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自然观，获得直接理论前提

二、西方马克思主义自然观^[54]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直接理论前提

早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根据时代发展的特点，提出了重新理解马克思并“修正”、“补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主张，开创了“重新解释”马克思主义的先河。他们在对马克思自然观的“解释”和“拓展”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系统的自然观。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沿着马克思的思路，研究了自然与社会的关系，突出了马克思自然观的社会历史特征，要求人们要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去处理和观察自然问题，而不能抽象地去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他们的这些主张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马克思自然观的社会历史特征和社会实践特征，他们的这些论述有助于我们在看待自然问题时实现问题域的转换。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自然观的理解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形成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也可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和社会革命观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自然观进行生态学解释与重建提供了直接的理论前提。

1.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自然观

以卢卡奇、葛兰西和科尔施为代表的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反对流行的马克思主义知识论与实证论的解读模式，提出要重新恢复对马克思自然观本质的认识。这其中以卢卡奇对马克思自然观的解释最为著名。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与《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这两部著作中系统地研究了马克思的自然观，并在此基础上确立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核心观点。

卢卡奇认为，在对马克思自然观理论的理解上，第二国际内部普遍流行着自然主义、机械论和经济主义的理解，认为社会是:带有特殊规律的自然界的特殊部分，而这些规律，如果愿意的话，可以称为自然规律，因为就其实质而言，前者同后者没有任何差别。在卢卡奇看来，这样就把历史归结为自然，把自然规律作为普遍的因果法则纳入社会，支配社会，没有充分地估计到主观因素和能动性的作用。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卢卡奇提出了“自然是一个社会范畴”的观点。他指出:“自然是一个历史的范畴，这就是说，在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上什么被看做自然，这种自然与人的关系是怎样的，而且人对自然的阐明是以何种形式进行的，因此自然按照形式与内容，范围与对象性应意味着什么，这一切始终都是受到社会制约的。”^[55]卢卡奇的“自然是一个社会范畴”的观点，反映了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这一问题上的认识水平，开创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先河。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几个代表人物也都提出了类似的看法。柯尔施认为:“自然在成为社会的过程中，在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历史特征。”^[56]葛兰西也认为，自然“不应看成是自然科学和唯物主义形而上学意义的东西，而应被看成是被生产和科学社会历史组织起来的东西，至于自然科学也应相应地看成是一个历史范畴，是一种人类关系”^[57]。卢卡奇等人提出“自然是一个社会范畴”的理解，突显了马克思自然观的一个基本特征，即强调自然与社会的不可分割性，认为现实的自然界是在社会中形成与变化的。

在《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中，卢卡奇提出了“劳动是人(社会)与自然之间的相互关系”的思想。他认为，人的本质是劳动，“劳动是人(社会)与自然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且这里的自然既包括无机界(工具、原材料、劳动对象，等等)，也包括有机界。”^[58]在这里，卢卡奇把劳动视为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相互作用的过程。卢卡奇进一步指出，存在分为三种，即无机界、有机界和人类社会，无机界和有机界合起来构成自然界。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彼此独立又相互联系、相互影响。而连接这两大存在的纽带是劳动，主体通过劳动影响和改造自然，从而和自然发生关系，“同时改变他自身的自然”，即通过劳动与他人发生关系实现自己的类本性，成为社会的人。同时又因为自然预先存在，是社会存在的前提和基础，而人是社会化的人，因而人也是自然界的产物，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在卢卡奇看来只有在劳动中，才能体现出人与自然的所属关系和人对自然改造的社会性，实现“人的人性化和自然的社会化”同步进行。可见，通过“劳动”这个概念，卢卡奇揭示了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承认了自然的优先性。卢卡奇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击中了对马克思主义解释中的教条主义、机械论的要害，拓展了人们思考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路，具有积极的时代意义。卢卡奇的这种观点对于詹姆斯·奥康纳关于文化、自然与社会劳动之间关系的分析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www.xing528.com)

2.法兰克福学派的自然观

法兰克福学派是在当代人与自然之间出现了深刻的矛盾、环境危机日益凸显、人类生存困境日益加深的时代背景下，提出重新反思马克思自然观的。其中，施密特与马尔库塞是最为著名的。

