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性的生态危机，人与自然相异化、人与人相异化以及人与自身相异化的人类全面的生存困境，是当代人面临的现实状况。
1.人类面临全球性生态危机
在当代，随着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迅猛发展，人类以强大的力量最大限度地改造世界，人类在物质满足上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代。与此同时，人类在凭借科学技术对自然进行日甚一日的征服时也造成了对自然环境的严重破坏。大量的环境公害在世界各个地方不同程度地损害着当地人民的生命和财产，自然环境的破坏和污染直接威胁到了人类的整体生存，环境问题日益受到普遍的关注。
环境问题的本质是“人类与自然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的问题。作为一个引起公众普遍关注并导致了各种“绿色”社会运动的“社会问题”，环境问题基本上可以说始于20世纪70年代。那时，“罗马俱乐部”发表了一份名为《增长的极限》的报告，对经济增长、人口增长、污染和自然资源衰竭的后果进行了预测。该报告的基本结论是，工业增长的速度与地球资源的有限性及其对人口增长与吸收污染的承受力是不协调的。这一报告无疑存在许多值得商榷的问题，但不能否认，它有一个非常重大的意义，那就是引发了社会各界对生态和环境问题的关注，促使人们重新思考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罗马俱乐部”的学者贝切伊认为，当代人在地球上的状况发生了变化，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生存条件的技术和人造系统，引起了人对自然的新的作用，出现了人类文明的全球性危机。当前，这种人类文明的全球性危机主要表现为人与自然之间的生态矛盾引起的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在当代，人与自然之间的生态矛盾以及由此产生的生态危机越来越严重。主要表现在:人类对资源盲目的、掠夺性的开发，使自然资源面临日益减少和枯竭的危险;经济发展所带来的过度消费使整个社会的消费越来越膨胀，有可能超过自然界所能承担的限度;工业发展和军备竞赛所带来的对于空气、水、土壤的污染越来越严重;人类前所未有地破坏了自然，很多技术以疯狂的形式在掠夺自然，地球正在失衡，很多动植物正在消失。这种危机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展速度以及由此带来的后果是触目惊心的。美国学者阿尔·戈尔在《濒临失衡的地球》中写道:“每秒钟有1.5公顷雨林消失，现存物种的自然灭绝率突然加速了上千倍，南极上空出现了臭氧洞，所有纬度上的臭氧层变薄，保证地球上可以生存的气候平衡可能受到破坏——这一切都表明了人类文明与自然界之间日益强烈的对撞。”[1]约翰·贝拉米·福斯特在论及当代人类面临的生态环境危机时总结道:“‘环境危机’囊括了以下形形色色的问题:全球变暖、臭氧层遭到破坏、热带雨林消失、珊瑚礁死亡、过度捕捞、物种灭绝、遗传多样性减少、环境与食物毒性增加、沙漠化、水资源日益短缺、纯净水不足以及放射性污染等不胜枚举。这一长长的清单还在继续，而且影响的范围也在日益扩大。”[2]这种状况不仅破坏了大自然的生态系统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而且加剧了自然的异化和人的异化。
由于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自然资源有限性之间无法克服的根本性矛盾，这种危机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表现得尤为严重。更为严重的是，随着资本主义全球化程度的加深，目前这种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正在全球蔓延，出现了全球性生态危机:一方面，资本主义对全球性资源的掠夺性开发，造成大量不可再生资源的短缺和枯竭;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性扩展，造成全球性生态失衡和环境污染。这样，在当代，人类社会与自然的关系不仅没有得到改善反而产生了更为严重的矛盾，引发了严重的“全球性问题”。戴维·佩珀指出:“资本主义制度内在地倾向于破坏和贬低物质环境所提供的资源与服务，而这种环境也是它所依赖的。从全球的角度来说，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正在产生诸如全球变暖、生物多样性减少、水资源短缺和造成严重污染的大量废弃物等不利后果。”[3]20世纪70年代，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中对资本主义工业化对自然环境的破坏进行了形象的描述:“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从来没有一个文明，能够创造出这种手段，可以摧毁一个城市，而且可以毁灭整个地球。从来没有整个海洋面临中毒的问题。由于人类贪婪或疏忽，整个空间可以突然一夜之间从地球上消失。从未有过开采矿山如此凶猛，挖得大地满目疮痍。从未有过让头发喷雾剂使臭氧层消耗殆尽，还有热污染造成对全球气候的威胁。”[4]
由于历史的原因，20世纪建成的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东欧、苏联等前社会主义国家也存在着严重的环境问题。这是不争的事实。作为共产主义过渡阶段或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从理论上说，其生产方式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之上，并以自觉认识和合理调节社会生产为基本原则的，因此，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可以说是为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开辟了可能性的前景。但是，由于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产生于资本主义的薄弱环节，其生产的社会化、现代化程度较低。这种现状决定了在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必须将发展生产力作为首要任务，同时也决定了不能脱离现实，超前建立所谓“纯公有制形式”的生产关系。这些社会主义国家经历了一种粗放型的发展时期，再加上西方国家的敌视，“社会主义建设”和“赶上西方”，加深了粗放型经济对环境的影响。东欧、苏联等前社会主义国家的环境恶化的现实也证实了这一点。
