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婚姻刑案中自诉案的“传统背景”
在20世纪中期上海婚姻刑案的大量的自诉案中，许多案件是先由男方提起自诉，而后又常以撤诉而告终，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形，除了与传统夫妻关系的观念所崇尚的“一日夫妻百日恩”等思想有关外，更与下列因素密切相关：
（一）经济原因
经济因素往往是夫妻共同生活的基础。作为全国工商业最发达的城市，20世纪中期的上海，表面上看起来经济发达、人民生活相对富庶和稳定。然而从档案资料中可看出，当时的百姓并没有达到普遍温饱的状态（有的人还是为了吃饭而犯罪，有的人则是为了吃饭而放弃了诉讼）。
卢小×子妨害婚姻案（案例23）可谓典型的例子。
蔡×顺于1939年3月26日，以公开仪式婚娶被告蔡×氏为妻，生一男孩，现已四岁。后来蔡×顺离家营业，蔡×氏与卢小×子乘机通奸，后来干脆离家与卢小×子同居。经蔡×顺告诉到案。
1946年4月25日，蔡×顺具状撤诉。
1946年5月6日，上海地方法院判决：卢小×子与蔡×氏无罪。判决理由：“查刑法第二百三十七条，重婚罪之成立以有配偶而重为婚姻为构成要件。所谓婚姻，须有公开之仪式及二人以上为证人方为合法，本件被告蔡×氏系蔡×顺之妻。因生活窘迫复与卢小×子结婚为被告卢小×子承认……”故作出上述判决。
在上海地方法院检察处1946年4月15日的讯问笔录中，检察官问蔡×氏：“你与蔡×顺是结婚的吗？”蔡×氏答：“在（民国）二十八年结婚的，但他一年多不养我，连消息都没有。”
在法院的审判笔录中，卢小×子答辩称：他没有和蔡×氏结婚，“是蔡×氏父亲和丈夫蔡×顺，因他们没有吃（的），（把蔡×氏）送给我了，（我）就养他们”。
本案中，蔡×氏为了吃饭而犯罪，而蔡×顺为了恢复平静的生活而撤诉。
此外，徐×俊等妨害婚姻案（案例8）也可以证明这一点。
徐×氏的丈夫来上海谋生后与妻子中断了联系，徐×氏在家乡听人传说丈夫在沪另觅新欢，于是来沪寻夫。然而到沪后却寻不着丈夫。在沪的无聊日子里，徐×氏住在娘家[12]，与同住锦绣里的徐×俊经常见面，两人认识后，一起去看过几次戏。闲谈中，徐×氏说自己并无丈夫，目前单身来沪，贫病交加，要求徐×俊接济自己。徐×俊同意后，徐×氏“乃与之苟合”。
在上海地方法院的审判笔录中，徐×氏答通奸的理由：“因丈夫不顾我生活，我回娘家，进厂做工。认识徐×俊遂发生关系。”并说：“他若顾我生活，我愿意跟他回去。”
关于认识的过程，徐×俊说：看戏认识，后来她说并无丈夫，向我借钱。
徐×氏在随后的刑事答辩状中，自诉丈夫先来上海，然后音信全无，听说丈夫在沪另觅新欢，后又听说其丈夫已另娶妻室。其来沪寻夫不着，经同乡人介绍到纱厂做工。不见丈夫，又逢生病，生活无着。为解决生活困难，所以与徐×俊苟合。
徐×俊在刑事答辩状中答辩说：“与徐×氏素昧平生，居住亦属甚远。”缘看戏认识，徐×氏说自己并无丈夫，目前单身来沪，贫病交加。要求自己接济，后“乃与之苟合”。
一审判决后，徐×俊提起上诉称自己不知徐×氏为有夫之妇，先是经济上接济她，后与之通奸。
徐×氏提起上诉，称自己不知法，且为生计所迫，请求撤销原判，从轻处罚。
上诉法院审判笔录：徐×俊所述与上诉状相同。
徐×俊的律师辩称：被告徐×俊不知徐×氏为有夫之妇，所以被告无犯罪意思，再者被告之老母妻儿均依靠被告生活，请求从轻发落。
本案中的被告徐×氏也是为了解决生活困难而犯罪的，说明经济因素在婚姻刑案中的重要影响。
作为一个经济发达的城市，经济因素对上海人婚姻家庭的影响尤其明显，而且男性和女性的表现迥异，具体体现为男性往往因饱暖而思淫欲，女性则为了解决温饱问题而委身于他人，这种情况在当时的上海似乎并不少见多怪，开放的城市造就了开放的市民，精明、注重实惠是上海市民引以为豪的性格，“笑贫不笑娼”是非常正常的情况。
