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传统仍占主导地位
在中国传统社会，离婚是难以想象的。“夫妇间的感情，无论到了怎样恶劣的程度，决不肯提出离婚这么一个办法，因此，离婚的事实，在中国便简直听不见。”但是，“欧风东渐”以后，“离婚这种习惯，便也被一般人所习染得来”。及至20世纪20至30年代，“这种风气便是更加的来得厉害了”[39]。“近来法庭诉讼，男女之请求离婚，实繁有徒，此皆前所未有。”[40]“这种趋向在城市表现得更为明显。”[41]而到了40年代，在十里洋场的大都市上海，离婚这种现象则更是屡见不鲜（除了有大量的外国人在华离婚的记载外，中国人诉讼离婚的也比较多）。
从上海市档案馆查阅的20世纪中期上海实际发生的妨害婚姻家庭刑案看，这些案件的当事人多为中青年，对于年轻的当事人来说，他们的选择面宽阔，一旦婚姻破裂，再婚并不难；但是，如果当事人年龄稍大，而又有子女的话，问题就不那么简单了，对子女生活的担忧加上再婚难的困惑，使得当事人不会轻易地离婚，他们大多数人会选择维持原来的家庭。
卢小×子妨害婚姻案（案例23）足以说明这一点。告诉人蔡×顺在诉状中说，其妻趁他离家营业时，与第一被告卢小×子乘机通奸，并将自己室内所有细软席卷潜逃。
在上海地方法院检察处1946年4月15日的讯问笔录中，问告诉人蔡×顺：“你还要这女人吗？”告诉人蔡×顺答：“我还是要他（她）的。”
在法院的审判笔录中，问（卢小×子）：“蔡×氏今日为什么不到？”卢小×子答：“检察官问过后，我把他（应是‘她’，指蔡×氏）送回去了（蔡×顺处）。”(www.xing528.com)
可见，最后各方当事人达成了谅解，出轨的妻子回归了原来的家庭。
江×元等妨害婚姻案（案例18）的处理可能是传统中国人处理该类案件最常用的方法。本案第一被告江×元也是来沪移民，他很幸运，来沪后事业顺利，他没有想起家中的糟糠之妻，置之不顾，在上海与一个名叫王×金的年轻女子姘居，居然同居了4年，江×元的发妻来沪寻夫才发觉此事。江×氏将江×元和王×金通奸的事告上法院，1946年8月7日上午，当事人在法院的调解下达成和解，法院的审判笔录记载：江×元与王×金即日脱离同居关系，江×元于6个月内给付王×金法币100万元，江×氏撤回告诉。1946年8月7日，上海地方法院判决：本件公诉不受理。
该案的结局是事业顺利的江×元，通过补偿情妇王×金一定数额的金钱，与其脱离关系，江×元回归家庭，于是江×氏撤回告诉。
也有走得很远，依然愿意回归家庭的，如徐×俊等妨害婚姻案（案例8）。在该案中，被告徐×氏因为与徐×俊通奸已经怀孕临产，这在通奸案中属于走得比较远的，即使如此，与他人怀孕的女性当事人还是愿意回归原来的家庭。而该案男性被告徐×俊却从未脱离也从未打算离开自己原来的家庭。
在谈到丈夫出轨后的回归率时，出身医生的日本著名作家渡边淳一认为：“总之，丈夫们的外遇数量虽然也许很多，但是终归容易回到原来的壳里去，即使离家出走去和其他的女性同居，重返家庭的比例仍然很高。”[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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