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注重对讼的成本和利益的权衡
客观地说，传统社会之所以厌讼，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讼的成本的考虑以及利益的权衡。特别是涉讼所付出的成本是使当事人望而生畏的主要原因之一。
以清代为例，州县衙门在各个诉讼程序中都向当事人索取费用，其中包括：代书盖戳有戳记费，告期挂号有挂号费，传呈有传呈费，准理而交保息有和息费，又隔数日无票，便索出票费，呈词数日不批，便索升堂费，审讯时有坐堂费，将结时有衙门费。其中，胥吏与差役索取的费用各有不同。胥吏索取的费用为：戳记费、挂号费、传呈费、取保费、纸笔费、和息费、索批费、出票费、升堂费、坐堂费、衙门费；差役索取的费用为命案检验费、踏勘费、鞋钱、解绳费、到案费、班房费、进监费、保释费、和息费、结案费。[34]
亲历晚清司法实践的徽州知府刘汝骥证实了当时徽州各县衙向当事人收取的讼费有承案费、值堂费、取保费、和息费，等等。[35]
关于讼费种类，曾于江西乐平县任县令的清代武穆有过如下详细说明：“大凡告状之人，未必全能自写呈词，或托亲友延访讼师，讼师平空效劳否？必假代书盖印戳记，代书平空徒当差否？承科挂号，未必无费。已递词而守候批示，岂能无费？差役执票到家，何能无饮馔馈赠之费？请公亲，延词证，又何能无往返供给之费？”[36]
一旦讼端既启，则当事人需支出诸如招待差役、往返县衙、延请讼师与代书、找寻证人证据等费用。在清代绍兴师爷汪辉祖的论述中，当事人讼费支出也涉及多个方面：
一词准理，差役到家，有馔赠之资；探信入城，则有舟车之费。及示审有期，而讼师词证，以及关切之亲朋，相率而前，无不取给于具呈之人；或审期更换，则费将重出，其他差房陋规，名目不一。谚云：“在山靠山，在水靠水。”有官法之所不能禁者，索诈之赃，又无论已。[37]
清代安徽婺源[1]人程春荣在福建泉州做官时提到：“自告状之日起，到结案之日止，无事不要花钱。递一呈，先要状式钱，讼师要做状钱，代书要戳记钱，差役要保家钱。此状不准，倒也罢了，一经批准，又要抄批钱，差票一出，又要草鞋钱、差礼钱。此案不审，倒也罢了，一经传审，就要禀到钱、干证钱、歇家钱、铺堂钱、甘结钱。”[38](www.xing528.com)
上述各项诉讼费用并非由当事人向衙门一次付清，而是随着诉讼程序的进展，费用名目、需索人、被索人及费用数目不断发生变化。
至于上述每项讼费的具体数目，在一些文献中略有记载。曾任江苏巡抚的丁日昌调查发现，江苏如皋县每逢告期“代书戳费五六百文至千余文不等，传呈约费十千内外。其不在告期传呈，须三十千内外”。[39]戴炎辉据晚清档案认为，当事人需购买官定状纸，代书与吏差、家丁勾结，提高价钱分肥。启动诉讼后，当事人所交的讼费包括买批费（或送稿执笔费）、出票费、鞋钱（或车马费）、到案费、带案费、堂礼、分班费，等等。[40]这些费用最终或落入办理案件的差役手中，或由讼棍包揽。
清代绍兴师爷汪辉祖曾这样分析：
然民间千金之家，一受讼累，鲜不破败。盖千金之产，岁息不过百有余金，婚丧衣食，仅取足焉，以五六金为讼费，即不免称贷以生，况所费不止五六金乎？况其家不皆千金乎？受牒之时，能恳恳恻恻，剀切化诲，止一讼，即保一人家，其不能不讼者，速为谳结，使无大伤元气，犹可竭力补苴，亦庶几无忝父母之称欤！[41]
由于涉讼所支出的各项费用如此巨大，这些支出不仅对只具薄产的当事人而言，易陷于倾家荡产；即使家财雄厚者，也难保因涉讼而不破产。所以，许多人往往望讼止步。
当事人除了应付必需的诉讼费用外，还得奔走劳程，耽误工作和生计；而且，生活在传统社会的彼此亲邻，即使胜诉，也破坏了原有的人际和睦。如果彼此为宗亲，简直就是将祖宗暴丑于外。所以民间始终以涉讼为戒，以忍字为先，其根源也即在此。[42]古人在天理、人情与国法之间反复权衡，力求达到一种均衡的态势，这种最终权衡的结果往往是决定放弃诉讼。
本来，传统的中国人对性犯罪往往是深恶痛绝的，特别是在受害人是男性的情况下。所以一旦东窗事发，受害人往往怒而起诉；然而，思想开放而又注重实惠的上海人更愿意反复权衡利弊，找出一种最“合算”的解决办法。而对于女性当事人来说，大多希望“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打官司会带来其他负面影响。人是趋利避害的，总是在权衡利弊后作出决定。通常司法的干预可能会使被害人承担更大代价，如因加害人的入狱而受到亲戚、朋友、邻居和同事的责难，或担心因被害人入狱而失去物质上的补偿等。结果多是受害人忍耐、出于某种考虑单方谅解，被害人与加害人的和解，也有是因为被告改正错误而选择放弃诉讼甚至私了的方式解决。这种做法正好符合传统的“无讼”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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