他认为，人类当然不是完全由自然选择所决定的。因为人有意志自由——“一种‘转向’的能力，但始终是建立在物质条件的基础之上——这些物质条件作为前提而存在并随之带来某些限制”^[55]。福斯特认为，彻底的生态学分析同时需要唯物主义和辩证法两种观点。同那种倾向于把自然界看作符合某些目的论意图的唯灵论的生机论的自然观相反，唯物主义者把进化看作一种无限的自然历史过程——虽然受偶然性所支配，但却可以用理性加以解释。在这里，福斯特始终贯彻这样一个认识和行动原则:人类在认识自然规律并承认自然先在的物质性的前提下运用自己的自由。这也是福斯特生态唯物主义的核心理念，它以唯物主义思想发展和人类对自然界的逐步认识为基础，有着深厚的思想根源和丰富内涵。福斯特分析、揭示并建构了马克思的生态唯物主义思想，为我们建构新的、从人与自然关系前提出发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提供了启发。

综上所述，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中，福斯特是最为全面地重新阐发了马克思的自然唯物主义的思想家之一。福斯特专门研究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主义传统，并将这种传统追溯到伊壁鸠鲁的哲学。在他看来，马克思是在伊壁鸠鲁的启示下，结合人的自由来探讨自然物理世界的存在和发展，并由此建构自己的唯物主义传统的。福斯特深入到自然唯物主义体系之中，通过阐发自然与人类历史发展的关系以及自然对人类历史发展的意义而建立了生态学的自然唯物主义的理论框架。福斯特的理论建构的出发点是马克思的“自然”，强调自然的物理实在、本原性和自然对于社会的优先性。福斯特重新建构了生态的非决定论的马克思主义自然本体论。福斯特认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然本体论是决定论的自然本体论，这种本体论不能揭示出人与自然之间的生态关系。如果要揭示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就必须建立非决定论的自然本体论。在他看来，这种非决定论的自然本体论早在马克思那里就已经提了出来。福斯特认为，马克思在他的《博士论文》中，发掘了伊壁鸠鲁自然哲学中重视个体自由以及个体自由与自然的关系的非决定论思想并在此基础上论述了人的意识与自然的辩证关系，创立了具有生态意义的非决定论的自然本体论。福斯特把马克思揭示出来的人的自我意识的内在矛盾运用于分析自然系统，建构马克思主义的非决定论的自然本体论，应该看作是福斯特对马克思文本所作的生态学解读，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56]。福斯特同时还回顾并分析了费尔巴哈的人道主义和自然主义的唯物主义对马克思的自然唯物主义本体论的影响，即认为自然的存在本质以及自然本身是人的基础。总之，福斯特通过历史性分析揭示了马克思唯物主义与自然概念的历史渊源以及生态学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