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法律知识尚未在全社会普及，民众法律意识整体很差
虽然民国时期的法律制定得比较完备，然而在执行中却存在着许多问题，而且也没有在全社会普及法律知识，结果导致一般民众的法律意识非常薄弱，存在着大量的法盲。一个明显的标志就是，当时许多重婚、通奸的被告并不知道自己的行为是违法犯罪行为。
例1：状告周×章妨害婚姻案（案例37）。
周×章在前伪警局[106]及后来的上海地方法院均承认有两个妻子，且都是正式结婚，但不知是犯罪。[107]
例2：严×鸿妨害婚姻案（案例26）。
严×鸿与严×氏婚后，趁来沪打工期间又凭媒另娶施×萍为妻，因严×氏来沪探悉后告诉，由检察官侦查起诉。在严×氏的诉状中，诉讼理由是抛弃发妻而与人通奸。从后面法院的询问笔录看诉讼目的是要被告赔一点钱维持生活，并不要他“吃官司”。但严×鸿被保人保出后，不与严×氏谈判，也不与严×氏见面，更不顾其生活，严×氏感觉和好无望，经济上得不到补偿，加上生活困难，故又续状要求追究严×鸿的刑事责任并要求生活上给予照顾[108]。严×鸿在答辩状中声称续娶施×萍是事先征得严×氏同意的，而且也照顾到严×氏的生活了，他以为这样自己就不需负刑事责任了，可见，正如被告自己承认的是“知识浅薄，误解自由，因而犯罪”。(www.xing528.com)
例3：倪×亚等妨害婚姻案（案例20）。
本案中的第一被告倪×亚，是个富有的旧铁店主，与倪×氏在老家正式结婚。婚后不久妻子因精神病住进了上海疯人医院。从案卷中倪×氏的情况看，她娘家很富有，不幸的是她患有这样棘手的病。按照民国民法第1052条的规定：夫妻之一方“有重大不治之精神病者”，另一方可向法院请求离婚。倪×亚本可以通过法律途径，解除与妻子的婚姻关系，然后再寻找新的婚姻伴侣，也许是因为缺乏法律意识的缘故，也许是担心世俗的眼光，倪×亚没有这样做。但又介意有病的妻子不能生育或不能生育健康的孩子，于是选择了“纳妾”，并移居上海。由于民国的法律已不承认纳妾，所以按照当时刑法的规定，倪×亚的行为就构成了犯罪。经审理后法院判决：倪×亚有配偶而与人通奸处有期徒刑6个月，准以500元折算1日易科罚金。结果：易科罚金。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之诉驳回。陆×英与有配偶之人通奸处有期徒刑6个月，准以500元折算1日易科罚金。只见案卷中倪×亚、陆×英各缴纳罚金90000元。
例4：状告顾×宾妨害婚姻案[109]（案例21）。
告诉人与第一被告承父母之命在上海五马路东南鸿庆酒楼结婚，后来第一被告又与第二被告结婚。告诉人以重婚罪名向法院提起告诉，后由上海地方法院检察官提起公诉。第一被告答辩的理由是：“因第一被告有一先叔并无子嗣，依照本乡习惯将第一被告作为嗣子继承门庭。告诉人见此情状且自感身弱乃嘱第一被告另行娶妾……第一被告乃征得各方家长之同意，经友做媒介绍即与第二被告结合。”[110]而且双方家长和亲友还都认可这种事情，并不知是犯罪。由此可见，即使是在中国当时最大的开放城市上海，当时法律并没有在民众中普及，百姓的法律意识是很差的。
针对这个社会问题，民国《刑法修正案要旨》第8条[111]规定：“依现行法规定不知法令仅得因其情节减轻其刑似嫌过严，本案将不知法令改为不知法律且于一定条件之下得免除其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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