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尔文唯物主义与自然概念探究

二、达尔文的唯物主义与自然概念

福斯特在其著作《马克思的生态学》的“自然的历史基础”一节中，对达尔文的进化论唯物主义与自然概念进行了集中论述。通过对达尔文进化论思想的重新阐释，福斯特展示了达尔文思想的重要意义以及福斯特自己对自然的重新理解。他认为，进化论思想长期以来一直就与唯物主义相联系，它们相互包含，并且这种认识最初起源于恩培多克勒、伊壁鸠鲁和卢克莱修。在福斯特看来，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一书中重申并证明了这一思想。福斯特首先对达尔文所作的贡献进行了概括。他指出:“达尔文在导言中清楚地说道，他的著作的主要贡献不在于提供了物种变异的基本原理，……他的贡献在于解释物种演变得以发生的这种特殊机制——通过内在变异的方式而进行的自然选择。另外，他的理论的目的也在于解释自然界中到处可见的对环境的不可思议的适应(相互适应)现象——这也是自然神学教义所着重强调的现象。”^[37]接着，福斯特对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的基本内容进行了分析。他认为达尔文的思想主要表现在第一到第四章:第一章论证了“人工选择造成了变异”;第二章论证了“自然条件下的变异”;第三章题为“生存竞争”;第四章为“自然选择”原理;其余各章则致力于探讨在生存竞争的背景下自然选择的一般原理所引起的问题的所有复杂性。福斯特认为，达尔文整个论证的中心就是“生存斗争”的思想，达尔文的“这一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马尔萨斯的启示”^[38]。达尔文直接来源于马尔萨斯的学术思想没有超出以下的假设:自然增长的几何数必然受到与生存斗争相联系的一些外部限制的制约。福斯特敏锐地指出，达尔文是一位“痛苦的进化论者”、“不情愿的革命者”和“惊恐的唯物主义者”，他的阶级地位的矛盾性也表现在他的思想中，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他的学说中的革命性质，但是达尔文思想的革命性并没有被轻易地湮没。

福斯特把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放在十八、十九世纪特别是十九世纪的英国的自然科学、哲学和神学的大背景下加以考察，指出进化论的哲学意义在于体现出唯物主义的本质特征，并揭示出自然界中不存在目的，从而使自然神学遭受决定性的打击。福斯特认为，“达尔文革命打击了传统思想的两个基本信条:本质论和目的论。”^[39]达尔文对本质论展开了批判。他的剑桥的老师查尔斯·赖尔认为存在着固定的限制，超出这些限制，源于共同祖先的后代则不能脱离一种特定的类型。约翰·斯图亚特·密尔也认为物质是自然的“种类……在它们之间存在着不可超越的界限”^[40]。相反，在达尔文看来，所有的物种都是可变的，事实上并没有严格的区分——物种命名具有探索性的作用，但在本质上具有任意性和变动性。(www.xing528.com)

在福斯特看来，达尔文对本质论进行批判的最终含义并非如此——对人类所假定不变的高贵地位以及“人类本性”的永恒性提出置疑。达尔文对神学的革命性批判甚至更为重要，因为，它直接指向了自然神学的核心信条。福斯特引用了赫胥黎的观点作为证明:“神学，如一般人的理解，在达尔文那里受到了致命的打击。”^[41]福斯特认为，对赫胥黎来说，达尔文革命的意义在于消灭了“终极原因说”。通过分析，福斯特指出，达尔文革命明确表明:人类是偶然进化的结果;假如人类消失，会有其他原始人类进化从而替代人类的位置;人类正如其他物种一样，并非一成不变的，而是仍然处于适应环境的过程之中。因而在福斯特看来，达尔文的进化论“不仅废除了宗教目的论，而且也否认了人类中心主义观点”^[42]。福斯特进一步认为，在达尔文的后期作品中，他的思想有点激进。达尔文否决了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者“牲畜创造”的解释，即认为地球和生活于其上的一切生物都是上帝为人类专门创造的，并且由于缺少智力而与人类有着泾渭分明的界限。在达尔文看来，所有的生命都因为共同的物质关系和进化规律而被联合在一起。福斯特引用著名的达尔文主义者约翰·杜伦特(John Durent)的话进行了总结。杜伦特指出:“达尔文在一种更大的视野中精心论述他关于一个连续地产生着新的生命和心智形成的世界的观点。这是唯物主义，达尔文知道这一点，但这是一种自然主义，它将自然的每一点都人性化，就像将人自然化一样。”^[43]

由上观之，达尔文的进化论革命中内在地包含着唯物主义。正如整理达尔文的编辑们所看到的那样，“他热情地拥抱着唯物主义，用联想的语言表达了思想起源于感觉的思想”^[44]。福斯特认为，在当时的思想环境中，正是达尔文发现了他的进化论中的唯物主义本质，这种唯物主义是反目的论的，它动摇了人类中心地位观念并强调自然界中的偶然性地位。福斯特正是以达尔文进化论为例，论证了对自然界的科学的、一贯的认识必然地是唯物主义的观点。而这种唯物主义的自然概念以及以此为基础的人与自然关系的观点，则体现了现代生态学思想并由此成为现代生态学思想产生的思想背景和源泉。福斯特指出:“达尔文本人对自然的进化论解释来源于他那种固有的、不妥协的(关于自然界的)唯物主义。它同时也代表了‘目的论的终结’(正如马克思所强调)和反人类中心主义观念的成长壮大。可以说现代生态学在19世纪中期出现的基础就是达尔文在生物历史学领域所做出的成就，以及其他科学家在生物物理学领域的发现，比如德国伟大的农业化学家尤斯图斯·冯·李比希所强调的土壤费质的循环及其与动物新陈代谢。”^[45]由此，福斯特通过对达尔文的唯物主义与自然概念的重新阐释，为解决现代生态问题开辟了一条思想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