诱罪认定的依据与标准

二、对和诱罪的认定依据与标准

关于和诱罪相关的司法解释有：

“出征军人之妻与人通奸或被人和诱脱离家庭，该军人不能亲行告诉，委托他人代行告诉，只须事实上足认其受有代行告诉之委托，不以提出代行告诉之证明函件为必要。”（院字第2481号解释）

该司法解释认为，出征军人之妻与人通奸或被人和诱脱离家庭，该军人委托他人代行告诉时，只要有委托的事实即可，而不须有委托代行告诉的证明函件。这是民国政府为保护军婚所作的规定。从上海市档案馆馆藏的案卷看，民国时期军人的婚姻很不稳定，军人配偶红杏出墙的很多，为稳定军人婚姻，司法院作出了这样的解释。但从实际生活看，这样的规定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军人配偶与人通奸或同居的依然很多。如彭×源妨害婚姻案（案例6）。案情：告诉人朱×友21岁，崇明人，是当兵的。其妻朱×喜现年17岁，也是崇明人。案卷中记载“朱×喜从小生活在未婚夫家”，按照中国传统社会的习惯，朱×喜应该是在朱×友家当童养媳的，朱×友与朱×喜结婚后夫妻感情不和，朱×喜离家出走，朱×友认为朱×喜是邻居彭×源（彭×源，男，33岁，宿迁人，做小工，住浦东杨家渡，有窃盗前科）拐走的，于是朱×友将彭×源扭送杨家渡派出所（彭×源被拘捕后被其邻居面店店主保出）。因证据不足，法院判彭×源无罪。这是一对非常年轻的夫妻，因为夫妻关系不睦，而导致婚姻不幸福，年仅21岁的丈夫对17岁的妻子的离家出走非常恼怒，他没有从自身来寻找婚姻不和谐的原因，而是疑神疑鬼，怀疑别人将其妻拐走，但因证据不足，最终也不能将嫌疑人定罪。

其他相关判例如下：

（1）“刑法上之和诱，原系指得被诱人同意将其诱出置于自己支配力之下者而言，某妇虽自愿背夫与被告偕逃，而既系出自被告之引诱，要难谓与和诱之要件之不符。”（1940年上字第2442号判例）

该判例认为，即使取得被诱人同意，只要是出于被告的引诱，即构成和诱罪。(www.xing528.com)

（2）“某甲原系妓女，经上诉人由其领家某乙手内租来为娼，此于某甲既不发生使脱离家庭或其他有监督权人等之问题，除其转租行为，具备妨害自由罪之条件，应依各该法条论处外，并不构成意图营利和诱未满二十岁女子之罪。”（1935年上字第674号判例）

该判例认为，将妓女领回家不构成和诱罪，但将妓女转租他人则构成妨害自由罪，而不构成意图营利和诱未满20岁女子之罪。

（3）“上诉人既系意图奸淫而诱拐，则其使被诱人隐避，原为诱拐行为继续中应有之手段，自不另成意图奸淫而使被诱人隐匿之罪。”（1935年上字第2292号判例）

该判例认为，上诉人是“意图奸淫而诱拐”，那么这个诱拐行为是上述和诱罪的手段之一，所以，上诉人不另外构成“意图奸淫而使被诱人隐匿之罪”。也就是说，上诉人只构成和诱罪，不再构成其他犯罪。

（4）“旧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十五条第二项之本夫告诉权，不因嗣后失其本夫身份而受影响，与同法第二百十四条第一项之配偶告诉权，因失其配偶身份而消灭者迥异，故刑法第二百五十六条之犯罪成立后，其本夫因判决离婚而失其夫之身份者，仍非不得告诉。”（1936年非字第41号判例）

该判例认为旧刑事诉讼法第215条第2项关于“本夫告诉权”的规定，不同于同法第214条第1项的配偶告诉权丧失的情况，如果当事人在刑法第256条的犯罪成立后，犯罪人的原来丈夫因判决离婚而丧失了丈夫的身份的，配偶的告诉权并不丧失。也就是说，其前夫仍有权告诉。该判例的原意是为了保护丈夫的诉权。尽管当时已有人提出英美等国法律不认为通奸系犯罪。站在理性的角度思考，既然已经离婚，两人不再是配偶，法律依然赋予其告诉权还有什么意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