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研究》成果

一、存在着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吗

人类社会进入到21世纪，对于个人、政府以及社会来说，自然问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被急迫地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无论是温室效应、绵羊多利的无性繁殖或者人类基因工程，都表明自然已经成为一个人们所担心和焦虑的特别主题。根据这种情况，当前的马克思主义者关注这种真正世界性问题和事件并提出了一种马克思主义的回答。他们适时而集中地提出一套马克思主义生态自然观。通过对资本主义的生态后果的批判性分析，他们反对那种认为能够成功地把自然“控制”在现有的社会经济框架内的资本主义技术中心主义，反对那种认为通过回复到非工业模式的生产而正在快速消失的“第一自然”就能够被“拯救”的激进的生态中心主义。他们既反对对资本主义进行简单的修补，同时也证明了任何后资本主义的前途不可能建立在回到自然自身的基础之上。

这里很自然地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存在着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吗(或者马克思主义是生态的还是反生态的)?这一问题又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否存在着一个生态学的马克思?对此，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都做出了肯定的回答，其中尤以美国学者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的回答最为全面并最有代表性。福斯特于2000年出版了《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一书。在这部著作中，福斯特分析了生态学的唯物主义起源和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传统，回击了西方环境保护主义对马克思缺乏生态观念的指责。福斯特大量地考查了马克思之前和马克思之后的思想家的思想，考查了唯物主义发展的历史，强调指出了生态学在自然和历史的唯物主义概念中的中心地位以及自然和历史的唯物主义对于生态学的中心地位。福斯特认为，如果没有苏联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两次错误地解释马克思，马克思可能就是生态运动的创始人。除了把唯物主义恢复到适当的地位之外，福斯特同时指出生态问题不仅是马克思的中心议题，而且也是倍倍尔和布哈林等其他马克思主义者所关注的中心问题。通过恢复这种遗失的传统，福斯特希望为以马克思主义科学而不是神秘主义为基础的生态社会主义建立一种新的理论基础。福斯特以雄辩的事实恢复了马克思作为生态学家的本来面目。(www.xing528.com)

另一方面，马克思的思想或者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解决当代生态危机是否具有现实的理论指导意义?对于这一问题，当代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包括生态社会主义者的回答都是肯定的。针对有些环境主义者指责马克思遵循理性启蒙和普罗米修斯主义路线、遵循忽视自然及其限制的逻辑并因而对当代人类社会严重生态危机负有责任，当代马克思主义者对此进行了有力的驳斥。他们指出，马克思的人与自然关系理论比其它概念更加适合理解经济、社会和环境之间的关系，马克思的理论有益于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与自然关系的动力学的理解，马克思主义的人与自然辩证法能够用来很好地理解当代生态问题。在西方，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已经充分认识到马克思的自然理论对于研究生态问题的重要意义。他们认为，马克思的自然理论为研究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的相互作用提供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威廉·莱易斯(William Leiss)、戴维·佩珀(David Pepper)和约翰·贝拉米·福斯特重新阐发了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辩证法对于构建当代新型人与自然关系的指导意义。同时，佩珀、福斯特和詹姆斯·奥康纳(James O'Connor)等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危机理论和人与自然之间新陈代谢理论分析指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双重矛盾”(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的矛盾、人与自然的矛盾)和“双重危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生态危机)，资本主义社会持续发展是一个绿色骗局，建设一个没有人对人的剥削同时也没有人对自然的剥削的和谐、公正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是必要和现实的。

正是在批判与反驳那些对是否存在着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的置疑过程中，一种马克思主义新流派逐渐形成，这就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概念是由加拿大学者本·阿格尔(Ben Agger)于1979年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一书中第一次提出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理论体系正式形成于20世纪的60、70年代，70、80年代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体系化时期，90年代以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真正进入发展时期。其中以本·阿格尔、威廉·莱易斯、安德烈·高兹(Andre Gorze)、霍华德·帕森斯(Howard Parsons)、瑞纳尔·格仑德曼(Reiner Grundmann)、戴维·佩珀、詹姆斯·奥康纳、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等人最为著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