当代社会生态危机的严重性不仅把“生态运动”推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新社会运动”的前列，而且也引起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人类自然观念进行关注与探讨。(www.xing528.com)
2.现代性背景下人的生存困境
当代的思想家们分别从不同的立场出发阐述了当代人类生存的困境，并对造成这种困境的原因进行了分析。
“罗马俱乐部”的学者归结出现代“人类困境”的十种表现，从不同侧面反映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及人与人关系中的令人担忧的状况。贝切伊将这种困境称为“现代人衰落综合症的十个要素”:(1)人口爆炸。和人口爆炸同时发生的，还有个人的消费需求的爆炸，人口增长加上消费需求的增长，使得人类对自然系统的压力直线上升。(2)完全缺乏能够满足人民群众基本需要和确保他们过象样的生活的计划和规划。(3)生物圈的破坏。自然的生物界受到劫掠和退化，人类生活的四大主要系统——土地、牧场、森林、渔业正在过度开发。全球生态系统受到了人类的劫掠和污染带来的威胁。(4)世界经济危机。工业文明本身也成问题。(5)军备竞赛以及世界日趋军事化。(6)被忽视的深刻的社会弊病。(7)发展科技的无计划。(8)制度的僵硬老化。(9)东西方对峙。南北方对话的破裂。(10)思想和政治领导层的失职。领导人与自己的意识、信仰、职责或特权不相称。谁也不为人类说话。群众因为失去向导而感到孤苦伶仃。[5]这表明，人类不仅遭遇着全球性生态危机，而且已经陷入全面的生存困境之中。
存在主义者运用哲学的语言揭示了现代人全面的生存困境。让·萨特认为，“人在实在存在中是受磨难的，因为它向着一个不断被一个它所是的而又不能是的整体不断地纠缠，因为它恰恰不能到达自在，如果它不像自为那样自行消失的话。它从本质上讲是一种痛苦意识，是不可能超越的痛苦状态。”[6]在存在主义者看来，正是由于人类自身的原因而将人类自己置于困境之中。对于当今人类生存困境的根源，海德格尔认为，“在人的本质中威胁着人的，是认为依靠和平的解放，改造、储藏与控制自然就可以使人人都觉得做人是可以忍受的，而且是完全幸福的这种出自意志的意见。”[7]海德格尔在这里所揭示的正是由于人类中心主义的工具主义的自然观和价值观才造成了当代人生存的困境。
马克思主义者则更为深刻地揭示了现代人生存异化的困境。早在十九世纪末，马克思就已经指出:“物的世界的增殖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这一事实不过表明: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8]因此，“异化劳动，由于(1)使自然界，(2)使人本身，他自己的活动机能，他的生命活动同人相异化，也就使类同人相异化;它使人把类生活变成维持个人生活的手段。”[9]在异化劳动中，人不再是劳动的主体或主人，而是劳动的客体或奴隶。通过研究，卢卡奇发现，在商品世界中，“人性和人的能力不再成为自己人格的组成部分，它们成为一种像外部世界的各种事物一样的能‘占有’和‘处理’的东西……这些现存事物日益服从于这一物性化的过程。”[10]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进一步阐发了现代社会的异化性质。他们认为:“随着支配自然界的威力的增长，社会制度支配人的权力也猛烈增长……自然界的衰退就在于自然界的受支配，没有自然界的受支配，精神就不能存在。通过这种精神承认自己是统治权，并归复到自然界的划分，精神就提出了统治的要求，而正是这种统治的要求使它成为自然界的奴隶。”[11]因此，“文明制度就意味着社会对自然的胜利，意味着把一切都转变为单纯的自然界。”[12]针对现时代的人类困境，马尔库塞指出:“今天的意识形态的根据是，生产和消费再生产着统治，并为其辩护……但在同时，它却又在维持着苦役和行使着破坏。个体由此付出的代价是，牺牲了他的时间、意识和欲望;而文明所付出的代价则是，牺牲了它向人们许诺的自由、正义和和平。”[13]马克思及其后继者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所作的阐述，深刻地揭示了当代人类生存困境的全面性存在。
综上所述，人类所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正在恶化，人类的生存正面临着日益严重的困境。由于人类对自然界及人自身的误解，由于人类自身的行为，今天的人类承受着自然一次又一次的报复，社会公正与公平也正在遭遇着人自身的破坏与践踏。面对充满困境和危机的世界，人类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感到困惑不解，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渴望哲学提供全新的完整的世界观图像和见解。因此，从哲学的高度审视人类面临的危机，重新审察人与自然的关系，已成为当代哲学研究的重大课题。约翰·贝拉米·福斯特指出:“我们需要与自然构建新的和谐关系。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重新思考人类进步的含义。世界上无数的人已经参与这场斗争，而且越来越多的人正在参入进来。我们知道，地球的命运正处于最危险的时候。”[14]这一情况促使当代马克思主义者开始寻求问题的根源并重新回归马克思，重新解读马克思自然观，以期从中获得新的启示。他们认识到，只有正确地认识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并进而处理好人与人的关系，才能正确解决人类当前所面临的一系列生存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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