（二）对子女的感情
直到现在，无论古今中外，父母对子女的爱是最无私的，为了子女，许多人不惜牺牲自己的幸福，特别重视家庭的中国人更是如此。这样的案例数不胜数。
状告朱×林妨害婚姻家庭案（案例40）足以说明这一点。
蔡×珍与祁×彭结婚后育有一名5岁孩子。然祁×彭不务正业又不供给家庭费用，蔡×珍为维持生活出去贩米，同在外滩码头贩运白米的朱×林发生奸情。1945年11月9日，祁×彭曾将朱×林扭送黄浦分局训诫。蔡×珍为恋奸情热于1945年11月20日前往朱×林家居住，又被祁×彭查知，于同年12月6日上午4时乘朱×林等尚未起床之时报警将被告等在床上抓获。1945年12月14日，祁×彭以通奸窃盗为由将朱×林、蔡×珍向法院提起告诉。同年12月27日，上海地方法院检察官以妨害婚姻家庭嫌疑对朱×林、蔡×珍起诉。在上海地方法院审判笔录中，法官问：“孩子还小，无人抚育，愿意回去吗？”蔡×珍答：“愿意回去的。”(www.xing528.com)
当时祁×彭非常愤怒，从法庭庭审笔录的记载看，法官着重进行了调解，但是没有成功。法官问（祁×彭）：“你妻子愿意回去，你愿意吗？”答：“他为人不顾廉耻、与人通奸，偷了我很多东西，现在已无商量余地，请依法处以应得之刑。”但后经双方亲友调解，当事人和解。1946年2月5日，告诉人为了息讼而撤回告诉。
本案中的丈夫并没有原谅妻子，而妻子为了孩子仍然愿意回到原来的家庭。而提起自诉的丈夫为了孩子，经亲友调解，还是撤回了告诉。
状告汪×林等妨害婚姻案（案例50）也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本案汪×林和王×氏认识2年后秘密相偕旅馆通奸。事后王×氏怕丈夫打她，故与汪×林相偕潜逃。
王×氏系告诉人发妻，婚后8年，育有子女各一，子才2岁。因有两个孩子，王×氏愿意回家。接着，王×锁对王×氏撤诉。理由：因被告改过自新。
本案中的王×氏愿意回家，甚至不惜挨丈夫的打，原因只有一个——就是为了孩子。可见，对子女的爱使得许多人重返家庭，即使这个家庭让他们十分不满。
（三）以最小的成本恢复被破坏的家庭关系
一般地说，一旦婚姻的当事人一方发生了背叛家庭的事，只要出轨者改正错误，总是会被原谅的，特别是在出轨者是男性的情况下，传统社会的人们对男性更加宽容。况且与其偷情的一方未必愿意与之结为夫妻，事情一败露，动力变压力，“情分”也就到头了，出轨者一般也愿意低头回家，而告诉人在这种情况下也可以最小的成本重新恢复家庭。对当事人来说，是双赢。
江×元等妨害婚姻案（案例18）是一个最常见的例子。
江×元与江×氏结婚后即来沪经商，生意红火，他没有想起自己的糟糠之妻，而是与一个叫王×金的上海女人赁屋同居了4年。直到江×氏来沪寻夫才发觉此事并将其告诉至法院。
1946年6月29日，上海地方法院检察官以妨害家庭为由提起公诉。
因两被告愿意脱离关系，所以告诉人撤诉。
1946年8月7日上午，法院和解笔录上记载：江×元与王×金即日脱离同居关系，江×元于6个月内给付王×金法币100万元，江×氏撤回告诉。3人在法院和解笔录上画押。
再如谭×凤妨害婚姻案（案例47）。谭×凤与张×忻是一对生活富裕的夫妻，然夫妻感情不睦，张×忻越轨在先（不仅与她人生育了小孩，而且还染上了花柳病），妻谭×凤出轨在后（也与他人生育了小孩），因被告谭×凤愿意和张×忻继续过日子，张×忻于是撤回告诉。
又如上文所说的王×锁状告汪×林等妨害婚姻案（案例50）、陈×英告陈×泉等妨害婚姻案（案例51），也都是在夫妇一方起诉后，被告愿意回家和告诉人过日子，也就是被告改正错误了，于是告诉人撤诉。
