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保投入对企业价值的影响：文献综述

三、企业环保投入对企业价值影响的文献综述

研究环保投入和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是有意义的，不仅体现在分析企业行为的方面，而且在满足社会福利角度具有显著意义。

1.国外学者研究综述

国外学者对于环保投入与企业价值的关系研究主要从经济学和企业的商业管理角度两个方面入手（Porter、Van der Linde，1995；Hart、Ahuja，1996；Russo、Fouts，1997；Konar、Cohen，2001；King、Lenox，2002）。在经济学文献中，环境问题历来被视为社会和私人利益之间无法调和的矛盾，只有通过政府的干预才能解决这些矛盾。但是，如果财务业绩与环保投入正相关的话，企业就有动力减少对环境的破坏。这似乎意味着，分析环境问题也许可以依靠市场机制本身而不需要政府的介入，就能实现企业环境责任与财务绩效的和谐统一。从这方面来说，分析环保投入与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也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近几年来，尤其是在发达国家，许多企业的利益相关者，如政府、非政府组织、地方社区、消费者、贸易伙伴、员工、投资者、金融机构和股东均意识到了企业环保行为的重要性，这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企业的价值。

在以往的研究中，关于企业环保投入和企业价值的关系一直存在争议性的相悖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企业环保投入与企业价值之间负相关（Cor-deiro、Sarkis，1997；Sarkis、Cordeiro，2001；Rassier、Earnhart，2010）。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企业增加环保投入必然会增加运营成本，导致企业利润下降。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认为，盈利是企业的唯一目标，环境保护的角色应由社会其他成员担任，否则，既违背了市场经济的自愿合作与分工原则，又损害了股东的利益。这一观点与经济自由主义思想一脉相承（Collins，2004）。沃利和怀特黑德（1994）在《哈佛商业评论》上发表的一篇文章认为，双赢的结果是一种令人神往的前景，但它却不现实。绝大多数企业在环保成本急剧增加的同时，无法获得相应的经济回报。Friedman（1970）认为，企业除了支付强制性要求支付的环境费用外，如果还额外增加其他环保投入，将导致企业利润下降。Vance和Holman通过实证研究得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越多，企业后期价值越低”的结论。Berman等（1999）通过察看公司的经营和社会责任网站，分析公司与履行社会责任有关的直接和间接的财务表现，这些财务表现主要是指资产的收益和权益的收益，分析得出的结果却比较模糊，一些公司履行社会责任与财务表现相关，有些却不相关，而且没有规律可循，环保等方面与财务表现和公司价值无直接关系。Walley和Whitehead（1994）的研究也发现，企业的环境投入与企业绩效之间几乎不存在任何关系。

另一种观点却认为，企业加大环保投入将导致企业价值的增加，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将企业的环保投入视为企业自主承担社会责任的一种表现。他们认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使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受到保护，使企业在运营中能得到各利益相关者的支持和援助，从而导致企业价值的上升。迈克尔·波特和林德（1995）在《哈佛商业评论》中提出了著名的“波特假设”，即严格的环境制度能促使企业投资于环保产业，开发出新工业或新产品，以满足监管要求。一方面减少了对环境的污染，另一方面又降低了生产成本，提高了产品的市场价值，提升了企业竞争力。Hart和Ahuja（1996），Russo和Fouts（1997），Konar和Cohen（2001），King和Lenox（2002）的研究结论均支持这种观点。Moskowitz通过实证研究，得出“企业价值的大小取决于其社会责任表现，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越多，其企业价值越大”的结论。Ruf等的研究也发现，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价值存在正相关关系。Barnett和Salomon（2006）认为，良好的社会效益为公司吸引更多的资源，包括更多的高素质员工和扩大市场的机会。因此，对环境表现积极的企业会创造出比遵守环保方面付出的努力更多的宝贵资源，这种资源可能是无形的竞争优势、卓越的技能等。

关于企业环境责任与企业价值之间关系的理论研究，日本是这方面的先行者。日本关于企业环境责任与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的探讨经历了企业利润优先于企业环境责任、企业利润与环境责任的调和以及长期均衡社会责任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关于企业环境责任与企业利润的争论。

1956年11月日本经济同友会通过的题为《经营者社会责任的自觉与实践》的决议，成为日本企业环境责任的起点。该决议指出企业不能只追求自身利益，而必须推动生产要素最有效配置，并认为企业是一种社会制度，要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但是，该主张未得到大部分学者的支持。进入20世纪60年代初期，在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企业利润优先的观点在日本盛行。

但是，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深入，企业的自利行为引发环境污染、土地破坏等一系列问题。这直接导致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日本的民众对整个社会和企业声誉丧失信心。

第二阶段:环境责任和企业利润的调和阶段。

20世纪70年代，随着公众对企业行为的不满，关于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利润的关系又从企业利润优先转向“并存说”的观点，即认为从长期来看，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利润之间是不矛盾的。这期间的代表人物是樱井克彦，他主张把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利润共同作为企业经营目标。

