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关于重婚罪的认定依据
根据民国学者的学理解释：重婚罪为破坏婚姻制度之罪，故有配偶而重为婚姻者，或同时与二人以上结婚者，及知为有配偶之人而与为婚姻者，即相婚者，皆处罚之。惟本罪成立，必以婚姻成立与否为前提。而婚姻成立，专就刑法上解释，必须具备形式上之要件，即以举行相当礼式之日，例如旧礼式之迎娶入赘，新礼式之举行结婚，作为婚姻成立之日也。[12]
从民国刑法的相关法条规定，可见重婚罪的构成条件是：（1）有配偶而重为婚姻。（2）同时与二人以上结婚。（3）明知其为重婚或同时与二人以上结婚之人，仍与之结婚的。[13]以上三个条件只要具备其一，即构成重婚罪。这里的婚姻，是指男女双方基于自由意思以共同生活为目的的终生结合关系。这里的“有配偶”之人是指已经结婚而夫妻关系现尚存续者而言。[14]“正式结婚”是指根据民法第982条的规定具有公开仪式及二人以上之证人而缔结的婚姻。“公开仪式”是指结婚人双方当众举行正式结婚典礼。无论此项典礼之仪式如何，必须举行结婚礼节，其婚姻始成立。“重为婚姻”是指有配偶之人再与他人结婚。
相关的司法解释主要有：
（1）“（新例）夫妻之一方外出已逾三年，生死不明，如其未经受死亡之宣告，或他之一方，亦未依法诉经离婚者，其配偶关系仍在存续中，若与他人结婚，自应成立重婚之罪。”（司法院院字第2375号解释）[15]
该司法解释认为，夫妻一方失踪超过三年，在既没有被宣告死亡，其配偶也未起诉与其离婚的情况下，如果该失踪者又与他人结婚的，则构成重婚罪。该司法解释主要针对夫妻一方外出不归，对于家中的配偶没有任何交代，又在外重新组织家庭的情况。规定其行为构成重婚罪，是对其不负责任行为的一种约束。
（2）“已有配偶，而又与人举行相当之结婚仪式，无论后娶者，实际上是否为妾之待遇，均成立重婚罪。”（司法院院字第668号解释）[16]
该司法解释是从程序上界定重婚罪的构成要件，只要有配偶者“又与人举行相当之结婚仪式”的，即构成重婚罪。与民国民法规定结婚必须具备的“公开仪式”相吻合。
相关的判例[17]如下：
（1）“刑法第二百五十四条之重婚罪，只须有配偶而重为婚姻，即能成立，与相婚者是否知情无关，如知情而相与为婚，依该条后段规定，固应处相婚者以相当之刑，而与他方之重婚罪名并不生何影响。”（最高法院1934年上字第1257号判例）
该判例对重婚罪的构成作了详细界定：①只要有配偶者再与他人结婚就构成重婚罪，不论相婚者是否知情；②如果相婚者知情的，应对相婚者进行处罚，但不影响重婚者的罪名成立。
（2）“重婚罪之成立，必以婚姻成立为前提，婚姻成立，依民法第九百八十二条规定，应有公开之仪式及二人以上之证人，否则婚姻为无效，即不得以重婚论。”（最高法院1934年上字第725号判例）
该判例规定了构成重婚罪的重要前提是“婚姻成立”，而婚姻成立则是按照民国民法第982条规定的“应有公开之仪式及二人以上之证人”，否则婚姻不成立，当事人不构成重婚罪。这条规定在20世纪中期的上海法院审判重婚案件的起诉书和判决书中被频频引用，可见其具有极强的实用性。
（3）“重婚之犯罪行为，以举行婚仪而完成，其性质为即成犯。”（最高法院1935年上字第469号判例）(www.xing528.com)
该判例认为重婚罪以举行结婚仪式为犯罪的既遂。如果未举行结婚仪式，则不构成重婚罪。
（4）“失踪人未经过相当期限受死亡之宣告者，该失踪人之配偶，仍为有配偶之人，如与他人重为婚姻，即应构成刑法（旧）第二五四条之罪。”（最高法院1933年非字第121号判例）[18]
该判例认为失踪人已经失踪一段时间，但没有经过法定期限，没有被宣告死亡，在这种情况下，失踪人的配偶仍然是有配偶之人，如果该人与他人结婚的，构成重婚罪。
（5）“已有正式配偶而又与人举行结婚仪式，无论后娶者实际上是否受妻之待遇，均应成立重婚罪。”（最高法院1933年上字第3785号判例）[19]
该判例是解释因重婚纳妾引起的重婚罪名的成立问题。只要是已经有正式配偶的，又与他人“举行结婚仪式”，即使后娶者没有享受妻的待遇，也构成重婚罪。也就是说，重婚罪的构成与后娶者的地位无关。
（6）“重婚罪以举行相当仪式，为其构成要件，如结婚证书内，即载明正式行礼字样，并列有证人介绍人主婚人等姓名，显已举行结婚之仪式，自应成立上项罪名。”（最高法院1933年上字第256号判例）
该判例强调举行仪式是重婚罪最重要的构成要件。具体地说，在有结婚证书的情况下，只要结婚证书内记载有“正式行礼”字样，并列有证人、介绍人、主婚人等姓名的，就构成重婚罪。
此外，民国民法第985条规定：“有配偶者不得重婚。”
相关的判例如下：
（1）“有配偶者不得重婚，固为民法第九百八十五条之所明定，惟结婚违反此项规定者，依民法第九百九十二条之规定，仅得由利害关系人请求法院撤销，不在民法第九百八十八条所谓结婚无效之列，故有妻者重婚时，在其重婚未撤销前，不得否认其后妻之身分而指为妾。”（1938年上字第1709号判例）
该判例表明了民国法律对妾的矛盾态度。既然法律上不承认妾，怎么还有“有妻者重婚时，在其重婚未撤销前，不得否认其后妻之身分而指为妾”呢？
（2）“刑法第二百五十四条所谓重婚及相婚，均指正式婚姻而言，如未正式结婚，纵令事实上有同居关系，仍难成立该罪。”（1935年上字第1229号判例）
该判例强调了重婚罪的构成必须是“正式结婚”，如果仅有事实上的同居关系，则不构成重婚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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