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崇尚亲友调解
调解在中国一直有着广泛的适用性，西方学者称之为“东方经验”。作为“类法律式”的冲突解决手段，它是介于和解与诉讼的中间形式，特征在于解决纠纷的居间第三者的出现。该第三者的任务在于劝导纠纷主体消除对抗，提出纠纷的解决办法。担当第三者的人往往是家族或村落中享有威信的长者或官员。[43]这里的家族中的长者就是“亲”，村落或社区中的官员就是通常所说的“友”。
亲友调解之所以在20世纪中期的上海能够具有广泛的适用性，是因为纠纷所涉的人际关系的复杂性，普通居民大多遵循着传统的天然的聚居方式，人际交往比较密切，家族观念依然强烈，而发生在他们之间的婚姻刑事纠纷往往渗透了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纠纷往往发生于熟人之间，即使不是亲戚朋友，至少也是彼此认识的。完全陌生的人之间发生婚姻刑事纠纷的情况是非常罕见的。在这样一个熟人社会中发生的纠纷，和解或第三人出面调停成功的可能性就比较大了。另外，20世纪中期的上海的婚姻刑事纠纷主要是重婚和通奸，这些纠纷大多发生在家庭内部、邻里及同事之间，换言之，发生在没有陌生人的社区共同体中。这种共同体往往受制于同一种生活观念及生活方式，这为调解提供了可能。
20世纪中期的上海，国家刚刚从战争的阴霾中走出，教育和法治宣传还很有限，许多当事人不识字，既不谙法律，又不懂诉讼程序，更不明官场套路。而诉讼所要面对的是陌生的场所、陌生的纠纷解决人员、陌生的法律和解决程序，这些都不是一般民众熟悉的，超出了一般市民知识的谱系，容易给人造成心理上的不安和怀疑。而非讼方式则不同，和解也好，调解也罢，面对的都是熟悉的人，熟悉的地方，熟悉的操作程序，心中的安全感自然增加几分。其结果具有和谐性，更加有意义。一般地说，一旦涉讼，无论结果如何，都可能导致社会和谐性的缺失。对当事人而言，对簿公堂后他们很难毫无芥蒂地相处。因而，进行诉讼无疑是一件极其危险的事，也是很丢面子的一件事，可能导致双方当事人之间在审判以后无休无止地对立和冲突。就更大范围而言，“由于纠纷常扩及家族、村庄及行会，因此诉讼经常导致争持者与其家族之间多年怨恨关系的产生”[44]，纠纷双方可能因为诉讼而扩大对立层面与冲突范围，进而带来连环的不稳定因素。有时候由于纠纷的不当解决，世代为仇也就不足为奇了。这对于生活在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传统社会中的人们无疑极其不利。而非讼方式则在当事人的满意度和社会效应方面具有优势。一方面，就当事人而言，在非讼方式运行过程中，有充分的协商机会，双方都有平等、直接表达自己看法与要求的机会。因此，在心理上，当事人感觉自己受到了尊重；在解决结果上，当事人对自己充分参与后得出的结果更容易接受。另一方面，从社会效果上看，非讼方式解决纠纷对社会的震荡是较小的。而且更有利于当事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的挽回和修复，消除当初对立情绪。(www.xing528.com)
从上海市档案馆馆藏的20世纪中期的婚姻刑案看，亲友调解是较为常见的一种社会现象，其形式多样、适应性强，既没有法定的程序，也没有差役的勒索，因而受到民众的欢迎。
从实际情况看，大量的婚姻刑事纠纷在审理之前往往已经在家族、乡里内部调处息讼，真正呈诉到官，审理结案的是很少一部分。这种从民间调处演变而来的亲友调解，有其便民的一面，其积极作用是与其所处的社会状况相适应的，有其存在的合理性。而且有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有助于特定领域人们相互关系的和谐，防止了胥吏的侵渔，减轻了诉讼当事人的讼累，传播了传统社会统治者所需要的纲常观念与法律意识。其消极作用主要是在调处过程中往往贯穿的是族长、保甲长、州县官吏等人的意志，而非双方当事人的意志。调处的结果虽然体现了宗族与国家的愿望，却往往与当事人的意志相悖，而且，由于原被告所处的族内地位、社会地位不同，调处的偏袒性和强制性也是不可避免的。[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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