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官吏：压制讼师、拖延办案的共同选择

二、压制讼师、拖延办案是传统中国官吏的共同选择

统治者总是希望百姓不知法、不会讼。而讼师恰好可以为百姓提供帮助，所以历代统治者都把讼师作为好争、好利的小人和导致社会不安定的因素加以鄙视和打击。

《吕氏春秋》记载：“子产治郑，邓析务难之，与民之有狱者约：‘大狱一衣，小狱襦袴。’民之献衣襦挎而学讼者，不可胜数。以非为是，以是为非，是非无度，而可与不可日变。所欲胜因胜，所欲罪因罪。郑国大乱，民口喧哗。子产患之，于是杀邓析而戮之，民心乃服，是非乃定，法律乃行。”^[12]邓析子以善辩著名，荀子对其辩术有一个描述：“山渊平，天地比，齐秦袭，入乎耳，出乎口，钩有须，卵有毛，是说之难持者也，而惠施、邓析能之。”^[13]在邓析子这个祖师爷的身上，几乎能够看到后世讼师的所有特征：私家表达法意，与官方形成对立；授徒研习辩论，培养讼学人才；代理诉讼收费，形成业务市场；耸动民间讼风，官方严厉打击。邓析子最终遭到了杀戮的命运，这是统治者压制讼师的一个典型的例子。

南北朝时期，虽然官方不断提倡儒学，招致名儒讲学，告诫学校“非圣哲之书不得教授”，并且根据学生品行优劣确定座次，给予酒食，勤学异等、聪令有闻者甚至被升堂设馔，其余坐在廊下。但是，好讼之徒仍然活跃在学子之中，不过他们已经成为这种礼遇场合的反面教材而已，“有好诤讼惰业无成者，坐之庭中，设以草具”^[14]。这种场面表现了官方对他们的厌恶态度，只是当时还比较理智，允许这些讼徒可以“坐”在“草具”上，已经算是非常优待了。

唐代法律明确规定了对帮助他人写词告状者的责罚，如“为人作辞牒加状”、“教令人告事虚”等条款，对于代书词状堆砌情节或者教唆他人诬告者给予严惩，而对于无法申冤的愚弱者，如果讼徒出于同情挺身代告，而所告属实的话，免受处罚^[15]。在这一点上，后世的律例规定则苛刻得多，对于挺身出告事不关己者，一律归入打击的对象。(www.xing528.com)

史载宋代的讼师非常嚣张，官方不惜一切努力进行打压。“史沆、王逵以善讼名天下，（魏）瓘既废沆，又尝奏抵逵罪，专任机数，不称循吏。”^[16]史沆、王逵是什么身份，已不得而知，但他们善讼必须具备一定的知识基础和讼辩技巧，能够“名天下”，说明导讼次数频繁，包揽诉讼的业务量非常之大。“有法吏罢居乡里，导人为讼，（王）岩叟捕挞于市。”^[17]罢职闲赋在家的法吏介入民间讼事，并诱导他人讼争，说明讼师队伍的成分非常复杂。官方对他们防不胜防，唯恐有失而令其翻告缠讼，“健讼之人，在外则教唆词讼，在狱若与余囚相近，朝夕私语，必令变乱情状，以至翻异，故健讼者须独匣，不可与余囚相近”^[18]。可见，当时的州县官吏是想方设法铲除讼师的。

《唐律疏议》和《大清律例》都设有“教唆词讼”条，限制讼师的业务活动。^[19]只是到了清末以后，讼师的名称变成了律师，其地位才不断提高。

拖延也是一种颇为有效的息讼方式，特别对于婚姻、家庭等亲族纠纷，需要各方面冷静下来协商，是急不得的。元代名臣张养浩就认为：“亲族相讼宜徐而不宜亟，宜宽而不宜猛。”^[20]为什么亲族相讼宜徐不宜亟呢？因为彼此都是近邻亲族，对簿公堂在面子上实在有失和睦，贻人笑柄。后来，明代人们对亲族之讼宜缓决还有更进一步的考虑：一是亲族之讼，往往因为一时气忿，思虑不周，而未顾及彼此割舍不了的亲族情谊，一旦对簿公堂，暴丑于外人之后，就没有了回旋的余地，缓决使得双方有一段利害分析和对策选择的时间；二是亲族之讼，本来就有一个家族内部自我调判的机制存在。通常来说，官方遇到家族讼案往往都要发回家长、族长加以训诫、调解和裁判，亲族之讼也就更没有必要另惹事端，就是在家长、族长那里处断不公，还有族众评理，得到公平的渠道。^[21]缓决使人有一个解恨释忿的缓冲余地，气消怒息之后，撤诉成为人们最理性的选择。

《明史》上记载松江府太守赵豫为了平息百姓争讼，采取拖延之术。患民俗多讼，讼者至辄“喻之曰‘明日来”，如此拖延诉讼，竟赢得“松江太守明日来”之谚。可见，亲族之间诉讼纠纷的缓决拖延，往往是最方便也最成功的理讼方式，上海的官吏在历史上早就用过这种方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