实际上，当事人考虑息讼，往往是建立在对诉求的预期利益与诉讼成本的权衡之上，诉讼成本过高，胜诉的把握不大，或者能够胜诉但是得不偿失，才是民众选择息讼的主要原因。
（四）和解是通常使用的纠纷处理方法
和解是最古老的纠纷解决形式之一，它通过纠纷主体间的自主协商和妥协来解决纠纷，并不要求纠纷双方明确依据一定的规则。由于建立在直接沟通和自主处分权利的基础上，和解使当事人双方的矛盾与对抗不仅在形式上、行为上，而且在心理上可以得到消除[13]。对于和解协议，由司法机关予以认可并作为对加害人刑事处分的依据。刑事和解的目的是恢复被加害人所破坏的社会关系、弥补被害人所受的损害以及恢复犯罪人与被害者之间的和睦关系，并使犯罪人改过自新、复归社会。[14]
状告朱×林妨害婚姻家庭案（案例40）就是典型的例子。告诉人祁×彭41岁，淮安人，住南市大境路。第一被告朱×林22岁，镇江人，职业小贩，住紫莘路平安里。第二被告蔡×珍26岁，淮安人，家务，住大境路。
蔡×珍6年前与祁×彭结婚，已育有一名5岁孩子。朱×林也已经结婚。1944年7月至8月间，朱×林与蔡×珍因同在外滩码头贩运白米而相识相恋继而发生奸情。1945年11月9日，两人奸情被祁×彭发觉，祁×彭曾将朱×林扭送黄浦分局训诫，然而这并未能阻止两人的私情。蔡×珍因恋奸情热竟于同年11月20日前往朱×林家居住，与其继续通奸，又被祁×彭查知，祁×彭于12月6日上午4时乘朱×林、蔡×珍尚未起床之时报警将两人在床上抓获。
1946年1月16日祁×彭又向法院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要求蔡×珍返还从祁×彭处窃走之现金及其他衣物等。1945年12月27日，上海地方法院检察官以妨害婚姻家庭嫌疑对朱×林蔡×珍起诉。通奸的原因：蔡×珍说其夫不务正业又不供给家庭费用。后经双方亲友调解，当事人和解。
1946年2月5日，告诉人撤回告诉。撤回诉状中撤诉的理由是“为了息讼”。按当时相关的法律规定，1946年2月6日，上海地方法院判决不受理。理由：按告诉之罪告诉人于第一审辩论终结前得撤回其告诉，故作此判决。
在陆×年等妨害婚姻案（案例17）中，陆×年被押后，案卷中多次记载，其母几次具状要求释放其子。告诉人吴×陶后面又追加另一被告即男方的母亲，理由：窃盗家中首饰。男方母亲陆×氏具状称自己年老生病由其侄出庭应诉。因属不告不理之诉，后经亲友及原来媒人调解，双方当事人和解，告诉人吴×陶撤回告诉。法院判决：本件公诉不受理。
再如孙×龙等妨害婚姻案（案例32）。这是一起前法院尚未审结，移送上海地方法院的案件，案卷中有些事实没有交代清楚。告诉人曹×春（又名赵×生）23岁，本地人，做小贩，住西八子桥。第一被告孙×龙30岁，上海人，在菜行谋生，住孙家宅。第二被告王×弟21岁，上海人，住西八子桥，家务。以上当事人均无前科。两被告的共同保人叫陈×其，34岁，江苏海门人，住南市大镜路，是一名商店店主。与被告的关系为“友谊”。
1945年7月6日下午，两被告在大世界（旅馆）开房通奸，双双被捉送警。但笔录上两人均不承认通奸。
1946年9月23日，亲友调解，双方和解。曹×春将王×弟领回。告诉人曹×春撤回告诉。1946年10月12日，法院判决：本件公诉不受理。理由：按告诉乃论之罪，告诉人于第一审辩论终结前得撤回其告诉，故作此判决。
这两个案例都是当事人在亲友的调解下，达成了和解，于是告诉人撤诉。可见，当时亲友的调解在当事人生活中的作用还是很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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