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中华民国刑法第240条的规定：“和诱未满二十岁之男女，脱离家庭或其他有监督权之人者，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和诱有配偶之人脱离家庭者，亦同。
“意图营利，或意图使被诱人为猥亵之行为或奸淫，而犯前二项之罪者，处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一千元以下罚金。
“前三项之未遂犯罚之。本条规定须告诉乃论。”
本条称“和诱”，是指以强暴胁迫或诈术以外之不正方法，得被诱人之同意或被诱人有自主之意思而引诱之，并置于自己支配之下。具体分为三种：
（1）和诱未满20岁之男女脱离家庭或其他有监督权之人。
（2）和诱有配偶之人脱离家庭。(www.xing528.com)
（3）意图营利或意图使被诱人为猥亵之行为或奸淫而犯前二项之罪。[32]
关于和诱罪，状告顾×氏妨害家庭婚姻案（案例5）可谓典型的例子。
告诉人吴×良25岁，是军人[33]。告诉人吴×氏16岁，没有工作。案卷中前部分被告是顾×氏和顾×福，可是之后法院的点名单上非常简单地写着顾×福及其妻也是告诉人。被告只有一个，即顾×氏，41岁，是顾×福的继母。顾×氏委任的辩护人是吴德远律师。案子的证人是致远旅馆茶房方×发。案情是：顾×氏与吴×氏娘家是邻居，顾×氏于1945年8月28日探知吴×氏与其夫吴×良关系不睦，乘其回娘家之便，多方诱惑、帮助其子顾×福和诱该氏至天津路致远旅馆奸宿。顾×福在旅馆开了7天房，自己与吴×氏一起住了2天，然后顾×福应朋友邀请独自航海去了，将吴×氏一人丢在旅馆。于是，吴×氏回家哭诉。其夫吴×良报警，因顾×福外出航海不在家，将顾×氏一人解送前伪法院，后由上海地方法院接收，由上海地方法院检察官侦察起诉。
上海地方法院判决：顾×氏帮助奸淫和诱有配偶之人脱离家庭，处有期徒刑4个月。
根据对和诱罪的解释，本案确属和诱罪的第三种情况。然而本案判决的依据是什么？如果根据刑法第240条第3款的规定（“意图营利，或意图使被诱人为猥亵之行为或奸淫，而犯前二项之罪者，处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一千元以下罚金”），则本案应判处至少6个月有期徒刑，而本案为什么只判处4个月有期徒刑呢？另外，本案被告没有任何应当减轻处罚的情节，而且，顾×氏还不太配合司法机关执行公务，在取保后有逃匿的情形。
顾×氏在本案中的行为已构成犯罪，这点毫无疑义，顾×福的妻子是丈夫和奸行为的受害人，她作为告诉人也是符合法律规定的。可本案的被告之子顾×福是和诱行为的实施人（本应同列为被告），为什么没有作为被告被提起公诉，反倒成为案件中的告诉人呢？这在案卷中没有交待。从法院调查笔录可知：顾×福，24岁，非顾×氏亲生，系顾×氏丈夫顾×达前妻所生，顾×福及其父亲都在船上工作，顾×福是小轮船上的大副。本案证人是当时旅馆值班的茶房方×发，他证明吴×氏先去旅馆，顾×福后去，一起开房同居，顾×福付了房费，顾×氏翌日来过旅馆。顾×氏称：顾×福与吴×氏开房之前，吴×氏已与顾×福通过电话，约好同去旅馆，自己第二天去旅馆是去看吴×氏。案卷中有对顾×福的讯问，但未见讯问笔录。顾×氏曾在警察的调查笔录中承认自己劝过吴×氏做他儿子的老婆。作为一个成年人，顾×福本应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可是在上海地方法院的点名单中，顾×福不仅没有成为被告，反倒成为告诉人，案卷没有记载原因，看来这是一桩糊涂案了。这种情况，只能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当时法院的判决存在着与法相悖的情况。
另外，相关的法规还对告诉人的资格作了规定。具体为刑事诉讼法第234条（专属告诉人）：“刑法第二百四十条第二项之妨害婚姻及家庭罪，非配偶不得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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