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及时采取强制措施
从上海市档案馆馆藏的属于“告诉乃论”的刑事案卷看，几乎每个案件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案发后都会被立即羁押。这里所说的羁押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是指必要时，将被告或犯罪嫌疑人留置于看守所，拘束其自由。这些处于“在押”状态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有的是经告诉，然后被捕的，也有司法机关依法逮捕的。为什么有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未经告诉也会“在押”？这是因为在审判前的侦查、起诉阶段，与古代弹劾式诉讼相比，民国时期的法律不适用不告不理原则，而是实行国家追诉为主的原则，对于关系国家、社会利益的犯罪，即使没有受害人的告诉，没有一般群众的检举揭发，国家专门机关发现后也必须立案侦查，主动进行追究。也就是说，在刑事案件的审前阶段，不告不理原则是不存在的。这与现代的混合式诉讼的特征完全相符。
当时有的妨害婚姻家庭刑案并不是基于当事人的告诉，而是由警察作为一般的治安案件开始的。如徐×俊等妨害婚姻案（案例8）。1946年6月15日，徐×俊与徐×氏一起亲密地同行，恰好被徐×氏的丈夫徐×云撞见，徐×云上前质问徐×氏并斥责她，徐×氏不听，反与徐×云争吵、继而扭打在一起。这时徐×俊上前帮助徐×氏殴打徐×云，当时正好有警察到来，以为是打架斗殴，将他们一起带至警局。警方经调查认为徐×俊和徐×氏涉嫌通奸罪，将两人羁押。
关于对犯罪嫌疑人的羁押，民国刑事诉讼法[3]第10章第101条规定：“被告经讯问后，认为有第76条所定之情形者，于必要时得羁押之。”[4]第76条所定的情形是：（1）无一定之住居所者。（2）逃亡或有逃亡之虞者。（3）有湮灭、伪造、变造证据或勾串共犯或证人之虞者。（4）所犯为死刑、无期徒刑或最轻本刑为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者。
为了防止羁押的滥用，民国刑事诉讼法进一步规定了羁押诸要件：
要件一，羁押被告应用押票。
押票应记载下列事项：（1）被告之名姓、性别及住居所。（2）案由。（3）羁押之理由。（4）应羁押之处所。
第71条第3项（应到之日时、处所）及第4项（无正当理由不到场者，得命拘提）之规定，于押票准用之。（第102条）
要件二，“执行羁押由司法警察将被告解送指定之看守所，该所长官验收后，应于押票附记解到之年、月、日、时并签名”。（第103条）
要件三，管束羁押之被告，应以维持羁押之目的及押所之秩序所必要者为限。(www.xing528.com)
被告得自备饮食及日用必需物品，并与外人接见，通信受授书籍及其他物件。但押所得监视或检阅之，如有足致其逃脱或湮灭、伪造、变造证据或勾串共犯或证人之虞者，并得禁止或扣押之。
被告非有暴行或逃亡自杀之虞者，不得束缚其身体，束缚身体之处分由押所长官命令之，并应即时陈报该管法院或检察官核准。（第105条）
还规定羁押于其原因消灭时，应即撤销，将被告释放。（第107条）
同时，对羁押的期限也作了限制：
羁押被告，侦查中不得逾2月，审判中不得逾3月。但有继续羁押之必要者，得于期间未满前，由法院裁定延长之。在侦查中延长羁押期间应由检察官声请所属法院裁定。
延长羁押期间，每次不得逾2月，侦查中以1次为限。如所犯最重本刑为3年以下有期徒刑以下之刑者，审判中以3次为限。
羁押期间已满，未经起诉或裁判者，视为撤销羁押。（第108条）
同时，对于强制措施的实施，法律也作了必要的限制。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案件经上诉者，被告羁押期间如已逾原审判决之刑期，除检察官为被告之不利益而上诉外，应即撤销羁押，将被告释放。（第109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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