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期上海婚姻刑案：社会秩序混乱

二、社会秩序混乱

1945年，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当时百废待兴，社会秩序混乱，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涉嫌犯罪而逃亡或藏匿的情形比比皆是。从上海市档案馆查阅的大量通缉案件中，可见一斑。

在32件通奸案中，至少有6件为被告逃匿而通缉的案件；在3件妨害婚姻家庭案中，有1件系被告逃匿被通缉。根据民国刑事诉讼法第84条的规定：“被告逃亡或藏匿者，得通缉之。”第85条规定：“通缉被告应用通缉书。”根据民国法律的规定，通缉的程序是：“凡于侦查中发现被告有逃亡或藏匿之情形时，即由检察官或首席检察官签发通缉书通缉被告，若于审判中始发觉，则由院长签发而通缉之。附近或各处检察官及司法警察官既受嘱托，即得拘提被告或径行逮捕之。若不以通缉书通知附近或各处检察官及司法警察官署，而用登载报纸或以其他方法布告者，经布告后，附近或各处检察官及司法警察官亦有同样之义务。”^[112]通缉的效力是：“通缉经通知或布告后，检察官司法警察官得拘提被告或径行逮捕之。”^[113]即使有法可依，但还是存在着违法逃匿的情形，下列案例是因被告或犯罪嫌疑人逃匿而被通缉的案件：

例1：陈×才等妨害婚姻案（案例42）。

告诉人陆×馨43岁，绍兴人，住长寿路，从事洗染业。第一被告陈×才（即陈×良）匿居泰山路。年籍住址不详。第二被告陆×氏35岁，绍兴人，住址同第一被告。当事人均无前科。陆×馨与陆×氏结婚14年，生过小孩，皆夭亡。陆×氏因陆×馨纳妾后离家出走，外出帮佣，与陆×馨的朋友同居，经陆×馨告诉到案。后两被告逃亡被通缉。

例2：赵×祥妨害婚姻案（案例43）。

告诉人赵×氏32岁，徐州人，住华兴路华兴坊口草棚户。被告赵×祥，住海宁路。为水上警察队警长。双方结婚11年，已育5个孩子，因赵×祥遗弃赵×氏母子，致其衣食无着，5个孩子皆夭亡。赵×氏对赵×祥向法院提起告诉，但因赵×祥逃匿，被通缉。

例3：李×元妨害婚姻案（案例44）。

告诉人朱×宝27岁，盐城人，以做扫帚生意为业，住闸北潘家湾路。被告李×元，所在不明。朱×宝控告李×元通奸的同时提出与其离婚。法院审理时当事人均未到庭。案卷中记载双方的婚姻系父母作主，凭媒结婚（系表兄妹），婚后即得知其妻有情人，是在华中铁路任黑帽子的。案发后李×元与情人同逃，被通缉。

由上可知，这几个案例的内容非常简单。下面三个案例的内容则相比较多，但内容仍不全面：

例1：刘×再等妨害婚姻案（案例45）。

告诉人蒋×文46岁，浙江慈溪人，在洋商船上充当机器间头目，住南成都路锯兴里。第一被告刘×再（刘×再的妻子叫沈×林，是沈×宝的姐姐），男，其他不详，在逃。第二被告沈×宝，女，36岁，浙江慈溪人，住杨树浦路福禄行信托里。以上当事人均无前科。(www.xing528.com)

蒋×文比沈×宝大10岁，在沈×宝17岁（当时蒋×文27岁）时，凭媒在原籍浙江慈溪乡间与她结婚。婚后18年，生有子女四名，仅存活一子，年已11岁。后因蒋×文出外谋生，沈×宝称系蒋×文失踪，不养她，故与其姊夫通奸，并携带家里所有东西搬至杨树浦路福禄行信托里××号居住，并已育有二子一女。蒋×文探悉前情后报警，沈×宝被捕，刘×再闻风而逃。因为沈×宝愿意跟蒋×文回家，蒋×文对沈×宝撤回告诉。

例2：朱×生等妨害婚姻案（案例46）。

告诉人卫×妹23岁，浦东人，住浦东东卫巷。第一被告朱×生，情况不详。第二被告×英，女，其他情况不详。

朱×生与卫×妹于1941年2月结婚，婚后1年曾生一女，已夭折。后朱×生与×英姘居并将发妻卫×妹赶回娘家居住，当时朱×生充当伪青年团员并投靠伪军队长龚中□即小龚为师，恃其有枪，为非作恶，卫×妹一家不敢吭声，抗战胜利后，卫×妹以朱×生与×英通奸为由提起自诉。审判时当事人均未到庭。后只卫×妹到庭，声称与朱×生系正式结婚并生育过子女，婚后丈夫朱×生即与情妇×英一同逃走。

例3：谭×贵妨害婚姻（家庭）案（案例9）。

告诉人成×吉，男，其他不详。被告在逃，情况不详。

成×吉于1939年凭媒娶×氏为妻，育有子女各一，初在浦东老三井地方居住。1946年古历正月初九日，自己因外出踏车之际，目击妻×氏与谭×贵等并肩而行，互相私语。当晚归家，即对×氏严加斥责以至口角，不料×氏竟于第二天带同幼女借故外出，一去不返。成×吉四处寻找无踪，及至同月22日，始悉为被告等局串诱拐藏匿，成×吉乃于23日央由林×氏、陈×华2人探听究竟，谭×贵满口支吾，自愿央人谈判，出资了事。29日，谭×贵又邀徐×伯、仇×山到东方旅馆继续谈判，当由局串之人王×修、孙×顺、周×宝等出面说合，谭×贵愿出法币50万元作为成×吉另娶费用。然谭×贵一再推托付款时间，1946年4月5日，成×吉以谭×贵、王×修、孙×顺、周×宝等局串诱拐有配偶之人脱离家庭为由，将其一同告诉，同时请求被告等交出其妻，让其回家团聚。

经法院调查，王×修、孙×顺、周×宝三人系证人地位，与诱拐无关，应予免议，“被告谭×贵显犯刑法第二百四十条第二项之罪，合依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条第二项起诉”。

因被告谭×贵经拘传未获，被通缉。

从以上这些被告被通缉的案件看，这类案件的案卷都很薄，因为被告没有到庭（后来甚至有的案件连告诉人也不到庭了），所以许多案件连当事人的基本情况都不清楚，案卷中多有“不详”的字样，或者干脆不写。从警察局到法院都缺少当事人的讯问笔录等基本材料，最后的结果都是被告逃亡被通缉，该案不了了之。这种情况表明，当时抗战刚刚结束，社会秩序还是比较混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