施密特认为，马克思自然观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的社会历史性:“马克思的自然观与其他各种自然观的区别，首先在于它的社会历史的特征。”^[59]在施密特看来，自然与人类社会是不可分割的。他反对把自然史和人类史、自然科学和人的科学看成是两个互不相干的领域，反对旧唯物主义者把自然与社会、自然与人僵化地孤立起来的思维模式。施密特对梅林、考茨基以及卢卡奇的自然与历史观念进行了剖析。施密特认为梅林把自然和历史、人类社会相分离。他指出:“梅林在这里完全以新康德派的方式，把自然和历史的质的差异绝对化。在他看来，马克思的理论由两个部分构成，即仅仅关于自然科学的哲学部分和关于社会的历史科学部分。”^[60]施密特认为，考茨基正好与梅林相反，“把人类历史和人类以前的历史之统一加以绝对化……，他认为人类历史是自然历史的一个附属物，它的运动规律不过是生物学运动规律的一种纯现象形态。”^[61]考茨基把社会与自然看做是一种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差异的统一，这显然是错误的。施密特认为卢卡奇提出的“自然是一个社会的范畴”的观点无疑是正确的，“卢卡奇正确地指出，一切有关自然的意识以及展现着的自然本身是受历史、社会所制约的”^[62]。但施密特又反对卢卡奇这种以历史吞并自然、把自然与历史的统一绝对化的倾向。他认为，“在马克思看来，自然不仅仅是一个社会的范畴。从自然的形式、内容、范围以及对象性来看，自然决不可能完全被消融到对它进行占有的历史过程里去。如果自然是一个社会的范畴，那么社会同时是一个自然的范畴，这个逆命题也是正确的”^[63]。“在马克思看来，自然史和人类史则是在差别中构成统一的，他既没有把人类史溶解在纯粹的自然史之中，也没有把自然史溶解在人类史之中。”^[64]施密特所揭示的马克思关于自然与社会相互关系以及马克思自然观的社会历史特征对后来的佩珀等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自然与革命》和《论解放》等著作中阐释了对马克思自然观的理解。首先，马尔库塞对资本主义条件下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以及由此造成的生态危机进行了有力的揭露和批判。马尔库塞认为，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及政治制度密切相关。他指出:“大气污染和水污染、噪音、工业和商业强占了迄今公众还能涉足的自然区，这一切较之于奴役和监禁好不了多少。这方面的斗争是一种政治斗争，对自然的损害在多大程度上直接与资本主义经济有关，这是十分明显的。……今天我们必须反对制度造成的自然污染，如同我们反对精神贫困化一样。”^[65]在他看来，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自然是资本主义用于加工制造的原料，是物质，是加强对人和物质的剥削性管理的原料”^[66]。由此，他认为，“在现存社会中，越来越有效地控制的自然已经成了扩大对人控制的一个因素:成了社会及其政权的一个伸长了的胳臂。商业化的、受污染的、军事化的自由不仅从生态的意义上，而且也从生存的意义上缩小了人的生活世界。它妨碍着人对他的环境的爱欲式的占有(和改变):它使人不可能在自然中重新发现自己，无论是异化的彼岸，还是此岸;它也使人不可能承认自然是自生的主体——人和这一主体一起生活在一个共同的世界里”^[67]。其次，马尔库塞对克服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自然异化及生态危机的途径进行了探索，提出了自然的解放与人的解放相关的观点。马尔库塞在自然界中看到了自然的社会性质，并且在同一层次上看待自然界的革命和社会革命。他指出:“自然界的根本变革成为社会根本变革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68]“正在发生的事情是，人们发现(或者确切地说是再发现)，自然界成为反对剥削社会的斗争中的同盟者，因为在剥削社会中对自然界的损害加剧了对人的损害。发现解放自然界的力量以及这一力量在建设一个自由社会中所起的至关重要的作用，将成为社会变革中的一种新型的力量。”^[69]这样，解放自然，就不仅仅具有生态学的意义，自然的解放就成了人的解放的前提与手段。在论述自然的解放的内容时，马尔库塞指出:“‘自然界的解放’并不意味着倒退到前工业技术阶段去，而是进而利用技术方面的成就，把人与自然界从为剥削服务的滥用科学技术中解放出来。”“自然的解放就是恢复自然中的活生生的向上的力量，恢复与生活相异的、消耗在无休止的竞争中的感性的美的特性，这些美的特性表示着自由的新特性。”^[70]马尔库塞接受了马克思的生态美学自然观，他认为:“与资本主义对自然界的破坏形成鲜明的对照，这种对自然界的‘属人的占有’将不再是损害性和破坏性的了，它将顺应自然所固有的生命向上力、感性和美的特性。”^[71]马尔库塞对马克思自然观思想的理解与运用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形成产生了最为直接的影响。

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们对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重新理解以及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探讨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产生与发展有着很大的理论推动作用，其中有关资本主义制度是造成人与自然异化以及实现人与自然双重解放等理论观点都被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批判性地吸收和继承下来。法兰克福学派自然观的一些优秀成果成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直接理论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