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婚姻刑案的受害人精神损害赔偿研究

二、婚姻刑案的受害人频繁提出精神损害赔偿

（一）关于离婚精神损害赔偿规定的由来

在我国，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已有百年历史，其最早见于《大清民律草案》，该草案中“亲属编”仿照欧陆的原则与理念创建了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其第1369条规定：“呈诉离婚者，得准用前条之规定。”但依第1368条规定：“应归责于夫者，夫应暂给妻以生计程度相当之赔偿。”这一规定明确了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基本内涵：赔偿的主体是夫；赔偿的理由是夫之过错——重婚、因奸非罪被处刑、故谋杀害妻、虐待、重大侮辱、遗弃、生死不明逾3年以上、受夫直系尊亲属之虐待或重大侮辱^[15]；赔偿标准相当于生计程度；赔偿适用范围是呈诉离婚；赔偿目的是照顾无过错方与照顾女性。遗憾的是《大清民律草案》规定的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因清廷覆亡而未能施行。但其有关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模式设计及价值定位，超越了传统的离婚立法思想，更新了人们的离婚观念，彰显了对女性权益的保护，为该制度的进一步发展与完善奠定了基础。

1914年至1925年起草的《民国民律草案》沿袭了《大清民律草案》的许多规定，其中关于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规定，既吸纳了《大清民律草案》的立法精神，又超越了其制度架构。其第1155条规定：“依第1151条规定而离婚者，无责任之一方，对于有责任之一方，得请求损害赔偿或抚慰金。”依据这一规定，离婚损害赔偿的制度架构如下：请求赔偿的主体是无责任方；请求赔偿的事由仅限于《民国民律草案》第1151条规定的离婚事由，该事由与《大清民律草案》界定的离婚事由相同；赔偿的适用范围以呈诉离婚为限；赔偿内容包括物质损失和精神损失。这一时期的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拟平等地适用于男女双方，以体现男女平等的价值意识。遗憾的是，该草案完成时遭遇政变，故未能及时公布。^[16]

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成熟立法是以《中华民国民法》的最终完成为标志的。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初的法制局于1928年起草了《亲属法草案》，1930年12月26日公布《中华民国民法》“亲属编”，全编共7章171条。其第1056条规定：“夫妻之一方，因判决离婚而受有损害者，得向过失之他方，请求赔偿。前项情形，虽非财产上之损害，受害人亦得请求赔偿相当之金额。但以受害人无过失为限。前项请求权不得让与继承。但已依契约承诺或已起诉者，不在此限。”这一时期的离婚损害赔偿制度与前两个时期的立法相比，具有一定的进步性和完善性。其进步性表现为离婚损害赔偿事由的扩大——将有不治之恶疾、有重大不治之精神病、被处3年以上徒刑或因犯不名誉之罪被处徒刑，扩充为诉请离婚损害赔偿的理由；其中，因犯不名誉之罪被处徒刑的通奸或重婚的案件，受害人都是可以提出离婚损害赔偿的。

（二）关于离婚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形同虚设

离婚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早在1930年颁布实施的《中华民国民法》“亲属编”就已确立，然而从当时的档案看，在法院关于重婚或通奸案件的实际审判中，关于离婚精神损害赔偿的要求在司法实践中未见被支持的例子。以下案例可以证实：

例1：王×根等妨害婚姻案（案例11）。(www.xing528.com)

本案告诉人诸×璋因妻子与王×根在家奸宿，报案的同时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请求离婚及赔偿损失，这里的损失就是离婚的精神损失。1946年7月5日，上海地方法院最后判决各处有期徒刑3个月，如易科罚金，以500元折算1日。后被执行罚金，受害人的精神损害赔偿未得到支持。

例2：周×刚妨害婚姻案（案例22）。

告诉人忻×娟30岁，宁波人，住北新径××号。忻×娟与周×刚新婚不久，周×刚就携其情妇李×珍来家，要求三人同吃同寝。忻×娟不堪忍受，就通过律师要求离婚并请求支付生活费及精神损失费6020万元。因为经大赦，1947年4月15日，上海地方法院最后判决：周×刚免诉，附带民事诉讼驳回。

例3：黄×生等妨害婚姻案（案例35）。

黄×妹是黄×生发妻，因黄×妹婚后多年不育，黄×生遂与寡妇高×妹同居，七八年后，黄×生与高×妹生育了一子一女，儿子已经5岁了，女儿已夭亡。开始时，黄×妹与高×妹尚能和睦相处，后来两人关系恶化，经常争吵甚至殴打，于是黄×妹以黄×生与高×妹两人通奸为由将其向法院提起告诉，同时请律师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要求离婚并赔偿损失及生活费200万元。尽管黄×妹当时就提出了损害赔偿的要求，但1946年8月19日，上海地方法院最后的判决却是：本件公诉不受理。附带民事诉讼被驳回。

因为受到时代的局限和中国传统思想观念的影响，虽然法律已有明确规定，当事人在案件中也频繁地提出，可是实践中，中国的法官对于离婚的精神损害赔偿还是没有从内心接受，所以，在当时还是看不见支持离婚精神损害赔偿的判决。结果，《中华民国民法》“亲属编”第1056条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形同虚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