第三阶段:长期均衡社会责任。(www.xing528.com)

“并存说”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进一步得到发展。以森本三男提出的“长期均衡社会责任”假说最具代表性。森本认为，适度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与实现经济业绩提升具有相关性。在长期均衡社会责任浪潮的指引下，日本企业在追求利润的同时，大都开始履行社会责任，尤其是在保护环境和节约能源方面，创立了如松下、丰田、理光等标杆企业。

通过对文献的回顾，我们发现，实证研究还没有形成有关企业价值和环保投入之间关系的共识。也许，这些不确定的结果部分原因是由于对企业环境责任考核、环境管理程度、环境投入强度的计量缺乏统一的衡量指标，现有的研究因为使用的代理变量不同，计量的口径不一致，不一定能捕捉到每一个环境问题。

在对企业环保投入与企业价值关系的检验中，西方文献普遍采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有三种。

（1）事件研究法。这是环境问题中最常见的一种研究方法，主要用于研究单个环境事件的市场反映。主要研究方法是在某件关于环境的好（坏）消息公布后，研究该公司在股票市场上是否会出现显著为正（负）的超常收益。如White（1996）研究了市场对1989年发生的埃克森瓦得滋（Exxon Valdez）石油泄漏事故的反应。研究结果发现，Exxon石油公司的股价出现了显著为负的超常收益。Rao（1996）利用《华尔街杂志》1989-1993年报道的污染事件，发现受污染公司的实际股票业绩低于其按照市场调整的预期报酬。Docking和Dowen（1999）研究ISO认证是否会带来股票的超额回报，结果发现市场对ISO认证的反应受公司规模影响。我国学者邱英和钟朝宏（2007）利用2004年四川沱江的污染事故考察川化股份有限公司在事故当年的股票收益，发现其业绩明显低于同行业均值。

（2）配对法。配对法也是学者在研究中常用的实证方法，是指按照某种环境管理指标构造两组互斥的公司，考察两个对比组之间财务业绩差的差异是否具有显著性。Cohen等（1997）利用标准普尔（S ＆P）500指数公司构造了高污染组和低污染组，研究了其会计报酬和市场报酬的差异。结果表明，绿色投资既无惩罚也无溢价。Derwall等（2005）以生态效率评分为标准构造了两个评分不同的企业组合。研究发现，在1995-2003年期间，生态效率高分组的平均报酬率显著高于低分组。肖华等（2008）利用“松花江事件”考察吉林化工所属行业的二公司，判断相关行业股价对环境事件的反应。

（3）回归分析。主要通过多元回归的方法，研究与企业环境管理相关的问题。相对而言，这类方法要求的样本量更大，目前相关研究文献较少，且多数未发现有力证据。

2.国内学者研究综述

国内学者关于企业环境问题的研究，起步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孟凡利（1990）认为，环境问题所表现的环境绩效和环境影响是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主要问题。他论述了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基本理论框架，分析了企业环境信息的主要内容、企业的相关利益者对环境信息的需求，为环境会计的研究搭建了主要的分析框架。

对于环保投入与企业价值的研究，国内学者则主要集中于探讨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价值的关系，顺带提到环境管理问题。陈玉清和马丽丽（2005）的研究表明，企业社会责任信息与企业价值没有很强的价值相关性，但是不同行业之间的价值相关性有差异。刘长翠和孔晓婷（2006）利用2002-2004年沪市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通过回归分析得出企业社会责任的代理变量社会贡献率与企业价值的代理变量净资产收益率存在一定的相关关系。

我国学者对于企业环境管理与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研究甚少，且大多从理论角度定性分析两者之间的关系。纪珊和王建明（2005）认为，企业自觉履行环境责任，关注环境管理，其主要原因还是考虑到披露会给本企业带来商业利益，从而避免企业的投资价值被低估，导致增加融资成本；同时较好的环境信息披露也会吸引社会公众的赞同，有助于帮助企业建立良好的企业形象，从而使其在资本市场和商品市场上更有竞争力，由此获得更多的利益。

在定量研究方面，王立彦和袁颖（2004）以2003年3月前公告ISO认证的26家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事件研究法研究了市场对ISO认证的股价反应。他们发现，在认证公告的当日股票市场会产生正的超额回报，但该回报较弱，且影响随公司规模的增大而逐渐下降。王立彦和林小池（2006）以我国2004年6月30日前公告通过ISO14000环境管理体系认证的100多家上市公司为样本，对这些公司认证前后一年的时间窗口中股权和销售业绩的变动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两者均有显著增长，且在重污染行业，这种增长更加显著。此外，杨东宁和周长辉（2005）基于问卷调查的研究认为，企业的不良环境表现一般并不直接影响其运营绩效。

站在本书研究的角度看，在我国，获得ISO认证是否意味着企业环保投入力度的加大，企业环境投入强度如何影响企业价值，现有文献均没有给出答案。